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全書包括五部分。

第一部分，標題為“一個文明的世界”。薩繆爾·亨廷頓（以下簡稱亨廷頓）認為，冷戰後，全球政治成為多極和多文明的，冷戰後的世界是由7個或8個主要文明構成的。它們是：西方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國際關係的主要行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國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國家。亨廷頓指出，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歸屬，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認同的最大層面，是人區別於其他物種的根本，現代化不同於西方化，它既不會形成任何意義上的普遍文明，也不會導致非西方社會西方化。

第二部分，標題為“變換的文明均勢”。亨廷頓指出，文明之間的權力均勢正在變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它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中所佔的比重相比其他文明正日益縮小；相反，亞洲文明卻在發展壯大他們的經濟、軍事和政治力量；伊斯蘭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國家與其鄰國的平衡關係。一般來説，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他們自身的文化價值，在21世紀初期，人類將經歷非西方權力與文化的復興，經歷非西方文明內部相互之間以及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

第三部分，標題為“正在出現的文明秩序”。亨廷頓認為，受現代化的驅使，全球的政治正沿着文明界限進行重組，具有相似文明的人民和國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分離。由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係界定的聯盟正讓位於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聯盟。文化社會正在取代冷戰集團，文明之間的斷裂帶正在變成全球政治中衝突的中心地帶，因此，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

第四部分，標題為“文明的衝突”。這是全書的核心。亨廷頓首先指出，文明是人類的終極部落，文明的衝突就是全球規模的部落衝突，文明間衝突一般有兩種形式，在地區或微觀層次上，不同文明的鄰國或一國內不同文明的集團之間的斷裂帶衝突；在全球或宏觀層次上，不同文明的主要國家之間的核心衝突，其次，亨廷頓認為斷裂帶戰爭具有相對持久、時斷時續、暴力水平高、意識形態混亂、難以通過協商解決等特點。不僅如此，斷裂帶戰爭通常發生在信仰不同宗教、不同神的人民之間，再次，亨廷頓從歷史學、人口學和政治學角度分析了斷裂帶戰爭爆發的原因：歷史上的衝突遺產，恐懼不安和彼此仇恨的歷史記憶；人口比例的巨大改變，一方對另一方造成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壓力；政治上新興政治實體對民主化進程的強烈要求。最後，亨廷頓指出，由於斷裂帶戰爭是間斷性的，斷裂帶衝交是無休止的，因此永久性地結束斷裂帶戰爭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暫時性地休止斷裂帶衝突，這通常需要主要參與者的疲憊衰竭和非主要參與者的積極介入。休止斷裂帶戰爭，阻止它們升級為全球戰爭，主要依靠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國的利益和行動。斷裂帶戰爭自下而上，斷裂帶和平卻只能自上而下。

第五部分，標題為“文明的未來”。亨廷頓認為，西方的生存有賴於美國人重新肯定他們的西方認同，以及西方人把他們的文明看作是獨特的而非普遍的，並團結一致對付來自非西方社會的挑戰.全球文明間戰爭的避免則有賴於世界領袖接受併合作維持全球政治的多元文明性質。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國捲入的全球戰爭雖然爆發的可能性極小，但並不是不可能的。這種危險的根源在於：文明及其核心國之間權力均勢的變換。在未來時代，主要文明間戰爭的防止需要各國遵守三個規則：（1）棄權規則，即核心國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衝突，這是多文明和多極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條件；（2）合作調節規則，即核心國相互協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間的斷裂帶戰爭；（3）求同規則，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應探尋並努力擴展與其它文明在價值觀、慣例和習俗方面的共性。人類必須學會如何在複雜的多極的多文明的世界內共存。在書的結尾，亨廷頓指出：“文明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以文明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戰爭最可靠的保障。” ^[2] 

1993年夏，薩繆爾·亨廷頓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的文章，首次闡發了他的文明衝突理論，在那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文明之間的衝突是否決定世界政治前途的問題，文章發表後引發了一場世界性的爭論各國學者譭譽參半。3年後，亨廷頓將這篇論文豐富擴展成一本專著，取名《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2] 

