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悌

文悌自幼聰穎好學，曾受教於滿族名士宜綬、蒙古狀元崇綺，能詩畫，習弓馬，少時一度離家遠遊，增廣見聞。

同治初，文悌和部分滿蒙俊彥結成“探驪吟社”。文悌早年與寶廷最稱莫逆，其嗣父成瑞即寶廷之叔。

不久文悌家境轉貧，妻、母也相繼去世，更兼仕途蹭蹬，歷時15年才題升主事，還每每遭到同僚嘲諷。光緒八年（1882）閻敬銘出掌户部，文悌曾上萬言書，諫以“核實認真、信賞必罰”，受到閻氏賞識。此後，文悌迅速在户部乃至京城官場嶄露頭角

光緒十年（1884），文悌建議“清查旗餉冒領，並另擬籌皇家袒免外宗祿，及八旗孤寡生計專款，勿混餉額”，卻被內閣侍讀學士延茂指名嚴參，斥為“傷國體”“違祖制”。然而朝廷並未降罪，令文悌感恩不已，嘆為“歷來司員被參所未有者”。

光緒十一年，文悌以京察一等簡任河南開封遺缺知府，次年補歸德知府。

光緒十五年，他還捐獻鄭州河工銀1000兩，被朝廷獎給花翎。御史胡孚宸稱其歸德任上，頗有“循良頌聲”。

文悌40歲時，嗣父去世，依例回旗丁憂，但因其任上挪欠公款上萬兩，不得不滯留當地，傾家、借貸以償。光緒十六年冬，文悌服闋百日孝滿，奉旨內用，旋授户部浙江司員外郎。起初他還躊躇滿志，不料户部堂官翁同龢等無一對其垂青，致其多年置身閒散。他生活上也窮困交加，不但經濟極端拮据，還繼殞一妻二妾之後，又殞第三妾，並接連夭折子女十餘人。加上故交零落，無從排解，文悌常年閉門不出，曾以“杜户謝賓客，絕跡高門前”形容自己寂寞孤苦的狀況。直至光緒二十三年冬補授湖廣道監察御史，他才燃起新的希望。

文悌出任御史時，適逢列強在華掀起瓜分狂潮，官紳士子們競相獻計獻策。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1898年3月22日），文悌首次出奏，臚列四款：一曰“法祖”，力返滿族純樸質實舊習；二曰“尊師”，闡明孔子之道，令儒臣進講四書五經，敦促各地文廟、官學、書院、學堂和洋務局所宣講儒學；三曰“納言”，台諫翰林及京外臣工若有嘉謀灼見，准許上奏或呈請上司代奏；四曰“勤政”，舉行御門典禮，將在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科道暨各部院掌印官宣至御前訓誡，並仿清初成案，“或在南書房、懋勤殿立一召對處，選儒臣備顧問”。為籌備此次上奏，他不但籌劃兩月之久，還請康有為代為擬折。文悌偏於保守的萬言書，並未打動光緒帝，但其三月初五日（3月26）呈遞的《請捐軀以拒俄聯英疏》，卻頗引時人關注。該折針對俄國強租旅大事件，自請赴俄辯論，俄如不悟，則蹈海而死，再由朝廷布告英、日等國評斷是非，協助阻止。該折同樣由康有為草擬，文悌也同樣有所改動。文悌該折雖未被朝廷採納，卻被國內各報競相轉載，背後不無他自行炒作和“康黨”推動宣傳的因素。

時隔不久，京城又因保國會的成立掀起軒然大波。該年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鑑於外侮頻仍，康有為和御史李盛鐸等發動各省公車、京官百餘人成立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入會者捐銀2兩。《國聞報》曾刊佈《京城保國會題名記》，無文悌之名。但黃彰健已證實，該題名並不完備。在保國會會員張鴻創作的歷史小説《續孽海花》中，披露了不少該會的原始資料，還提及文悌（影射名“武義”）薦康為總理並爭當副總理。然而保國會甫一成立，便遭到禮部尚書許應騤、吏部主事洪嘉與、御史潘慶瀾等人的阻撓詆譭。李盛鐸也於閏三月十三日“參保國會以求自免”。保國會由此被迫中止活動，康處境維艱，“謗言塞途，賓客至交皆避不敢來”。

