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費

文化消費的內容十分廣泛，不僅包括專門的精神、理論和其他文化產品的消費。也包括文化消費工具和手段的消費；既包括對文化產品的直接消費，比如電影電視節目、電子遊戲軟件、書籍、雜誌的消費，也包括為了消費文化產品而消費各種物質消費品，如電視機、照相機、影碟機、計算機等，此外也需要各種各樣的文化設施，如圖書館、展覽館、影劇院等。

歷史內涵

文化消費是指對精神文化類產品及精神文化性勞務的佔有、欣賞、享受和使用等。文化消費是以物質消費為依託和前提的。文化消費需求的增長總是受制於社會的生產力水平的發展，因而文化消費水平能夠更直接、更突出地反映出現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

這裏指的“文化消費”，並不只是一般所言的對文化的消費，或者説僅僅是消費某一樣被標示為文化的東西，文化並不是一系列的課題或文本，而是一個不斷創造與生成的過程。從經典社會學家有關文化消費的理論入手，可試圖表達這樣一種觀點：文化消費是一個社會行為，永遠都受到社會脈絡與社會關係的影響，人們在文本與實踐的消費中，也在創造文化。因為在文化消費的過程中，進行消費的個體，並不是抽象的單一的個體，他們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消費經驗和不同的理解能力，正像馬克斯·韋伯所説的：“每個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心中之物。”因此文化消費決不是文化創造的終結，而僅僅是剛剛開始。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文化並不是先製作好，然後被我們“消費”；文化是我們在日常生活的各種實踐中創制出來的，消費也是其中之一。文化消費就是文化的創制。

文化消費的歷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50年代末與60年代初。在這個時期中，歐洲與美國首度出現相對來説足夠富裕的勞動大眾，有能力不再只是照顧“需要”，而可以從“慾望”的觀點去進行消費——電視、冰箱、汽車、吸塵器、出國度假，都逐漸成為常見的消費品。此外，勞動大眾在這個時期開始利用文化消費的模式，去關聯出他們的認同感。正是在這個時期，“文化消費”開始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課題。

需要作為人的行動的驅動力，是指人的一種存在狀態，即生理存在、社會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狀態。人的這三種狀態始終處於匱乏與充實之間交替循環。當人的這三種狀態處於被感覺到的匱乏狀態時，便構成了人的需要。因此，需要是滿足人的生理、社會和精神存在的再生產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和動力。根據需要滿足的層次，美國人本主義經濟學家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為五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後來，他把人的需要增加為七個層次，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需要屬於初級需要，受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屬於中級需要，而求知需要和求美需要則屬於高級需要。繼馬斯洛之後，美國行為激勵學派心理學家奧德費(C．P．Aldefer)於1969年在《人類需要新理論的經驗測試》一文中，又對需要層次進行了補充，把人的需求按照其性質壓縮為三種，即生存需要(existence wants)、相互關係的需要(relatedness wants)和成長髮展的需要(growth wants)，簡稱ERG論。根據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和奧德費ERG論，人的需要層次建立在滿足上升的基礎之上，表現為一個從低層次到高層次的漸進過程，消費需求發展的這一梯度遞進或上升的規律是經濟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當人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後，必然追求身心健康、精神充實、自我完善等高層次的精神需要。因此，在生產力水平迅速提高、經濟高度發達、產品豐富的現代經濟社會，人們的消費早已超出了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功能層次階段，而更多地進入具有滿足精神消費、享受和發展消費的高層次功能階段，文化消費正是這樣一種消費形態。

文化消費是指人們根據自己的主觀意願，選擇文化產品和服務來滿足精神需要的消費活動。它的基本特徵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所滿足的是消費主體的精神需要，使主體感到愉悦、滿足；另一方面是滿足主體需要的對象主要是精神文化產品或精神文化活動，如美麗的風景和感人的藝術品。但還需要通過接受教育、培訓使自身的人力資本增值等，這也正是文化消費非物質一面的體現。

文化消費活動作為一種典型的非物質追求活動，其發展、成熟、規模的擴大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剩餘產品規模的大小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的提高和釋放，剩餘產品的充足為文化消費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經濟越是發展，人們越需要文化消費，精神產品在經濟總量中所佔的比重也將越大。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羣眾的温飽問題已基本解決，對文化消費數量及質量的要求日益增加。加之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文化消費需求日益多樣化，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方式和文化資源的配置方式也有了很大變化，為人們的多樣化選擇提供了基本保障。文化消費實現國民幸福的路徑選擇如下：文化產品與服務的選擇一文化產品的價值實現一人力資本提升與人的全面發展一精神愉悦，幸福滿足—社會的和諧發展。

