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研究會
（中國現代文學社團）
鎖定
- 中文名
- 文學研究會
- 成立時間
- 1921年1月4日
- 發起人
- 鄭振鐸、周作人、沈雁冰等12人
- 創辦地點
- 北京
- 會員總數
- 172
文學研究會歷史沿革
文學研究會系1921年1月由鄭振鐸、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的進步文學團體，也是我國現代成立最早的新文化團體。1920年11月29日，鄭振鐸約集在北京的一些青年文學家開會，議決籌備文學會的發起，鄭振鐸起草會章。12月4日，再次開會，討論通過了會章，並推周作人起草宣言。
隨後，以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許地山等12人的名義發起該會，同時在報刊上發表了宣言與簡章，並徵集會員。以後，會員共發展到170餘人。《文學研究會宣言》説明了發起該會的宗旨是：聯絡感情；增進知識；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
1921年1月4日，文學研究會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召開成立大會，到會者21人。蔣百里主持大會，鄭振鐸報告文學研究會的發起經過。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會章，選舉鄭振鐸為書記幹事，耿濟之為會計幹事。會議通過如下決議：(1)組織讀書會，分為若干組進行。(2)隨時由會員募集基金，並以《小説月報》稿費十分之一捐入本會作基金。(3)設立通信圖書館，先由各會員把自己所藏之書，開一目錄，匯齊付印再交各會員，以圖互相借書之便利。(4)每年出版會報4冊。(5)隨時舉行講演會。會址設在北京，後遷至上海。
商務印書館編輯的《小説月報》，自1921年1月第12卷由沈雁冰接任主編，開始革新，成為該會代用的同人刊物。此外，1921年5月在上海創辦會刊《文學旬刊》（後改為《文學週報》）。同時編印《文學研究會叢書》，收創作和俄國及歐洲國家的翻譯作品共125種，其中翻譯小説、戲劇、文藝理論、詩歌、散文、童話、寓言等71種；創作小説、文藝理論、文學史、詩歌、戲劇、散文、傳記等54種，特別是該會對法國、俄國及北歐名著的翻譯和對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易卜生、莫泊桑等著名作家的介紹，對於當時和後來的文學運動有巨大影響。
文學研究會在全國不少大中城市設有分會，分會也出版自己的刊物。文學研究會提倡新文學，反對封建文學，提倡“為人生而藝術”，。反對“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該會成員後來逐漸分化，1932年《小説月報》停刊後，無形解散。
[1]
文學研究會主要影響
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標誌着中國文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不同於以往的主要特點，表現在研究者對文學及文學研究的基本認識發生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改變。
首先，是現代意義上的“嚴肅文學”觀和 “文學事業”觀的確立。沈雁冰説文學研究會“除了反對‘把文學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這一基本的而且共同的態度以外，就沒有任何主張”，文學研究會在“文學運動萌芽期”的主要作為，也是在“反對遊戲的和消遣的文學觀這方面盡了微薄的貢獻”。這些話所反映的，正是當時人們對於文學社會功用或存在價值的一種新的共識，一種認定“新文學”事業的底線或“常識”。中國古代文學觀念中本就存在着志於道與遊於藝的張力。《文學研究會宣言》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對舊文學的遊戲性的批判，從這一點看，文學研究會初期的文學觀念，明顯地傾向於“志於道”，然而，必須看到的是，這種“志於道”首先也是建立在以文學為一門獨具特點的“藝術”的現代觀念基礎之上的。從王國維“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也”［4］，到文學研究會反對“把文學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看上去像是倒退，其實各自所指頗有不同，所要糾正的偏頗也不相同。王國維“遊戲”文學觀的出現，針對的是往昔沉溺於“生活之慾”的世界，使人不得從種種利害的“桎梏”中解脱而出的生命現實，故而要求以審美的超功利性，尋獲“純粹無慾之我”的精神自由和解放，所看重的是“唯美之為物，不與吾人之利害相關係”的一面。文學研究會反對“把文學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針對的則是另一種情況，即自秦漢以來權勢者對文人“倡優蓄之”，文人自己也不斷淪於各種形式的自輕、自賤、自憐，或以文學為無關緊要、可有可無，或以文學為一時的娛樂和消遣。針對這樣的歷史和現實，文學研究會之反對“遊戲”和“消遣”，實際上就是要它從“為人生”的使命擔當中尋得新的存在價值。現代意義上的“嚴肅文學”，正是從此中生出。與之相反的現實對應物，則是在今天已被中性地稱為“通俗文學”的鴛鴦蝴蝶派、黑幕派小説。長期以來，我們在現代文學分類中總是將“通俗文學”與“嚴肅文學”相對，而不將之與從語義上説更加匹配的“高雅文學”相對，追究歷史的緣由，也正在這裏。
