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及其缺憾

第一部分內容，作者認為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獲取幸福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由於人類發展中一部分態度或本能衝動保持不變，而另一部分卻向前發展了，所以“在精神生活中，過去的保留是一條規律而不是例外”。從人們本身的行為表現看，人生目的無疑是追求幸福，但從本質上講，人的幸福只能是一種暫時現象，人更容易體驗到痛苦。作者還列舉和分析了十幾種追求幸福的方式，其中肯定三種方式：一是藉助於本能的昇華，從內部的心理方面尋找滿足，從而獨立於外部世界，二是利用可轉移性，但不脱離外部世界，而是通過與外部世界感情上的聯繫而獲得幸福；三是對美的欣賞、享受。最後得出結論：人絕對達不到快樂原則所要求的幸福，但我們仍然要努力去追求幸福；通向幸福的道路多種多樣，每個人都要尋找適合於自己的獲得幸福的特定方式；這裏起決定作用的是個人的心理特性，與外部環境沒有關係，任何極端的選擇都要受到懲罰，決不可以把所有的滿足都寄託在一個抱負上。

第二部分，作者認為文明標誌着人類的進步，但卻是對人性的壓抑，文明就是“所有使我們的生活不同於我們的動物祖先的生活之成就和規則的總和"。作者列舉了文明的四種具體形態：（1）一切有助於人類改造地球使之效勞於人類生活的活動與資源；（2）美、清潔和秩序：（3）較高級的精神活動；（4）社會制度和行為規範等。作者還從兩個方面來論述文明對人性的壓抑。第一方面，文明同個人的幸福的關係。人在自然面前是一種弱勢羣體，靠個體的力量簡直不能生存，必須聯合起來進行勞動以改造自然才能活下去。但是，人們的聯合是以克服個人擅自行動為前提，要求“團結一致”，人類才有可能共同生活。因此，文明產生的必然性就表明它是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的。第二方面，文明對待性本能的態度。文明產生的內部根據是愛的力量，但文明與愛之間有着不可避免的裂痕，表現為：（1）家庭與個人所屬的更大的集體之間的衝突；（2）婦女與文明的對立關係；（3）文明形成的禁忌、法律和風俗必然意味着對性本能的限制和壓抑。最後，作者認為文明發展還要以對進攻本能的壓抑為基礎。

最後兩章主要討論“文明是如何具體實施對人性的壓抑，使得人的行為朝向它的目的和要求”的問題。作者回答道：“文明讓個人的進攻性轉向內部，即在個人心中建立一個力量，它以良心的形式監視着個人的進攻願望，個人只要做了壞事或僅僅萌生做壞事的慾念，它就通過內疚感來讓人產生一種對懲罰的需要，並自己懲罰自己。”“良心是超我的一個功能，內疚感則是嚴厲的超我和受制於它的自我之間的緊張關係。”內疚感的產生有一個外部影響的動機，是個人“對喪失愛的懼怕”，壞事就是“使個人受到失去愛的威脅的事物”。弗洛伊德委婉地借他人之口説，文明對人類並無太大價值，“整個努力不值得這樣勞民傷財” ^[2]  。

此書寫成於1929年，發表於1930年。此時正值納粹在歐洲崛起，新的戰爭陰影籠罩着世界。在該書的結尾，弗洛伊德表達了對戰爭的憂慮。可見這部著作是向人們敲起的戰爭警鐘，提醒人們人類自身的進攻本能將會毀滅人類所創造的文明，號召人們起來同戰爭的威脅進行鬥爭 ^[4]  。

該書於1929年夏天開始寫作，首稿完成於七月底，十一月初送去印刷。弗洛伊德最初把此書定名為Das Ungluck in der Kultur（《文明中的不幸》），但是“Ungluck”（不幸）後 來被改為“Unbehagen” （不適），在英文中很難找到與它相當的詞，不過法文的“malaise”（不適）意思基本上與它相同。弗洛伊德在給他的譯者瑞徽夫人的一封信中建議把題目改為“Man's Discomfortin Civilization”。《文明中人類的不便》，但是他自己確定了現在所採用的這個題目 ^[5]  。