此後，文悌雖有意淡化與康有為的聯繫，卻並未中斷往來。閏三月二十七日（5月17日），文悌奏參雲貴總督崧蕃貪縱辜恩、朋比營私，於雲南新政奉行不力。該折亦由康氏草擬。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緒帝頒佈“定國是詔”，實行變法。隨後清朝中樞開始大換血：軍機大臣、户部尚書翁同龢革職，由王文韶繼任；裕祿入軍機；榮祿出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節制聶士成、董福祥、袁世凱三軍；刑部尚書崇禮兼任步軍統領。又，新授文武一品暨滿漢侍郎須向慈禧太后謝恩。

雖然帝后矛盾由來已久，翁同龢畢竟貴為帝師，即便是其政敵榮祿，對其去職，表面上也做出同情姿態。只有文悌毫不掩飾自己幸災樂禍的心理，於五月初三日送詩罵翁。同時，他與康有為的關係也急遽惡化。因保國會飽受毀謗，康一度有意返粵，還兩次向文悌辭行。文悌“諷以歸隱，並有勸其切勿走胡、走越之言”。不料康非但未走，還因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奏薦，於四月二十八日蒙光緒帝召見，任為總理衙門章京，獲准專摺奏事和進呈書籍。

五月二十日（7月8日），文悌出奏《言官黨庇誣罔折》。

此前文悌參與過“康黨”的若干謀劃，其奏應非空穴來風，而其揭發康“保中國不保大清”和楊深秀“竟告奴才以萬不敢出口之言”，更是當時最嚴重的政治指控。甲午戰後，漢族官紳的排滿情緒確已暗流湧動；“康黨”尤為激進。梁啓超曾私下揚言：“中國之天下已為滿人破壞，欲挽回國運，不可不脱離滿人之羈絆。”稍後他受聘湖南時務學堂，力主“徹底改革，洞開民智，以種族革命為本位”；康有為亦無異議。滿族意識濃厚的文悌，捕捉到“康黨”不經意間流露的排滿情緒，並不意外。而“康黨”有“圍園劫後”的密謀，也在現有研究中獲得證實。不過文悌上奏的時機和所論話題畢竟太過敏感，難免令人懷疑別有內情。首先，文悌雖稱與許應騤向無往來，但字裏行間處處抬高、附和許，甚至稱許氏“所論康有為各節皆非揣測之辭”，反而顯得欲蓋彌彰。其次，文悌既稱與康晤談十餘次，並揭發其結交台諫、代擬奏稿種種，但為何不當時舉發，而是許氏出奏後始行糾參，大有賣友避謗的嫌疑。再者，文悌既知康攀附張蔭桓，卻避開後者，針對前者，明顯是避重就輕。最後，文悌告發“康黨”固然不厭其詳，但內容瑣碎，行文拉雜，反倒暴露了自己格局狹隘、用心詭詐。最重要的，還是光緒帝正有意重用康，文悌的指控不但難以令其採信，反而疑心他“受人唆使”而將其斥革：“向來台諫結黨攻訐，各立門户，最為惡習。該御史既稱為整肅台規起見，何以躬自蹈此。文悌不勝御史之任，著回原衙門行走。”