其次，是科學意義上的學科意識、“純文學”觀和工作倫理的建立。文學研究會的成立，也標誌着從事各類文學活動的人對這項工作的態度，發生了某種歷史性的改變。文學研究會成立之前，儘管在一些觀念的領域，已有現代意義上的“純文學”的傳統，但就中國文學研究的整體看，基本上還是以所謂“雜文學”觀為主，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人，也多是兼通多面的人文學者。當文學研究會申明“文學的重要”，申明文學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並希求組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時，事實上已然將其視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學科，並因之孕生出一種在現代人的觀念體系中更具基礎意義的“純文學”觀。與後來那種刻意尋求“文學性”的純文學觀不同，這種意義上的所謂“純文學”，主要的追求只是將文學從傳統的“文史哲不分家”狀態中分離出來，並將之納入一種以現代學科分類方式構建起的新的知識話語體系。就此而言，一向明確反對將文學視作“遊戲”與“消遣”，因而被看作“為藝術”的“純文學”派的對立面的文學研究會，其實非但沒有背離“純文學”，反而正是通過將“文學”視作一種意義自足的事業，為它的現代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而這也正是現代早期一般文論中的純文學觀與後來那種刻意尋求“文學性”的純文學觀的最大區別。
這也就是説，文學研究會成立時，事實上為中國文學研究建立起了一種新的學科意識或專業分野，而這同時也意味着它為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建立了一種新的有現代意義的工作倫理。《文學研究會會務報告》（第一次）一開始就將“相信文學的重要”列為發起研究會的主要原因，正與《文學研究會宣言》“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一語所包含的文學價值觀相呼應。因為文學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而非可有可無的“遊戲”（非席勒意義上的遊戲），所以“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這句話的意思，同樣相當豐富。在當時語境下，所謂“同勞農一樣”，一方面表現了文學工作的平凡（與“平民文學”的主張相呼應）；但另一方面，只要想一想當時正響徹雲霄的“勞工神聖”的口號，便知道這樣的評價，就像在後來一段歷史時期裏承認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一樣，也是對文學的現實存在必要性及其崇高價值的再度申明。文學研究會為文學研究爭價值、爭獨立，甚而要將這一組織定位為“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作為“同業的聯合”來謀求在將來“文學工作的發達與鞏固”中的意義，不但是要為（廣義的）文學研究從現代社會的勞動分工體制中找到一種定位，而且也是為從事這種工作的人主張必要的權益。
最後，文學研究會的成立，還標誌着現代中國的文學研究，在視野及方法上，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特點。《文學研究會宣言》説“整理舊文學的人，也需要應用新的方法”。這種方法論上的自覺，也是以文學研究會為代表的新一代文學者的鮮明特色之一。這些新方法究竟應該包含哪些內容，還可以有更深入的討論。僅就文學研究會成立時的主張及其後來的實踐來看，暫可將之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一）文學研究與翻譯、創作視域的融通。對於文學研究會名稱中的“研究”二字，似乎很少有人做過認真討論。文學研究會為何要以“研究”為名呢？細究起來，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解釋。這裏無法展開細論，要説的只是，這一命名或許可以從下面這樣的意義上得到理解，即文學革命初期，新文學除了要從創作上顯示實績，還同樣迫切地需要從文學觀念和文學傳統上闡明和宣傳它的意義。那一時期的人們説到文學“研究”，往往也是包括了創作上的借鑑和創新的。而這所造成的，首先就是文學活動在介紹、整理與創作探索之間的一體性。也就是説，從事研究的，不一定都是做“學問”的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不一定體現於學術性的論著，而更可體現於創作活動本身。對某種新思潮、新手法的吸收，本身就是“研究”世界文學的一種結果，就此而言，那一代的作家，有許多的確是不着痕跡地“學者化”的；那一代的學者，有許多也曾對文學創作抱有十分積極的實踐態度。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看，這種文學研究與翻譯、創作視域的融通，也可看作是中國現代文學在其發展前期各方面都取得較大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長期以來，將文學研究會只看作一個創作團體的看法，不但造成了對這一社團性質的誤認，甚而也導致錯失了一種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機制及其現實困境的路徑。而對這種現代文學曾經擁有的研究與翻譯、創作視域上的融通性和一體性的認識，無疑也是我們反省今天的文學研究、文學翻譯、文學創作之得失的一個入口。
