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革新申義

中國文學之革新，醖釀已十餘年。去冬胡適之先生草具其旨，揭於《新青年》，而陳獨秀先生和之。時會所演，從風者多矣。蒙以為此個問題，含有兩面。其一，對於過去文學之信仰心，加以破壞。其二，對於未來文學之建設，加以精密之研究。過去文學，乃歷史上之出產品。其不全容於今日，自不待智者而後明。故破壞一端，在今日似成過去，但於建設上討論而已。然以愚近中所接觸者言之，國人於此抱懷疑之念者至多。惡之深者，斥為邪説；稍能容者，亦以為異説高論，而不知其為時勢所造成之必然事實。國人狃於習俗，此類恆情，原無足怪。然欲求新説之推行，自必於舊者之不合時宜處，重申詳繹，方可奏功。然則破壞一端，尚未完全過去。此篇所説，原無宏旨，不過反覆言之，期於共喻而已。

本篇所陳，紛雜無次，綜其大旨，不外三端。一、為理論上之研究。就文學性質上以立論，而證其本為不佳者。二、為歷史上之研究。泛察中國文學升降之歷史，而知變古者恆居上乘，循古者必成文弊。三、為時勢上之研究。今日時勢，異乎往者［昔］。文學一道，亦應有新陳代謝作用為時勢所促，生於茲時也。此外偶有所涉，皆為附屬之義。

今試作文學之界説曰：“文學者，羣類精神上之出產品，而表以文字者也。”此界説中有“羣類精神”上出產品之總（Genus）與“表以文字”之差（Difference）。歷以論理形式，尚無舛謬。文學之內情本為精神上之出產品，其寄託之外形本為文字。故就質料言之，此界説亦能成立。既認此界説為成立，則文學之宜革不宜守，不待深思而解矣。文學特精神上出產品之一耳（Genus必為複數）。它若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皆羣類精神上出產品也。以羣類精神為總綱，而文學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為其支流。以羣類精神為原因，而文學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為其結果。文學既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同探本於一源，則文學必與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交互之間有相聯之關係。易言之，即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之性質皆為可變者，文學亦應為可變者。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為時勢所迫概行變遷，則文學亦應隨之以變遷，不容獨自保守也。今知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性質本為變遷者，則文學可因旁證以審其必為變遷者。今日中國之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皆為時勢所挾大經變化，則文學一物，不容不變。更就具體方面舉例言之，中國今日革君主而定共和，則昔日文學中與君主政體有關係之點，若頌揚鋪陳之類，理宜廢除。中國今日除閉關而取開放，歐洲文化輸入東土，則歐洲文學中優點為中土所無者，理宜採納。中國今日理古的學術已成過去，開後的學術將次發展，則於重記憶的古典文字，理宜洗濯；尚思想的益智文學，理宜孳衍。且文學之用，在所以宣達心意。心意者，一人對於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一切心外景象所起之心識作用也。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一切心外景象俱隨時變遷，則今人之心意，自不能與古人同。而以古人之文學達之，其應必至於窮。無可疑者。知政治、社會、風俗、學術等應為今日的而非歷史的，則文學亦應為今日的而非歷史的。晚周有晚周特殊之政俗，遂有晚周特殊之文學；兩漢有兩漢特殊之政俗，遂有兩漢特殊之文學；南朝有南朝特殊之風［政］俗，遂有南朝特殊之文學。降及後代，莫不如此。此理至明也。 ^[1]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913—1919年在北京大學預科、本科學習。北大畢業後，赴英、德留學七載。1926年底回國，1927年任中山大學文科主任及歷史、中文兩系主任。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後，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該所所長達二十三年之久。1930年代在北大兼任教授。抗戰時期，先後擔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中研院總幹事、西南聯大校務委員等職，並同時出任第一至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炮轟孔祥熙、宋子文，震撼朝野，有“傅大炮”之譽。抗戰勝利後，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主持繁重的北大復員工作。1948年底被任命為台灣大學校長，最終“歸骨于田橫之島”。編者簡介歐陽哲生，1962年5月生於湖南省長沙市，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赴美國伊利諾伊州立大學、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等處訪學。主要著作有：《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嚴復評傳》、《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等。編有《胡適文集》（12冊）等多種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