被罷御史次日，文悌賦《紀恩詩草》，自詡忠君直諫，而斥康“蘇張鼓舌六王宮，履倒冠顛服不衷。改玉立教邦國瘁，捐金內博譽聲隆。焚書事見鞅斯後，問鼎心居操莽中。”同日，承恩公崇綺遣子慰問這位早年弟子，聲稱與之“沆瀣一氣”。大學士徐桐盛讚：“仲恭，天下正氣也。”刑部主事唐烜五月三十日日記載：“近日（文悌）折已發抄，都中人士盛傳誦，以為朝陽鳴鳳，雖不見聽，亦足作中流之砥柱矣。”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梁鼎芬，合刻許應騤、文悌劾康奏稿千份，分散兩湖。湖南紳士蘇輿亦將許、文奏疏輯入《翼教叢編》。“康黨”的處境因此更加艱危，“忌者益甚，謠謗紛紜，其誣辭不堪入耳矣”。只有少數維新官紳對“康黨”有所迴護，如湖南紳士皮錫瑞分析道：“《時務日報》列文悌參康工部疏，訐發陰私，非奏疏體，孔子改制亦非滿人所知，謂講學不應昌言國亡及申民權、去拜跪之類，所見尤陋。惟言其好利、好鑽營、鑽張樵野之類，當屬有因。

文悌罷職御史後，一度租住龍樹寺，生活清苦異常，曾自嘲：“明日荒廚無宿米，料應夢不到黃粱。”七月初二日，因端方饋送早點，他有一回函雲：“悌夙能衣粗食淡，此間各剎，皆久接待遊人，到處能宿能餐，正無憂飢餓，敢乞公免再繼賜，俾得心安。”端方適在京候簡，旋遷農工商總局大臣，此舉雖屬細事，卻也可見其有意示好及文悌處境之窘。七月初十日，文悌分户部河南司行走，“到署後，即與同寅諸君暢敍竟日，大抵慨事局之艱難，覺生性之迂拙”，自比蘇軾之“滿肚皮不合時宜”，還揚言“俟送部文書到日，即當呈請賞假，退守園林”。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宋伯魯當日被革職。隨後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等“戊戌六君子”被殺，張蔭桓革職遣戍。八月十四日上諭宣佈“康黨”罪狀，其一即“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八月二十日，御史胡孚宸奏保文悌有先見之明，並稱：“臣久聞該員操守廉潔，才識宏通，服官數十年，一貧如洗。其在户部也，綜核精審，素有能名。逮出守歸德，尤復卓著，……若久於置散投閒，殊覺可惜。”當日朝廷下旨文悌以知府候補，旋授河南府知府。不久文悌奉旨陛見，面奏：“治兵宜用滿員，此舊制也。”

百日維新期間，文悌嚴劾“康黨”，不但意味着彼此關係的決裂，也是新舊、滿漢之爭的標誌性事件和催化劑。此後又有湖南舉人曾廉、御史楊崇伊相繼奏參“康黨”，但均不及文悌奏疏流佈廣泛。

光緒二十四年冬，文悌出任河南府知府。府治洛陽，地瘠民窮。其後，他兩次請改京官而未得。大學士徐桐、光祿寺卿袁昶和奉天查辦事件大臣李秉衡相繼奏保文悌，也均無下文。

光緒二十五年（1899）春，隨着外侮日迫，慈禧太后面諭河南巡撫裕長：“近時各國連衡謀我中國，終有難於忍讓之時。京師密邇海口，諸軍不敢輕言開戰，彼得乘勢要挾，諸多牽制礙手。近有人奏洛陽形勢完固，欲令爾等藉修萬壽宮為名，踏看地基，修建行官一所，預備臨幸。”裕長命文悌先行籌劃。他以欲續修府志為名，委員逐處踏勘，歷時數月，繕就圖説一扣、附圖六幅。除就裕長要求各項逐一稟覆外，文悌還強調指出，預備行宮固然重要，如何安置京旗之人也需納入考慮，否則“無論遷都不可行，即以避兵為巡幸，亦京師登時大亂之道也。”他並就如何從政治、軍事上強化清朝統治提出三條建議，首要一則即將原有各省將軍並添設雲南、貴州、廣西、湖南四省將軍，一律改為宗室專缺，“專令稽查督撫大吏”。另兩條是派八旗官兵在口外邊地舉行牧政和請鑾輿隨時巡塞，聯絡內外蒙古。他還建議舍洛陽，改選大同為陪都，並請纓調任大同知府。同年冬，慈禧太后命端王載漪之子溥儁承嗣同治帝，稱“大阿哥”，即己亥建儲。文悌對此不以為然，致函京中同僚謂：“賢者處家國大事，只有調和，斷無區別，若形跡愈分，則嫌疑愈甚。”他力主踐行吳可讀“雙祧”原議，“且告以台諫中如無敢言者，竊欲為柳堂御史尸諫之續”。此舉引發京中譁然。御史胡孚宸指責其“與亂黨意異詞同”，文悌卻稱：“家居與端邸為鄰，極知王好小勇，而左右皆喜近功。……若端邸用事，一聽虛驕之流簧鼓，又加以二三老師宿儒，持雖敗猶榮之論，則禍機之伏，誠不忍言。”然在端王集團坐大、朝臣噤若寒蟬的情況下，他的看法根本無人理會。