優秀文化產品不僅可以陶冶消費者的情操，提高消費者的文化素養、道德水平、科學知識水平和生活質量，而且對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具有積極的意義，從而產生不可低估的外部正效應。而不良的文化消費，不僅危害消費者本人創造美好生活，還會對社會、他人帶來消極、不利的影響。同時，文化消費就其總體而言，外部正效應較強於外部負效應。這是因為，一般的消費品受益者僅僅在於消費者本人，文化消費卻遠不僅是個人獲得知識和精神滿足的手段，它更具有極為顯著的外部正效應，是培育健全人格、提升國民素質的根本因素。每個人的文化消費支出的增加、個人文化修養和素質的提高，有利於造成良好的社會環境，會使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受益。

體現在文化產品的價值實現過程中

作為客體的文化產品與作為主體的人——文化消費者相互作用，客體對主體產生一定的作用和影響，對主體產生一定的效應，使客體為主體服務，同時客體也實現了自己的價值。文化產品由於能夠滿足主體不斷增長的多樣化的精神和物質需求而具有價值。文化產品的存在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有形的、實在的、物質的；一種是無形的、觀念的、精神的。文化產品的價值是多要素的統一：它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是意識與存在的統一；是抽象與具體的統一；是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統一；因而也是精神價值與物質價值的統一。

文化產品的價值體現在文化產品作為客體與作為消費者的主體相互作用的結果。即客體對主體產生一定的作用和影響，對主體產生一定的效應，使客體為主體服務。只有這樣，才能説客體(文化產品)對主體(文化產品的消費者)具有價值。只有通過各種不同的途徑在與主體結合的過程中，不斷地被主體發現、感知、體會、理解、認識、評價，從而對主體產生積極效應，為主體服務，促進主體發展、完善，使主體更美好，這就是文化產品的價值實現。因此，從社會羣體角度來看，我們把握文化產品的價值，不僅要認識他的內在價值，而且要把握文化產品的潛在的價值，如：審美價值、思想價值、學術價值、道德價值等向社會實踐效益的轉化。這種轉化就是文化產品的社會價值實現。它具體表現為，促進了社會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推動了人們在思想道德、精神風貌、智育和文明行為方面的發展。

文化消費使得消費不僅僅是因變量，而且也可以是一個自變量，一個導致某種社會結果的原因。例如，由於階層在文化消費的質和量上的不同，導致了不同階層的文化消費體驗和消費行為模式的不同。同時，文化消費具有滯後效應，影響個人日後的生活機遇和生活質量。如教育消費投人代際差異，有些內容的文化消費(如大學的專業教育)的結果要經過漫長的時間，在短期內不易顯見等等。

精神文化消費是高層次消費，人們的消費不能以“物質福利”為滿足，更重要的是滿足精神文化需要；不能以“必需品”為滿足，而應該滿足日益豐富的、高層次的享受和發展的需要。人的能力的培養必須通過精神文化消費，特別是通過接受教育和技術培訓等高層次精神文化消費，才能使他們變成“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同樣，人的價值觀的構建、思想品質的塑造、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藝術修養的培育等都有賴於高品位的精神文化消費。如讀一本好書、看一場好的電影、聽一首優美的音樂、欣賞一幅美的圖畫都會使人與之產生感情共鳴，使人的思想受到良好的薰陶，人的素質就會發生潛移默化的良好變化。在現代工業文明社會，物質產品堆積如山，但如果只注重物質享受而忽視健康的高質量的精神文化消費，就無法實現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只能導致人性異化，使人變成物的奴隸。因此，在物質財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的同時，必須十分重視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費，使物質消費與精神消費達到有機統一，才能避免人性異化，才能提高消費質量，使“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説，作為一個完整的人，佔有自己全面的本質。”

增加主體愉悦和幸福感，促進主體完美

文化產品的消費以全面提高主體素質為最終目標，而物質產品是以其有用性來滿足人們的衣食住行等生存、生活需要的，依賴性和必需性是物質產品價值的基本特徵。物質產品的價值實現為精神產品的價值實現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和環境。精神產品價值的最終實現是在與主體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對主體產生積極的效應，為主體服務，促進主體發展、完善，使主體更美好，從而不斷滿足人們對真、善、美價值追求的需要，提升文化消費主體的幸福感和滿足感。

