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集

文集有楚辭、詩文評論、詞曲、總集、別集之分。楚辭是彙編、註解屈原、宋玉所著之賦的文集；詩文評論為文學評論之書；詞曲是專門收集詞曲，彙編而成。總集是輯錄不同作者的詩文，彙編成集；別集是將一人之多種文體作品，彙編結集而成。文集有的是自編，有的是由其子孫或門人輯錄編成。總集和別集構成文集的主體，其中別集數量尤多。

先秦的《詩經》及諸子之書，本皆具有文集的某些特點，但因前者被奉為五經之一，後者又皆列入子部，故楚辭遂被視為文集之始。其他各類文集，按出現的時間先後順序為：別集、總集、詩文評論、詞曲。西漢王逸，撰《楚辭章句》十七卷，開創楚辭這一類別。別集出現於東漢，為後人追題的《荀況諸集》，集的名稱的正式產生，是南齊張融撰寫的《玉海集》。總集的最初代表作為西晉摯虞所編的《流別》，其書已佚，但在《藝文類聚》中仍保留摯虞著書之論。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文選》，是現存的最早的一部總集。詩文評論於曹魏初年體裁漸成，因曹丕的《典論》已佚，故學者將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定為詩文評論的創始作。詞曲類則大體形成於宋詞出現以後。

我們所能見到的文集，絕大多數為明清時期所編錄。明以前的文集多已散佚，但傳世者不乏名著，具有極高的史學和文學價值。以總集為例，有梁蕭統的《文選》、陳徐陵的《玉台新詠》、宋李昉的《文苑英華》、宋郭茂清的《樂府詩集》等等。

明人文集文體類別多種多樣，主要是詩、文、書牘、奏對等，包括有：奏疏、諫阻、論説、公牘、書啓、序跋、策問、詔令、傳記、行狀、行述、年譜、箴、銘、筆記、日記、墓誌銘、神道碑、哀辭、祭文、讚頌、賀、表、雜著、揭帖、史論、史評、註釋、考證、經筵講章、語錄、辭賦等。其內容豐富，諸如國家政治、典章制度、戰爭、邊防、軍事、行政、吏制、刑律、命案、宗廟、陵寢、禮儀、科舉、户口、田賦、税收、徭役、農田、水利、海運、漕運、倉儲、風俗、民情等，是研究一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和中外關係的重要史料。

存留完整的明人文集的數量，尚無全面的統計，除詩集外約有兩千餘種。

作者一千五百餘家。其中包括元明之際的宋濂、劉基、胡翰等，明清之際的錢謙益、顧炎武、王夫之等。筆者以官僚政客、文人學者居多，也有少數隱士、道家和釋家的作品。

明人文集有明刻本、清刻本和民國年間的鉛印本等，也有尚未刊行的稿本、抄本，除單行本外，大都收入各種叢書。

清代無論文集的數量，或所包含的內容，都大大超過前代。據《清史稿·藝文志》的載錄，共收有別集類書目一千六百八十五部﹐總集類書目五百零三部。後來《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又續收別集類書目兩千八百九十部，總集類書目三百五十四部。上述書目，包括了一部分清人輯軼前代詩文的集子，若將其剔除在外，總計約五千部以上。曾有學者檢索中國各大圖書館收藏的有關書目卡片，共得清人詩文別集目錄約一萬三千餘種。而這還不是最後的數字，因為流散在各地的抄本﹑稿本，甚至一部分刻本，都無法收集在內。至於亡佚散失的集子，則更難以考稽齊全了。

清人文集，從名稱而言，大抵沿襲前世舊稱，叫做集或文集﹑類集﹑合集﹑全集﹑遺集，也有稱作稿﹑文稿﹑類稿﹑叢稿﹑存稿和遺稿的，而稿又有初稿﹑續稿﹐集有正集﹑別集的分別。此外，亦有以文錄﹑文編﹑文略﹑遺文等命名的。至於在集﹑稿﹑抄﹑錄等名目之外另出書題的，當然也有不少。

清人文集，極大多數屬於個人之作。在當時，一些名家碩學之士，固然都要編選集子，許多朝廷顯宦，以及省府州縣等官，甚至連皇帝本人，亦因顯示學問，或附庸風雅，致力於刊刻詩文論説。至於一般窮儒寒學之輩，儘管財短力絀，但也常拼其畢生之力而收輯自己文章。

清人文集的內容龐雜不一，類目的劃分與明大體相同，並以奏疏﹑論説﹑記敍﹑序跋﹑傳志佔主要地位。但也有的文集，類目單一，如只收其詩作的詩集之類。文集的份量也大小不一，多者可以上百卷或數百卷。如乾隆皇帝弘曆的《高宗詩文全集》，共有五百八十二卷，可算是份量最大的了。一二十卷至數十卷的集子比較普遍。少者則二三卷或不分卷。當然，除了卷數多寡以外，卷與卷之間的大小，也與份量的多少有直接的關聯。

清人文集，往往初集或初稿由本人選定，而續集﹑續編或輯佚之類，由後人繼續增補。也有的是多次整理﹑多次刊刻。歷經康﹑雍﹑幹三朝的著名學者方苞，其著述就先後被整理刊刻過五六次。

清人選編眾人之作合為“總集”的風氣也很盛。康熙中魏憲輯《皇清百名家詩》，收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魏裔介等九十一人的詩作，同治二年(1863)，李長榮輯《柳堂師友詩錄初編》，則收了一百六十多人的作品，蔡殿齊的《國朝閨閣詩鈔》，專門收錄一百名婦女之作，還有如宋犖的《國朝三家文鈔》，是將侯方域﹑魏喜﹑汪琬三家文字輯在一起。道光時，李祖陶的《國朝文錄》初編，收各類文集四十種，同治間又出續編，再收文集五十種。這些詩文總集，一般只是把所要收錄的原編集子輯在一起，進行刊刻，做法比較簡單。另如沈德潛的《國朝詩別裁集》﹑張應昌的《國朝詩鐸》，是從數百種或近千種集子中，按作者的意趣，選出佳作並加註釋，分時期或類別，編輯成書，需花費較大功夫。類似沈﹑張兩人以編選各家文章成集者，當推《切問齋文鈔》和《皇朝經世文編》最為著名。《切問齋文鈔》，乾隆間由陸耀編輯，共三十卷，分學術﹑風俗﹑教家﹑服官﹑選舉﹑財賦﹑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時憲﹑河防十二門，是一部以經世致用為目的的好書。後來賀長齡聘魏源編《皇朝經世文編》，多少也受到該書的影響。

清人的輯佚工作是很出名的，於是便有人把前代人的文章詩詞收集起來，編成集子，儘管不能歸入清人文集，但搜求遺文﹑校刊訓釋相當艱苦，也可算清人在學術上的一大成就。從康熙時候起，由官府倡導陸續編出的《全唐文》﹑《全唐詩》﹑《全金詩》等，都是些費工費時的大部頭書。其他如張金吾輯《金文最》﹑李調元的《全金詩》﹑繆荃孫的《遼文存》等﹐亦頗見功夫。而最足稱道的當為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據作者自稱，他曾歷時二十七年，竭盡搜求爬梳之力，始得功成完篇。

清人文集，不但是從事文學史研究的基本資料，而且因為集子中的內容包括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民族等各個方面，所以也為歷史研究工作者所看重，是進行歷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資料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