不久，義和團運動爆發。部分民眾在洛陽設壇練拳，被文悌勒令禁止。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強宣戰。文悌聞訊三致京函，乞人代奏：（一）建議俄、日等不傳教之國，戰事宜有分別；（二）自請與列強商議停戰，“彼如以戕殺其使臣為問，擬即自殺以謝之”；（三）主張“乘輿萬不可輕動，未妨遣近支王公以催兵餉為名，分往各省”。在給其兄撫標中軍參將玉壽的信中，文悌反思國家陷入困局的原因，除平時“不能認真講求內政”外，更在於“朝廷無主持真見識，忽然而東，忽然又西，變而不變，不變而變。於是民無定志，士鮮通才，天下洶洶，日愁崩解”。七月二十一日，京城失陷，慈禧太后挾光緒帝出逃，官民被殺、自殺者無數。八月，文悌向河南當局稟請三款：（一）撥給款項、軍火併就地籌餉，募練三營；（二）派兵北上；（三）增兵駐洛，但僅最後一條獲允。他還主動聯絡護理陝西巡撫端方、山西巡撫毓賢、軍機大臣王文韶、刑部尚書趙舒翹等，詢問行在情形和朝廷動向。在給端方的信中，文悌認為庚子事變的責任不在洋人，“以中國此日之人心、風俗、吏治、軍規，何者非虛浮欺飾，法令條教不能行於四境之內，何能驟責之化外”。他主張將拳民分別淘汰，“尤宜由各省督撫急相知照，一面奔問行在，一面會兵北赴京城”。文悌還一再懇請赴行在“伏闕痛哭，效君辱臣死之節”，但未獲批准。儘管文悌致函各大吏時不無謙卑之詞，其實私底下對包括端方、毓賢、袁世凱在內的各省督撫都很有意見，對“東南互保”也極其不滿：“大江以南各省，已與洋人有各不相犯之約，其不能率土同仇可知。山右中丞到此時仍不撫定民心，徒懷一朝之憤，縱匪殺教，全不思餉何以籌，境何以保。秦撫本農工商局大臣，當康黨用事時，未能潔身自立，頗不滿於儒林，近又與同官不和，遂有剪髮易服之謗，眾惑羣疑，豈能有濟？山左中丞因習洋操，兵士皆作洋裝，士民側目，聞今乃改易號褂，是其心已怯，加以向習驕傲，所統營哨皆有怨心，自保尚不可知，經營四方，吾斯未信。至於本省上官，不守四境而守一垣，昨聞京中有名優奔來，止於某觀察公館，方欲開筵顧曲。審爾，則東山絲竹，小兒輩遂亦破賊，非眾人所能識耳。”