有研究顯示，當人均GDP1000美元、恩格爾係數44%時，城鄉文化消費應占個人消費的18%，總量應該是10900億元。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修正數據，2001年我國就已達到人均GDP1000美元，但2004年的實際文化消費總量只有3740.5億元；當人均GDP達到1600美元，恩格爾係數為33%，文化消費應占個人消費20%，消費總量應為20100億元。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2005年我國人均GDP達到1700美元，而實際文化消費總量卻只有4186億元。所以，《2007年：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報告》稱，中國居民的文化消費總量過低，居民文化需求的滿足程度不足1/4。

從上述文化產業佈局看，全國消費格局不平衡。從消費支出結構看，城市居民的學雜費、保育費支出佔絕大比重，比例為82.88% ，農村的比例為77.48%，文化消費支出較低。從文化消費支出結構看，城市消費書報雜誌的比例為16.03% ，文娛消費中耐用機電消費品的比例為61.73% ，而農村消費書報雜誌的比例僅為3.72%，其餘的都用來消費耐用機電消費品，從文化消費熱點看，非教育性知識文化消費較少，熱衷於休閒消遣性、娛樂性、低俗、炫耀擺闊、封建迷信、黃色、暴力、盜版等消費。

主要有心理層面、經濟層次、社會政治層面和全球化等方面。具體來説：

(1)文化消費心理的支配。文化的心理特性決定了文化消費活動是一個心理運動的過程。文化消費作為一種文化體驗、情感享受和對自身發展、社會關係、地位的追求，受文化觀念、消費觀念、價值取向支配，文化認同將激起消費，文化偏愛將執着並擴大對其消費，文化抵抗將拒絕對其消費並增加文化偏愛的消費。而我國有些人對文化消費與文化產業發展的意義認識不夠，消費心理不成熟，文化觀、文化價值觀、文化消費觀不正確以及觀念、素質差異，忽視了消費的全面性和科學性。

(2)文化消費經濟能力的制約。文化的經濟特性決定了文化消費活動是一個經濟運動的過程。文化消費活動受市場經濟價值規律作用，文化消費總量和結構受消費大眾的收入水平及其收入分配制約，而我國市場機制尚未成熟，人均GDP水平不高，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費率僅為51.1%和38.2%，恩格爾係數還較高，地區經濟發展、人們收入水平不平衡，社會保障不健全，教育支出過大，價格結構不合理，加上消費結構和消費支出的慣性以及邊際效用遞減約束着消費量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變化，文化市場、文化消費還處於發育初期。

(3)文化消費社會環境的影響。文化的社會、政治特性決定了文化消費活動是一個社會和政治運動的過程。文化產業存在商品性與藝術性、意識性的矛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政治利益的矛盾，文化管理存在市場機制作用與政府規制、管理和調節的矛盾，文化消費存在社會價值取向、民族風俗習慣、消費空間時間與個人需求的矛盾。而我國至今文化消費經濟政策不到位，消費法制體系不健全，消費管理體制沒有理順，消費管理不善，文化市場秩序不規範，文化基礎設施、文化消費權益、消費信息安全等宏觀消費環境沒有根本提升。

(4)文化國際競爭的影響。文化的國家特性決定了文化消費活動是國家間競爭的運動過程。文化是一種軟實力，而且有助於硬實力的提升，發展文化產業成為國家策略和國際化城市戰略，開放和反開放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的鬥爭在WTO內外一直進行着。由於我國文化資金實力、科技水平、創新能力、國際貿易競爭力較低，出口文化硬件商品佔大部分，文化軟件出口相當薄弱。根據新聞出版總署《2005年全國新聞出版業基本情況》，除了錄音帶完全出口、數碼激光視盤出口大於進口外，其他都處於逆差，版權貿易中的軟件和電視節目只有進口，沒有出口，期刊的版權進口量是出口量的374.5倍。一方面，外來文化與本民族文化的衝突，部分消費者對外來文化不認同，抗拒消費；另一方面，外來文化產品對我國部分消費者文化認同、思想觀念的影響，使其熱衷於外來文化產品消費，減少本國文化消費，削弱了本國文化產業發展基礎，引起惡性循環。

