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晟

大清咸豐九年正月，太平天國將領石鎮吉率領十萬大軍從福建攻入粵東。二月初，署理嘉應州知州的文晟，在糧餉不繼，援軍斷絕的情況下，組織民團和婦女堅守州城，最終城破身死，包括小妾在內的多位家人也一同被殺。同年六月，兩廣總督黃宗漢上書朝廷，替他請恤（即是《文壯烈公請卹典疏》，題目是後加的）。3個月後，咸豐皇帝發佈上諭：文晟着照道員陣亡定例從優議恤，並准予該州城內建立專祠。13年後，咸豐帝的兒子同治皇帝又過問了此事。 ^[1] 

《清實錄·同治朝實錄》記載：（同治十一年二月）追予廣東嘉應殉難署知州知府文晟諡壯烈。一個知府級別的官員之死獲得兩位皇帝的關切，卹典延及13年，的確是非常少見。後人認為，清廷對知州文晟身後的卹典，體現了“皇恩浩蕩”——皇帝甚至有破格優恤的意味了。

其一，賜祭葬時提高了等級。《清實錄·同治朝實錄》説文晟 “署知州知府”，是指他原來為惠州知府，帶兵到梅縣松源剿匪，事後署理嘉應州知州，仍是知府的身份，即是代理知州的知府。通常情況，清朝官員的身後事，採用原級別辦理就可以。以清末名臣丁日昌為例，他先後任江蘇巡撫和福建巡撫，之後以總督銜會辦南洋軍務，節制沿海七省水師。因為生病沒有到任，他去世後，清朝未按照總督級別，而是援引巡撫例予以撫卹。而此時咸豐皇帝開了金口， “照道員陣亡定例從優議恤”， 給他提升到了道員這個級別。而按照陣亡定例，經濟等方面也有所補償。據《嘉應州志》，文晟參照道員同級別的武官都司，兵部給予一次性撫卹金為350兩白銀，禮部按照四品官陣亡例予全葬銀200兩，一次致祭銀12兩，撫卹也較為優厚。另外，作為家屬，其子弟也可獲得恩蔭。

其二，入祀京師和地方的昭忠祠，並給了他建專祠祭祀的待遇。昭忠祠內人數較多，入祀對象包括殉難的王公乃至陣亡的兵丁，而專祠則有所不同。據《清史稿》，清廷原來在京師設立專祠，祭祀對象為有突出表現的有功之臣，早期的有定南王孔有德等人，後期的有文華殿大學士、一等伯爵李鴻章等等。而在各省設立的專祠中，為人所熟知的，有在鴉片戰爭中殉國的民族英雄關天培、葛雲飛、陳化成。而在當時，清朝正在盡全力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文晟作為忠誠死節之臣，其榜樣示範和激勵作用，與後述功臣相等。故而在疆臣疏請之後，皇帝給予了特殊的恩遇（經江西巡撫劉坤一奏請，在文晟的故鄉江西萍鄉另建一專祠）。與名宦祠鄉賢祠附祀在學宮不同的是，據《嘉應州志》，“文壯烈公祠奉旨敕建在城內西南隅”。其專祠是梅州繼文天祥、劉元城之後的第三座名人祠，地方官府以春秋兩季仲月擇吉致祭。

其三，追賜了諡號。在清朝，去世的官員獲得朝廷賜諡，是非常榮耀的事情，乃是對其一生功業的肯定，為蓋棺定論的“易名盛典”，後人也可獲得蔭庇（清末名臣丁日昌就未獲賜諡）。通常情況，官居一品的官員，可以得到諡號；從二品的巡撫以上的，功高望重者（尤其看重戰功），也能獲得諡號。文晟的獲諡，從這個角度看，實際上有“破格”的意味了。《清史稿》也證實了這一點：軍興而後，道、府、州、縣等官死綏不少，疆臣疏請（賜諡），不拘常格矣。太平天國起義就發生在“軍興”的咸豐元年，皇帝在咸豐九年時未予文晟賜諡，原因出在疆臣黃宗漢身上：他只是“請恤”，並未直接“請諡”。最後由同治皇帝依其事蹟，遵照前例做出追諡“壯烈”的決定，也算是合乎常理。

其四，追贈官職。《嘉應州志》稱文晟“事聞贈太僕卿，立祠，蔭子，賜諡”，大致涵蓋了清廷兩次賜卹的內容。清朝官員去世後獲追贈官職也是較為常見的，只是“贈太僕卿”記載得比較模糊：“太僕卿”有可能是從三品的太僕寺卿，或者是正四品的太僕寺少卿。文晟是從四品的知府，依正四品道員予恤，後者可能性比較大。文晟的孫子文廷式為光緒十六年殿試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即榜眼），曾任從三品的大理寺正卿等職，後官至二品。朝廷對其先人進行封贈，文晟先是“旌贈中憲大夫（正四品）”，再“晉贈資政大夫（正二品）”，從時間次序上也是合乎“贈太僕寺少卿”的觀點。“蔭子”一事在《文廷式年譜》及其家譜也有相關的記述，文晟後人獲得 “騎都尉世職，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的恩蔭。只是騎都尉世職襲次還未完成，大清已經滅亡了——這自然是後話了。

文晟獲得兩位皇帝的優恤，卹典中獲得其四。在封建時代，哪怕是得到其中一項，已是難得的殊榮。除了他忠於職守死於職事之外，他的勤政廉明也為人稱道。文晟歷任東安（今雲浮）、清遠、連平、海陽（今潮安）等州縣官，咸豐三年(1853)以“廣東第一清官”特授惠州知府，直至咸豐九年(1859)守城殉職。光緒《海陽縣誌》説，“所至以振興學校、表揚節義為務，並疏水利以濟農田，築堤防以捍潦漲，擒捕盜賊，息訟安民，卓著循聲。”兩廣總督黃宗漢也在《文壯烈公請卹典疏》中説：“文晟仕粵三十餘年，官聲素好，前任嘉應州時，深愜民隱，歌頌至今。”時至今日，其勤政愛民、廉潔奉公的行為，也並不過時，仍然獲得百姓稱道和頌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