光緒二十七年（1901）夏，隨着中外和局漸定，清政府開始籌備迴鑾事宜，河南府是必經之路。此前文悌曾參與籌議洛陽陪都，如今迎接兩宮迴鑾，他的前期努力正好派上用場。為此，文悌積極向河南當局請款，並就地羅掘，大興土木。九月十六日，兩宮抵洛陽府。兩宮駐豫期間，文悌三次借召對之機，奏陳對時局的看法。十月十八日在開封，文悌將其已經口奏和新欲陳奏之言臚列六則，經由河南巡撫松壽代遞，依次為：（一）廣儲嗣。除大阿哥外，增選近支王公後裔一二人為皇子，共育宮中，不預定儲位，繼位者兼祧穆宗和光緒帝。（二）融滿漢。請兩宮降旨宣示“朝廷用人，滿漢絕不歧視。將來回鑾之後，只求無冗官冗事，京朝滿漢缺分，有可以裁併者，儘可照外省辦法，旗人與漢人通融互用，使此後旗人如一省之人。”（三）開牧廠。請兩宮到京後，派宗室王公及八旗大臣，選帶各固山官兵閒散，重編旗佐，分發西北各口外，推廣牧廠，寓兵於牧。（四）一軍操。請兩宮回京後，派重臣分省閲兵，汰弱留強，或在京城，或分南北，聚集一二處，合而練之，統一號令、旗色、軍械，即歸所派閲兵大臣二三人節制。（五）量出入。責成户部會同軍機大臣及各省藩司，將國內財賦通盤籌算，“作一的確量入為出舉動”。（六）杜倖進。請朝廷下旨宣示，官員奔走效力、呈進職貢，屬分內之舉，無功可言。另附片，請光緒帝下詔罪己。雖然去冬清政府已下旨實行新政，但文悌條陳依然保守意味十足，他最關心的始終是皇室和旗人利益；所謂“融滿漢”也首先基於對外界抨擊“旗員一無可用”的不滿，且語多遊移。

《中外日報》披露，兩宮抵洛前，文悌曾揚言實行“尸諫”，以阻迴鑾。十月初九日，翰林院編修華學瀾也聽聞：“河南首府文仲恭太守悌上書，力阻迴鑾，且以身殉，法古人之尸諫也。”《天津日日新聞》有消息稱：“聞慶親王舌敝唇焦，力請回鑾，已有歸期，將發明詔，而文太守悌則再四諫阻。”次年（1902），李希聖也披露：“至洛陽，文悌謁見，泣請遂留都，即徇人言北渡河，臣請先死之，不能為亡國之虜也。”然而勿論文悌對慈禧太后的影響力有限，以上諸説本身就頗有牴牾，有的還弄錯文悌的官銜。實則前年文悌參與籌議陪都，就反對選在洛陽，其開封條陳非但沒有諫阻迴鑾，還數次道及“迴鑾之後”“回京之後”云云。翰林院編修陳伯陶也證實，兩宮駐洛時，文悌只是“懇鑾駕多駐數天，兩宮俞允”。

文悌出守河南府期間，該省巡撫換了五任：裕長與他關係平平；松壽對其觀感極差；于蔭霖卸任後曾奏保文悌；錫良給他的考語是“才足任事，政在愛民。糾察屬員，不避嫌怨，論者遂以好奇、好名責之，然果心存忠愛，為國家培養元氣，已屬不可多得之員”；張人駿評價其“有志奮興，惟偽多誠少”。可見上司對其褒貶不一。相較之下，文悌在民間的口碑卻並不差。黃軒祖稱：“文太守悌，守河南府。期年，民頌善政。”知情者披露：“文性極儉，在河南太守任中，衣衫藍縷。”洛陽民眾還因其帶頭捐修轘轅關車路，刻碑褒揚：“其治洛郡也，維風者雪冤獄，擊強豪，興文學，蘇枯起僕，救弊補偏，至修轘轅之道尤其小者耳。”離任前，文悌還向河南府中學堂捐銀1600兩。

