斯行健

1901年3月11日，斯行健出生於浙江省諸暨縣斯宅村。

1920年，斯行健考入國立北京大學理學院，進預科學習。

1922年，斯行健轉入國立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在李四光和葛利普等教授的影響下，對古生物學鑽研尤深。

1926年，斯行健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應中山大學招聘，赴廣東中山大學任地質地理系助教。

1928年，斯行健到德國柏林大學留學，植物學大師高騰教授攻讀研究生，學習古生物學。

1931年，斯行健以論文《中國裏阿斯期植物羣》通過答辯，從柏林大學畢業，獲得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第一位獲得博士學位的古植物學家。隨後赴倫敦出席國際植物學會，並與印度古植物學創始人薩尼教授結為密友。此後，斯行健又赴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研究古植物學，並在短期內完成了專著稿2部。

1933年，斯行健從瑞典回到中國，先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任教授（至1937年）。

1937年，斯行健到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工作（至1950年），準備在李四光教授的指導下做古植物學研究，卻因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困難重重，未能展開。之後隨中央地質調查所轉移到重慶，進行研究工作。

1947年，斯行健赴美國，在華盛頓美國地質調查所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從事學術交流（至1948年）。

1951年，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斯行健先後擔任代所長、所長（至1964年）。

1953年，《古生物學報》創刊以來，斯行健連任編委。同年出版第一部系統總結中國古生代植物和陸相地層問題的著作《中國古生代植物圖鑑》。

1955年，斯行健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2]  。

1956年，斯行健編著的《陝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羣》出版，該書率先指出了中國中生代植物羣演替規律，並提出了中國中生代陸相地層的劃分方案。

1964年7月19日，斯行健病逝於江蘇省南京市，終年63歲 ^[3]  。

學術成果(3張)

20世紀40年代末赴美進行學術交流時，斯行健擠出時間多與他自己感到不足的被子植物化石方面專家切磋，為他日後開拓新生代植物的研究作好準備。50年代中國孢粉化石研究尚未起步，斯行健預見到它在中國經濟建設中的潛在價值，儘管具體研究已無暇兼顧，他還是儘可能地作些探索，著文介紹進行倡導，他又鑑於其專業圖書的匱缺，並翻譯文獻幫助其他人從事這項研究 ^[4]  。

斯行健在柏林大學求學時，對古植物界權威欣克所著的《東亞石炭、二疊紀植物研究》進行了重新研究。他把欣克當年所定的屬、種逐一評述，把問題梳理清楚。1929年寫出《校正欣克所著東亞石炭二疊紀植物》的論文，接着又提出東亞中生代的主要造煤時期早於西歐的觀點。接着他又在其學位論文中，對蘇鐵杉進行剖析。斯行健遍查文獻，結合標本，以其明快的判斷，高度地概括，把它們理清頭緒，加以歸納。他在古植物的眾多領域裏作出了不同程度的開拓，奠定了中國古植物學和陸相地層研究的基礎 ^[3]  。

斯行健一生研究了東起江蘇、福建，西至新疆、青海，南自廣東、雲南，北抵黑龍江、內蒙古等廣大地區；時代從中泥盆世至新生代的大量化石，僅描述發表過的標本多達3000以上，創建新種上百個。其著作中僅大型、地區性的植物羣研究一項已達8部。中、小規模的也有百來篇。這些著作不僅填補了中國古植物研究中的不少空白，還推進了有關地區基礎地質的研究。其中中國晚泥盆世及其後的早石炭世早期乃至晚石炭世早期、納繆爾期的植物和陸相地層之確認都是和斯行健的工作分不開的。通過上述的大量研究，他為煤炭、石油等礦產資源的勘探和區域地質的調查提供了可靠的生物地層基礎。