引導樹立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的文化消費觀念體系。文化消費觀念是在一定的指導思想下和文化中形成的，必須以先進的思想為指導，吸納先進文化。首先，引導樹立先進的文化觀。先進的文化觀就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核心的文化思想觀念，它源於先進的文化建設和體驗。要建立積極、健康、科學、向上的適應歷史潮流、反映時代要求、代表未來發展方向、推動社會前進的先進文化，引導人民參加文化實踐與建設，積極體驗先進文化。其次，引導樹立有意義的文化價值觀。文化消費不僅是佔有文化產品和享受文化服務，把它當作心理享受、地位、社會關係實現的途徑，更主要的是使其文化意義和價值得到實現。要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文化價值核心觀念進行培養。第三，引導樹立科學合理的文化消費觀。把握好價值取向，通過加強家庭培養、學校教育、傳播媒介宣傳，重點引導青少年和農民，重點建立科學合理的消費觀，逐步形成觀念先進、消費自律、結構合理、方向正確的消費風尚和社會氛圍，引導娛樂休閒消費為主向知識文化消費為主轉變。通過對外文化研討、文化年、文化演出、文化教育、媒介傳播、展覽展會等活動，在世界範圍內推介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培植中華文化理念，為擴大文化出口貿易打下基礎。

強化對文化消費的經濟調控

強化對文化消費的經濟政策和經濟槓桿調控。文化產業化、市場化使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分配發生轉變，必須重新定位消費主體，形成居民消費為主、出口為輔、單位或社區消費為補充、政府消費為引導的文化消費主體格局。由於文化產品和服務的特殊性、層次性，甚至還可能有非文化、反文化的東西，因此，應對文化消費政策做合理調整，有區別地採取鼓勵或限制政策。鼓勵高層次、高質量的知識文化、精神文化消費和文化產品出口、文化企業“走出去”，限制低俗、劣質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消費以及外國文化產品進口規模、市場份額，形成本國文化消費為主、引進外來有益文化消費為補充的文化消費結構。在財政、收入分配、税收價格和利率匯率政策上，對需要鼓勵的消費和出口，可以降低税率、利率和提高外匯匯率，否則，進行相反的調節；規範價格形成機制，使價值得到真實反映；應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在保證基本文化消費的基礎上，逐步增加享受文化消費，特別是擴大發展文化消費；政府財政應資助傳統文化、先進文化消費、對外文化宣傳，向基層、低收入和特殊羣體提供免費文化服務，完善農村圖書、通訊、電視、培訓等網絡，釋放農民潛在的文化消費需求。

文化消費也離不開法律的支持與規範，要健全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嚴格勞動法，以保障和增加勞動者自由支配的時間。按照消費者權益法制定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消費法規，使消費者文化消費權益得到法律保護。制定相關的消費法律、道德規範、行為標準和守則，加強對不科學、不合理和反文化的低俗、迷信、色情等消費的法律和行為約束，防止非理性、非文化消費引致文化產業結構畸變。參照WTO規則要求，健全文化產品進口、外資進入文化產業法規，對文化產品和服務進口貿易、利用外資實行總量控制和結構調整，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提供文化出口便利，促進文化出口貿易。對文化產業市場行為應隨着文化產業市場準人的進一步開放加強規範化和法制化，制定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的具體措施和文化產業守則，防止文化企業肆意踐踏、改變消費者的需要，強迫消費者選擇，防止價格過高和消費者信息外流濫用，以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

合理進行文化消費的行政管理

文化的特殊性決定了文化消費管理政治性、政策性很強，既不要使消費背離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根本要求，也不能打擊消費者的合理消費，管理要以發展科學合理的文化消費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從體制、制度、職能、程序、方法、手段上進行合理管理，改變管理者眾多，管理不善的狀況。實行集中監控與分級管理相結合，整合政府管理職能和行為，加強宏觀指導和管理。實行行政監督、司法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相結合，加強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政治性、社會公德和市場流通秩序、價格、公平競爭的監督管理。實行行政手段與法律手段、經濟手段相結合，防止文化產品和服務粗製濫造、質量低劣、格調低下、結構失衡，加強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投訴處理。開展文化市場調查和預測，掌握文化市場、文化消費規模和結構的變化信息，有效組織、調控文化供給，為引導文化消費和文化產業正確發展提供依據。