文悌任河南府知府期間，仍高度關注朝局，除參與籌議洛陽陪都外，還一再通過京中同僚建議“大阿哥”應兼祧穆宗和光緒帝，批評剛毅、端王興義和團與保國會如出一轍，並反對朝廷貿然和不加區別地對列強開戰。庚子事變後，他多次揚言願以身殉國，還一再聯絡本省和朝廷高層欲赴行在瞻覲而未果。此外，他對國家的積貧積弱也有所反思，但開出的救國方仍是祖宗舊制、推廣牧廠、儒學教化等陳説舊論。他還一再建議朝廷抓緊軍權，重用宗室王公，強化對各省督撫的監督和聯絡內外蒙古。辛丑迴鑾，路經洛陽，他大肆鋪張，竭力逢迎慈禧太后及其親信。但其偏於保守的政治見解，並不合乎朝廷有意營造的新政氛圍；其過度鋪張的行為，亦使慈禧太后不無顧忌。事後文悌不但沒有立獲升遷，還因其諂媚、張揚做派，敗光了戊戌以來他苦心經營的“直臣”形象。

光緒二十九年春，為籌款編練常備軍，河南巡撫張人駿又下令闔省錢糧折錢徵收，加之官吏辦理操切，孟、温、河內等縣民眾紛紛聚眾反抗。河南府也民情動盪。四月十六日（5月12日），張人駿奏請將文悌與河陝汝道崇繕互調：“文悌久宦豫中，循聲卓著，在河南府任四年，尤能深得民心。……該處百姓前聞該道升任離豫，鹹思挽留。適該道因公來省，民心益復惶惑，傳聞孟縣滋事，相率聚眾效尤。當檄該道馳回河南府，會督地方官妥為辦理。居民喜其再至，於是紛紛解散，……臣維貴州貴西一帶現值無事，而河陝汝道一缺緊要數倍，……崇繕安靜自守，於此缺不甚相宜。”不料朝廷卻駁回張人駿的上奏稱：“貴西道為邊要之缺，文悌政聲尚好，特予簡放。朝廷量材擢用，自有權衡，張人駿所請與崇繕對調，殊屬冒昧。”值此調任之際，文悌被上司挽留，無疑令其顏面有光，不過時論卻稱其中別有內情。文悌因貴州“道遠缺瘠不欲往”，欲借錢糧改章，拖延時間，不料王繼香很快受命署理其缺。文悌不滿，揚言“本府在必另有處置，今已將交卸，無能為力”。洛陽百姓聞訊挽留，文悌“每人給錢五十、席一牀，令住城隍廟聽信；一面帶印入省，以危言聳上台之聽。”他還誣衊王繼香將建教堂，以致百姓羣起抵制。最終河南錢糧仍復舊制，文悌延至該年九月才抵貴西任。貴西道駐畢節，地方偏瘠，氣候卑濕。文悌到任後鬱鬱寡歡。不久，他得到黃桂鋆回黔安葬的消息。戊戌年，黃任御史時曾多次彈劾“康黨”，後三次選授知府、三次未能就任，抱恨以終。文悌作長詩以吊，仍不忘表白其庚子年抵制義和團的過往。

光緒三十四年四月（1908年5月），貴西道被裁，文悌改授貴東道。貴東道屬苗疆提調要缺，轄內民氣強悍，伏莽素多。

宣統元年（1909）秋，有消息稱，朝廷將調各省司道進京查驗是否吸食鴉片，文悌亦在其列。不久，他稱病稟請開缺回旗，次年春奉旨允准。

宣統二年八月，文悌回京後不久，曾致函前上司、東三省總督錫良。信中回顧了自己45年的仕宦生涯，反覆強調自己無意久宦，而將其出仕歸結為朝廷或上司看重，還將赴任貴州，歸咎於張人駿具折挽留而旨不準行的迫於無奈，不改自矜自大之積習。其中還談及，他回京後對立憲變法和皇親貴胄的悲觀看法，甚至預見到清朝大廈將傾，而圖謀善後。