20世紀50年代初，地質工作特別是在煤炭資源調查中，急需解決的古植物與陸相地層問題多而迫切。有鑑於此，斯行健特地編著一本系統介紹中國280多種古生代植物及有關問題的書籍。此書不但圖文並茂，討論精詳，還以“中國陸相地層時代的討論”一章作為有關植物羣更迭與地層問題的總結，在地質勘探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他也曾配合石油地質調查而去陝北考察和採集標本。後來寫成《陝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羣》一書。在結論中，他率先指出中國中生代植物羣的演替規律，並提出了從植物進化的觀點劃分中國中生代陸相地層的方案。這些都是他急生產之急，把多年來從事中國古植物、陸相地層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觀點加以發展、補充的總結，這是他研究工作的結晶 ^[3]  。

斯行健寫過一些與現代植物研究有關的文章，最突出的是對二疊紀一種樹蕨莖幹及其氣根的研究，其深入程度足與現代植物學的研究相比。他用古植物學上製備化石的方法對現代水杉表皮的氣孔等進行的研究不僅補充了人們對水杉形態的認識，也為植物化石的正確鑑定及其與現代水杉關係的確定提供了進一步的依據。此外，他從古植物和地質學的研究實踐對現代植物的分佈遷移及其絕滅的問題曾經作過討論，並專門提到水杉等在中國繼續生存的原因。並且早在40年代末，他就曾指出熊貓必然也是要絕滅的，建議組織一個委員會加以保管，並説其迫切程度遠遠超過水杉。可惜的是過去長期未受重視，半個世紀過去了，事實證明他以一個科學家的求實精神所作的預言是完全正確的 ^[5]  。

截至1964年7月，斯行健發表了專著9篇、編著2本，譯著1冊，學術論文約150篇，文集1冊 ^[1]  。

斯行健一貫主張研究就是為了創新，這就需要不斷探索。他既重視文獻的作用，又反對受其束縛。斯行健在晚年多次告誡學生，科學要有進展就得創新，後人修正前人也是十分自然的。這是歷史的進步，否則科學就停頓了。他對學生們的不同意見總是虛懷若谷地傾聽、實事求是地討論。他也十分反對盲目崇洋，對於中國歷史上的傑出成就和創見非常重視 ^[6]  。

1933年斯行健回國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先後任教，講授《古植物學》，這是中國國內首次開設這門課程。1950年到南京大學兼課，專為地質系、生物系的高年級生開設《古植物》課程 ^[1]  。

1955年，斯行健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2]  。

斯行健的爺爺斯景，字爾福，號仰止，官名康，曾任湖北東湖縣、宣恩縣，四川寧遠府鹽源縣、巫山縣等地知縣。父親斯啓佑，字應謨，號耿周，學名旦，曾就讀日本東京警監學校，回國後懷着辦學報國的理想，與辭官回家的父親和具有同樣抱負的族兄友人一起，在山村家鄉創辦現代學堂——斯民學校 ^[6]  。

1937年，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圖書、標本在內遷中，幾經周折，輾轉搬運損失殆盡，斯行健個人多年苦心蒐集的資料又幾乎全毀於廬山 ^[6]  。

1938年8月，在恩師李四光夫婦的介紹見證下，斯行健與朱有年結婚，之後生下一女一兒，分別取名為斯楓、斯葦。“楓”“葦”，均為植物 ^[7]  。

1956年，中國首次評選科學獎金，即“中國科學院第一次科學獎金”，後來被認為是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評選科學獎，這次獲獎成果中斯行健的申報的一項成果《陝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羣》被評為三等獎，但是在評獎結果公佈之前，他得知自己的成果被評為三等獎，感到失望和不滿，他立即“要求撤回，不然就要停止工作”。最後，獎金委員會尊重斯行健的意見，將他從獲獎名單中撤下。

斯行健是早年留學回國開創古植物學的學者，為中國古植物學研究與教學奠定了基礎，是中國陸相地層研究的先驅。他艱苦創業，治學嚴謹，為中國古植物學的發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 ^[6]  。（科普中國評）

“他（斯行健）在研究工作中每有心得，即向後學講解。由於他誨人不倦，當時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無不受其教益。” ^[1]  （古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穆恩之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