在該書中，弗洛伊德運用他的潛意識學説重新審視人類文明，認為標誌着人類進步的文明其實一直在嚴重地壓抑人性 ^[6]  。

弗洛伊德認為，人們通常認為，在人類社會由野蠻狀態向文明狀態的發展過程中，文明的出現不僅給人們提供了抵禦各種災害的巨大的保護，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行動自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為人們對付自然的攻擊提供了保證條件；但是，就處於具體社會環境中的個人自我人格而言，它永遠處於無法擺脱的衝突狀態之中：要想使自身的肉體衝動轉化成社會所能夠接受的行為，自我就必須控制和壓抑本我追求快樂滿足的衝動；如果自我想使自身的肉體慾望獲得滿足因而成為自己，那麼，它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否定自己對社會作出的承諾。這種狀況不僅意味着人們發展了一個不代表自己的本性並且與自己的本性相反的社會，而且表明作為自我的個人與作為其生存環境的社會之間的關係是被壓抑與壓抑的衝突對立關係。人類文明能夠不顧個體自我的性格和各種欲求而興起，並且在其發展過程中無益於促進個體獲得幸福，這表明文明本身是有相當大的缺憾的。

弗洛伊德認為，幸福是一個人在其生活過程中遇到的平常的方面，不幸則是他在生活中遇到的無法避免的事情。相比較而言，人們在文明社會的生活過程中更容易遇到作為痛苦的不幸，而不是作為正常現象的幸福。一般説來，不幸在文明社會中有3個來源：1．它來源於簡單的身體生理方面的極限，即不論一個人採用什麼手段努力擺脱命運的束縛，他最終都無法避免自己的身體隨着時間的流逝而逐漸衰落、走向解體；2．它來源於各種人們無法避免的自然災害；3．它還來源於由與我們相同的男人和女人組成的文明社會，而這種痛苦是最難以忍受的。弗洛伊德指出：“在最嚴格的意義上説，我們所謂幸福（它的出現是非常突然的）是在我們滿足那些受到深深壓抑的需要的過程中產生的。質而言之，這種幸福只能是一種暫時現象。當快樂原則所渴望的某種狀態被延長的時候，它只能產生微弱的滿足。相比較而言，由於原始人不知道限制其本能，所以他們所處的情境反而比我們更好一些。作為文明人，我們把使我們幸福的一部分可能性用來追求安全了。由於文明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所建立起來的公共秩序，對作為個人的自我之各種欲求的壓抑，任何一個社會成員獲得的幸福都是暫時的簡單的，而且其滿足的方式和過程無不對公共秩序造成威脅。

基於上述狀況，弗洛伊德指出，生活在文明社會之中的個人只能通過下面兩種方式追求幸福：一是努力躲避給自身帶來痛苦的各種原因，這是一種消極地追求幸福的方法；一是努力提高使自己能夠經歷和享受快樂的水平，使自己通過對各種對比的體驗，在生理需要獲得相對滿足的過程中享受幸福。不過總的隘來，每一個人都命中註定處在本我之劇烈與超我之專橫檢查形成的對立平衡狀態之中，由此可能產生出摧毀一切的破壞力量，也可以產生與這種力量相抗衡的愛的力量，而其最終結果則是未定的 ^[7]  。

該書指出了人類文明的缺憾在於壓抑本我和制裁快樂原則，得出了潛意識本身所暗含着的文明與本能的衝突這一結論，對西方現代哲學、心理學甚至文學藝術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6]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精神分析學創始人、弗洛伊德主義的締造者。將精神分析學的原則、觀點用作解釋個人、歷史和文化現象，從而使精神分析學發展成為一種哲學人類學體系，並廣泛滲透到其他社會科學領域，在西方成為一種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思潮。其主要著作有《歇斯底里研究》《釋夢》《性論三講》《精神分析的起源與發展》《圖騰與禁忌》《精神分析引論》《文明及其缺憾》和《精神分析引論新編》等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