錫良很快覆函，建議文悌赴東，仍居省會為宜，迴避其調任之請，而同意聘其為幕僚。然而文悌依然選擇了繼續沉浮宦海。宣統三年七月二十二日（1911年9月14日），因文悌上報病痊，由內閣帶領引見，奉旨著照例用。很快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覆亡，文悌行跡成謎。由於其平生一再自請殉國、死社稷，所以仍有不少人關注其生死。魏元曠稱：“帝遜位，獨文悌自盡以殉宗社。”勞乃宣也聽到文悌殉國的傳聞。但夏仁虎卻稱：“清之亡也，……誓必死而卒未引決者，貴東道文悌。” 1913年8月，恩光在京見過文悌，還作長談。1919年，那桐曾代文悌償還千金。 ^[2] 

文悌以筆帖式任户部郎中，出為河南知府，改御史。1898年(德宗光緒二十四年)4月，康有為等在北京成立“保國會”。他患其“集聚匪徒，招誘黨羽，因而犯上作亂”，乃偽與康有為相往還，暗中窺探維新派的言行，詆譭康有為立保國會“名為保國，實為亂國”，“徒欲保中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於度外”。“保中國，不保大清”這一誣陷之詞，為慈禧太后日後大興黨獄的藉口之一。他還嚴劾康有為在京城“任意妄為，遍結言官，把持國是”。光緒帝斥其受人唆使結黨攻訐，不勝任御史之責，下令免職。“戊戌變法”後，起授河南知府。1900年擢貴西道。

文悌，字仲恭，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人。以筆帖式歷户部郎中，出為河南知府，改御史。光緒二十四年，變法詔下，禮部主事王照應詔上言，尚書許應騤不為代奏。御史宋伯魯、楊深秀聯名劾以守舊迂謬，阻撓新政，諭應騤明白回奏，覆奏稱珍惜名器，物色通才，並辭連工部主事康有為，請罷斥驅逐。奏上，以抑格言路，首違詔旨，禮部尚書、侍郎皆革職，賞照四品京堂。

文悌以言官為人指使，黨庇報復，紊亂台諫，遂上疏言：“康有為向不相識，忽踵門求謁，送以所著書籍，閲其著作，以變法為宗。而尤堪駭詫者，託辭孔子改制，謂孔子作《春秋》西狩獲麟為受命之符，以《春秋》變周為孔子當一代王者。明似推崇孔子，實則自申其改制之義。乃知康有為之學術，正如《漢書》嚴助所謂以《春秋》為蘇秦縱橫者耳。及聆其談治術，則專主西學，以師法日本為良策。如近來《時務》、《知新》等報所論，尊俠力，伸民權，興黨會，改制度，甚則欲去拜跪之禮儀，廢滿、漢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內。直似只須中國一變而為外洋政教風俗，即可立致富強，而不知其勢小則羣起鬥爭，立可召亂；大則各便私利，賣國何難？曾以此言戒勸康有為，乃不思省改，且更私聚數百人，在輦轂之下，立為保國會，日執途人而號之曰：‘中國必亡，必亡！’以致士夫惶駭，庶眾搖惑。設使四民解體，大盜生心，藉此以集聚匪徒，招誘黨羽，因而犯上作亂，未知康有為又何以善其後？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勿徒欲保中國而置我大清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又曾手書御史名單一紙，欲臣倡首鼓動眾人伏闕痛哭，力請變法。當告以言官結黨為國朝大禁，此事萬不可為。以康有為一人在京城任意妄為，遍結言官，把持國事，已足駭人聽聞；而宋伯魯、楊深秀身為台諫，公然聯名庇黨，誣參朝廷大臣，此風何可長也！伏思國家變法，原為整頓國事，非欲敗壞國事。譬如屋宇年久失修，自應招工依法改造，若任三五喜事之徒曳之傾倒，而曰非此不能從速，恐樑棟毀折，且將傷人。康有為之變法，何以異是？此所以不敢已於言也。”疏上，斥回原衙門行走。

太后複訓政，賞文悌知府，旋授河南知府。二十六年，兩宮西狩，文悌迎駕，擢貴西道。乞病歸，卒。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