現代家庭消費的重點正在由物質消費向文化消費轉變，這是和家庭由温飽向小康轉變相關的。所謂文化消費包括用於化、娛樂、休閒等方面的消費，也包括用於學習和智力方面的投資。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隨着温飽問題的解決，向小康邁進，人們用於文化方面的消費也逐年增多。我們可從許多方面看到這一變化。比如天津2000年由市委宣傳部主持的萬人調查資料證實，城市居民家庭和中的電視機、影碟機的擁有率分別為99.4%和30.1%，農村居民家庭的比例分別為99.2%和30% ；城市家庭中電話、照相機和訂閲報刊的比例依次是84.9%、43.5%和49.9%，農村家庭的比例依次是52.8%、22.7%和27.2%。城市家庭電腦的擁有率為11.2%，農村為2.7%。事實表明中國家庭中文化用品和設施的擁有比例正在迅速向發達國家靠攏。

今天中國家庭的文化消費還表現在迅速增長的學習和教育投資上，其中包括向本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投資，特別是向下一代人投資。今天由於各種原因，家庭用於子女教育方面的投資都在迅速增加。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既是家庭的負擔，也是社會問題，值得關注。

我國文化消費異軍突起，成為頗具特色的個性化消費熱點。文化產業被公認為朝陽產業，雖然我國的文化消費起步晚，但需求增長之快，讓人們看到了這塊市場的潛力。

統計資料顯示，截至目前，僅文化部門主管的文化娛樂業、音像業、演出業、藝術品經營業等門類的產業單位已達22.3萬個，從業人員91.9萬人，年上繳税金20.2億元。我國圖書出版單位500多家，出版業總資產達700億元，年文化消費能力達到5500億元。有專家認為，我國潛在的年文化消費能力在3萬億元以上。知識智能性消費與娛樂消遣性消費並存，是時下中國城市文化消費的鮮明特徵。在城市居民的文化消費結構中，文化耐用消費品、教育消費佔了較大比例。在長春，居民家庭文化消費佔家庭總消費的1/6，14年比10年前增加3倍以上。隨着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追求生活的品位和檔次，文化消費支出大幅飆升，成為拉動消費需求增長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熱點領域”。

文化消費發展速度之快，超出了很多人的估計。在今天的中國，每年文藝演出40餘萬場、電影400多萬場。文化消費還直接影響到了人們的觀念，以前過年過節往往只是大吃大喝，現在很多家庭則選擇了在除夕夜去聽新年音樂會，在絲竹管絃中迎接新年。

有識之士認為，中國文化也正在向娛樂文化轉型，從文化欣賞向文化工業轉型，從精英文化向大眾文化轉型，從階層文化向泛大眾文化轉型。現代商業社會產生並流行的文化類型，以現代信息傳播和複製技術為手段，以工業化、模式化為生產方式，以大眾傳媒為主要載體，以都市消費大眾為對象，是一種娛樂性、休閒性的消費文化。如娛樂影視、流行音樂、通俗文藝、時尚報刊、商品廣告、時裝表演、電腦遊戲等等。它是一種經濟型的消費文化，它的生產、流通、傳播、消費都受市場規律的支配。

第三屆北京國際戲劇演出季成為當時北京觀眾談論的焦點，“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匯聚眾多明星的話劇、歌劇、舞劇、音樂劇……場場座無虛席，火爆異常。隨着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民羣眾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居民消費結構開始由物質產品向服務類產品、特別是精神文化的消費服務類產品方向轉移，某些地區、行業的文化消費呈現出節節攀高、紅火異常的大好形勢。

來京旅遊的國外旅遊者在北京之夜劇場觀看北京歌舞劇院有限公司推出的演出

然而，在文化消費貌似一片火爆的背後，卻有專家指出，當代文化消費基本上停留在一種粗放經營的初級階段，存在着相當嚴重的問題乃至危機。人們讀書、看電影、聽音樂會、看畫展越多，就越是感到“書不像書”、“電影不像電影”、“音樂不像音樂”、“美術不像美術”。與此同時，很多人提到文化消費就是一個字“貴”，因價格上望而生畏而對其敬而遠之。一方面是審美上享受不來，一方面是價格上接受不了，文化消費的“門檻”到底高在哪兒？

每當臨近“五·一”黃金週，全國各地演出盛行，一些劇院、音樂廳每晚座無虛席，演出過程中掌聲不斷。然而，劇團的負責人和演員就是笑不出來，因為座無虛席對票房來説，不過是“虛假繁榮”。大部分觀眾是通過不同途徑拿到贈票的，只有小部分觀眾是自己掏錢買票進場。很多人看過演出讚不絕口，可是叫好的同時它卻不叫座。要票現象積重難返，主動掏錢去看演出遠未形成氣候。