亨廷頓明確表示他承認“西方化”並不等於“現代化”。“現代化”的進程是由西方領導的，但是現代化並非西方國家突然之間就具有的特徵，緊隨着現代化之前西方社會幾百年間獨特特徵，雖然具體細節不同但是核心體制、實踐、信念卻一致，古典遺產、天主教和新教、歐洲語言、世俗權威和精神權威相分離、法制、社會多元化等元素構成了西方必不可少的核心，是西方社會的獨特性所在，也在西方實踐自身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西方社會的擴張，促使非西方文明社會的現代化和西方化，對於西方的影響，世界其他國家給出了三種迴應。一是拒絕，二是接受二者，三是接受前者拒絕後者。17世紀的中國和日本在西方叩關之初選擇了拒絕，但是西方的武力打開了蔽塞的國門，拒絕主義流產。以土耳其凱末爾革命為代表的國家陷入了“無所適從”的境地。宗教、習俗上是伊斯蘭社會的土耳其很難拋棄根深蒂固的伊斯蘭文明的影響。橫亙在歐亞之間的土耳其一直以東西文化的橋樑自居，拋棄原有文化以堂皇之姿申請加入歐盟，在20世紀80年代後土耳其繁榮黨（伊斯蘭教派）實力的壯大在國內掀起了陣陣反對浪潮，而歐盟各國處於政治考慮雖將土耳其列入候選國之列卻因為經濟、文化原因遲遲無最終結果。當代的中國無疑選擇了第三條道路。自1978年後中國在經濟上為實現現代化採取了中國式市場經濟道路；文化上宣傳儒教文化迴歸“集體主義”、“家庭”“責任”“道德迴歸”。

總之，亨廷頓認為西方化促進了現代化，而後期階段現代化在兩種層面促進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復興。其一、個人層面：傳統和社會斷層，個人陷入了困境，開始尋求新的信念、認同，繼而轉投宗教懷抱，第一代人往往被世俗化，而二代卻宗教化。其二、社會層面：由於經濟實力的增強，原來的落後國文化會不斷伸張，宣傳自身的“文化優越性”。以“現代化”的表述代替“西方化”表明在20世界後半期全球史學興起後，西方史學家對於撰史以西方為中心的不斷的反思，斯塔夫裏阿諾斯認為自己是站在月球上來寫述地球的歷史，由此可見一般。

亨廷頓悲觀的承認了西方文明在力量、文化、本土化上的相對衰落，對於未來又過於警醒，在20世紀末就指出中華文明崛起的巨大威脅。中國學者批評其“預言現實性”深恐美國民眾以及決策者會受其影響。而21世紀頭10年中國在南中國海、邊疆問題上遇到諸多阻撓，無疑背後就有被抹黑的因素在。作為一個政治家以及曾經的卡特政府外交顧問，亨廷頓於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時拋出“文明衝突論”明顯是有一定政治意圖的，因為美國失去舊對手，樹立新的“假想敵”實屬必要。中國人口數量大，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並且海外華人、華裔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提高，正好符合要求。盛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各國公開的反對西方式民主和文明稱美國政策是“文化相對主義論”則是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供了良好的敵對藉口。為了掩蓋事實上的政治意識形態不同和經濟利益糾紛。搬出“中華文明”對抗“西方文明”的大旗，將二者的文化分歧一一道來試圖證明其文化衝突不可調和。不止如此為了增添説服力列舉北約、歐盟的合作強調西方文化內部不免摩擦和戰爭，但是基於信仰生活理念的一致在現代社會中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低的。 ^[5] 

薩繆爾·亨廷頓（1927—2008），美國當代政治思想家、國際政治理論家。先後就讀於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哈佛大學聘請亨廷頓為終身教授，直至榮休，培養了包括弗朗西斯·福山、法裏德·扎卡里亞在內的一批政治學者。曾任約翰遜、卡特政府顧問，美國政治學會主席。代表作有《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浪潮》《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失衡的承諾》《難以抉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參與》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