（二）通俗文學傳統的發現與民間文學的發掘。談到現代文學研究對“通俗文學”傳統的重視，人們很容易就想到胡適。歷史地看，胡適有關“活文學”“死文學”的論説，以及他對白話文學的重視，的確對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走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不過，若論這一思想的真正源頭，恐怕仍然得追溯到文藝復興及浪漫主義運動以來的歐洲文藝。中國學者接受這一思想，最早所受的恐怕也還是日本學者的影響。若就中國文學研究的實際成果來看，有關傳統通俗文學以及更接近其“活態”的民間文學研究，的確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研究取得突出成就的領域之一，而這在某些方面也的確受到了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藝術主張的影響和推動。作為新文學價值觀核心的“活的文學”“人的文學”一類主張，推動後人選擇研究對象時更傾向詞曲、小説等諸多種類的俗文學以及民間文學。眾所周知，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俗文學研究，發端於胡適的《白話文學史》，但它的早期集大成之作，則無疑是文學研究會核心成員鄭振鐸所著的《中國俗文學史》。現代意義上的民間文學研究，也同樣與劉半農、周作人、顧頡剛、劉大白、鄭振鐸、郭紹虞、胡愈之、朱自清等文學研究會成員的活動密切相關。而這些研究的展開，如本文後面還要談到的那樣，也一直構成文學研究會成員其後數十年工作的重要內容。
（三）世界文學視野與比較方法的應用。文學研究會的成立，帶給中國文學研究的另一重大變化，是世界文學視野的獲得與比較方法的應用。自近代以來，對外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一直是中國文學現代化追求的一個重要側面。從林紓、馬君武、蘇曼殊的翻譯，到魯迅提倡“摩羅詩力”、譯介“域外小説”，介紹的同時就包括選擇、鑑識、闡釋，但這一切發展成為較大規模的行動，並獲得與新的文學創作同步發展的意義，同樣與文學研究會的活動有很大關係。《文學研究會宣言》説“研究新文學的更是專靠外國的資料”。因此，文學研究會成立後，不論是編輯刊物，還是出版叢書，都將介紹外國文學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研究會成員中，如耿濟之、潘家洵、李青崖、梁宗岱、李健吾、黎烈文、謝六逸、傅東華、徐嘉瑞等，更是終身以翻譯、研究外國文學立業。至於像周作人對希臘羅馬文學、日本文學的譯介，沈雁冰對北歐神話和眾多世界名著的譯介，鄭振鐸之撰寫《文學大綱》和發起編纂《世界文庫》等大型文學叢書，不但在外國文學譯介史上佔有重要位置，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文學研究的參照系和問題視野。
（四）以現代文學批評的眼光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研究和整理。文學研究會中的“研究”，包括廣狹兩義。廣義的文學研究，可包舉當時一切有關文學的認知、創造、批評活動，狹義的研究，則首先指向對中國文學自身傳統的清理。“整理舊文學”是文學研究會的工作目標之一。1922年10月，鄭振鐸在《文學旬刊》第51期發表《整理中國文學的提議》， 1923年1月《小説月報》第14卷1號刊出“整理國故與新文化運動”專欄。鄭振鐸表示：“我們所謂新文學運動……一方面在建設我們的新文學觀，創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卻要重新估定或發現中國文學的價值，把金石從瓦礫堆裏搜找出來，把傳統的灰塵，從光潤的鏡子上拂拭下去。”［6］這樣的觀點將文學創作和研究當作新文學運動的兩個方面，對中國傳統的態度，顯然比胡適後來所謂“捉妖打鬼”要積極得多。其後，1923年10月上海《時事新報·文學旬刊》刊出《小説月報》“中國文學研究專號”徵文啓事，並陸續刊出不少中國文學研究文章，1927年6月專號正式推出，從作者隊伍到文章內容，均可看作是對這種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研究的早期收穫的一次集中檢閲。
自覺地將文學出版與文學資料收集整理列為一項有建設意義的事業，也是文學研究會對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中國古代的藏書傳統，並不專重文學，更不以之為有計劃的事業。近代以來的出版，雖然文學佔了很重要的地位，但就其意圖看，商業性追求才是最大的動力。文學研究會對於文學出版和資料整理的意義則更為自覺。1921年鄭振鐸介紹“本會發起之經過”，就説其最初的動因只是想“出版一個文學雜誌”，《文學研究會宣言》第二條説到發起該會的緣由，也包括“希望漸漸造成一個公共的圖書館研究室及出版部”。《文學研究會簡章》所列“事業”，包括：“（甲）研究（一）組織讀書會（二）設立通信圖書館（乙）出版（一）刊行會報（二）編輯叢書”。文學研究會成立之後也的確在出版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績，以致1926年1月，沈雁冰回答劉思慕“文學研究會這團體代表什麼”的問題時，乾脆説“代表了文學研究會叢書”。不過，即便如此，限於這一組織實際上的鬆散狀態，上述願望的真正實現，仍然有待歷史的進一步發展。
概括説來，可以認為，伴隨着文學研究會的成立，現代中國的文學研究也開始逐漸形成一種新的學術範式。它的主要特點，首先即在研究者試圖打破傳統學術文史哲不分的狀況，將文學研究建立在一種以科學分類為基礎的現代認識之上，通過重新確認研究對象的社會意義和學術價值，在賦予研究者現代社會分工體系中的正當地位的同時，引導其樹立必要的專業意識，同時也為這一事業的發展建立規劃和整體性目標，在決定學術發展方向的諸多理論思想及方法上，為研究者個人行為提供來自學術共同體的規範、指導和幫助。當然，即便在“五四”時期，作為一種新範式的文學研究事業之建立，也不能認為就是文學研究會一家之力促成的。但就以一種團體的方式，宣告一種新的文學觀、事業觀的確立而言，文學研究會在這一範式的形成中所發揮的作用，仍然至關重要，而其後數十年該會成員在這一事業不同方向的實踐與努力，更是意義深遠。
[2]
- 參考資料
-
- 1. 張靜如等主編：《中國共產黨通志》（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1003-1004頁 。
- 2. 從“文學研究會”到“文學研究所” ．中國作家網[引用日期2023-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