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戰線

《文藝戰線》主創成員(17張)

1939年，周揚在文藝戰線創刊號上發表文章我們的態度。文章説:到今天為止，一部分作家的生活都還沒有和戰爭結合。必須在各方面來發動和組織作家到前線去的運動。

現代文藝月刊。1939年 2月16日創刊於延安。周揚主編，編委會成員有：丁玲、成仿吾、艾思奇、沙可夫、沙汀、李伯釗、何其芳、周揚、柯仲平、荒煤、夏衍、陳學昭、卞之琳、周文、馮乃超、劉白羽16人。由文藝戰線社出版。發行人夏衍，生活書店總經銷。刊物在延安編輯，國民黨統治區印刷,面向全國發行,因此刊物的出版經常脱期。1940年2月16日出至第 1卷第6號後，擬“改成一個時間間隔較長的季刊”（第1卷第6號：《啓事》），宣告停刊。共出版6期。創刊號發表周揚的發刊詞《我們的態度》,闡明“《文藝戰線》本身就是一個統一戰線，她是所有站在民族立場上的作家共同的地盤”，對於當前的文藝運動,提出了要加強團結，反對宗派主義，提倡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鼓勵作家深入生活，改造世界觀。活躍文藝評論等主張。刊物以發表文學創作為主。小説方面，野蕻的《新墾地》描寫延安的生產運動，沙汀的《聯保主任的消遣》揭露了國民黨統治區的黑暗現象。成績比較顯著的是報告文學和散文，象沙汀的《賀龍將軍印象記》，何其芳的《我歌唱延安》、《日本人的悲劇》，劉白羽的《五台山下》,卞之琳的《晉東南麥色青青》,黃鋼的《開麥拉之前的汪精衞》，駱方的抒情散文《溜黃河六百里》，以及胡考的通俗作品《陳二石頭》等，在當時獲得普遍的好評。詩歌方面，象柯仲平的長詩《平漢路工人破壞大隊的產生》，卞之琳的《慰勞信》，天藍的《隊長騎馬去了》等，都產生過良好的影響。刊物重視文藝評論工作。艾思奇的《抗戰文藝的動向》、《舊形式運用的基本原則》，周揚的《從民族解放運動中來看新文學的發展》、《對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等，都是針對現實的文藝運動的文章。第1卷第5號的“藝術創作者論民族形式”特輯，發表了冼星海、羅思、蕭三、柯仲平、何其芳、沙汀等人的論文，這是關於民族形式問題討論的最初的一批文章。此外，關於戰地文藝工作的經驗總結，對於作家作品的評論，都是密切聯繫當時的文藝運動。刊物主要是面向國民黨統治區，闡述對文藝問題的主張,發表反映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生活的創作;刊物有較強的戰鬥性與思想性，作品的生活氣息比較濃郁，評論與現實鬥爭的聯繫緊密，這些特點使它在文藝界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他説:第一，所謂前線並非是戰壕的同義語，作家上前線也並不是放下筆去拿槍，我們的前線包括廣大的敵人的後方、我們的根據地和游擊區。第二，戰爭變化了中國，而變化得最迅激且最巨大的鄰近戰爭的地區。那裏有無數士兵兄弟們為國守土在流血戰鬥，有抗日政權的巨人般的出現，於此可以展示出中國現實的積極面、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雛形。這是大有益於堅定讀者的勝利信心的。第三，後方，特別是遠後方的社會比較停滯和沉悶。如果缺乏對日漸增長的民族抗戰力量的透視，很可能使一個有心的作者不免流於民族的悲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