除了北京、上海等少數城市，我國大多數的城市家庭可能會一個月去吃幾次大餐，去唱一次卡拉OK，但恐怕沒有多少人會每月去圖書館看看書、去劇院看一場大戲這樣的計劃。有人可以為了一頓飯一擲千金，卻捨不得花幾十元去看演出。

一些人振振有詞，“卡拉OK、酒吧也是文化消費。”但與之相比，含金量更高的藝術表演、文博場館卻乏人問津，特別是傳統藝術、本土藝術等我國特有的藝術種類，因經濟潛力不大很多藝人紛紛轉行，大量藝術門類面臨失傳危險。

但例外的是，對於討孩子喜歡、有益孩子身心的演出，家長都心甘情願地掏錢。2004年9月底在廣州舉行的全國木偶金獅獎比賽，在正式演出前10天所有的票就已告罄，北京兒藝推出的《迷宮》、《Hi可愛》等兒童劇目，幾乎場場爆滿，三四百元的家庭套票尤其受歡迎，都是全家出動來看演出的。

在北京某證券公司工作的張楠，大學期間每月買雜誌、看電影的花銷在100元左右，約佔生活費用的1/6。而文化現在她年薪4萬元，年文化消費卻不足百元。分析各種原因，她表示：“現在生活成本太高，每月租房子就要花掉1000元，再説，公司的電腦能上網，看書、看電影什麼的，根本不用花錢買書和碟片。”的確，隨着科技的發展，人們觀賞電影有了多種方式，許多人更願意在網上下載電影或者在電影頻道看電影，專門到電影院看大片的人自然大大減少。

採訪中，大部分人表示，不光顧電影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票價過高。在北京，一部普通電影的票價在50元左右，再加上路費確實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針對以上文化消費現狀，2005年《中國文化產業藍皮書》主編、中國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曉明認為，目前我國文化消費市場剛剛形成，整個社會對文化的需求水平較低，更主要因素是收入逐漸增多的市民，以文化作為休閒方式的觀念還沒有形成，缺乏社會和輿論的必要引導及自身文化品位的審美需求調整。一部分觀眾被“炒作”牽引，盲目消費，比如芭蕾舞只認俄羅斯的團，只看《天鵝湖》；嚴肅音樂只聽交響樂等。在文化消費上唯孩子是從，也是一種認識上的偏頗。還有一些單位將發給職工演出票作為福利，一些人以要票為榮耀，這些都成為文化消費的阻礙力量。

第二，在消費品的數量與消費者的真實需要之間、在消費品的質量與消費者的精神期待之間存在着嚴重的脱節。隨着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民羣眾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居民消費結構的不斷升級，過去的物質產品的“短缺”，正在向服務類產品，特別是精神文化的消費服務類產品的“短缺”轉移。正如人們在文化市場上普遍感到的，東西多，精品少，可消費的東西多，值得消費的對象少。

此外，演出院團的供給不夠創新，服務不夠多樣。票價的制定過於死板，沒有對消費羣和所提供產品進行質量分級，高昂的票價普通百姓自然承受不起，一些消費者雖然付出了金錢，也沒有享受到相應的服務。

著名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伍表示，當今中國已處於市場經濟時期，雖然大家的收入比以前提高不少，但用於文化方面的消費卻沒有顯著的提高，究其原因，目前的文化消費市場發展尚不規範、文化產業發展尚未形成規模，產品缺乏創新，模仿、盜版現象猖獗，文化消費尚未形成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張頤伍認為，生活壓力的增大是制約我國文化消費的因素之一。多數成年人除了養家餬口外還要買房、買車，今天剛發的工資，説不定明天就被要支付的房屋或汽車貸款“掠奪一空”。其次，成年人隨着年齡不斷增長，幾乎全部的時間都用來工作或照顧老人及孩子，很少能抽出時間來參與文化消費。

《2005年中國文化產業藍皮書》通過對全國21個大城市，2萬餘人的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城市居民的休閒活動集中在：去公園、看休閒消遣類書籍、打羽毛球、登山、打麻將、種花盆栽、打遊戲機七項活動上，既簡便易行又花費低廉，這説明，提升我國整體的文化消費數量和質量還任重道遠。

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事司張沁等專家表示，文化消費是經濟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歷史趨勢和必然選擇。我國的文化消費市場潛力巨大，但同時也存在眾多不利於其發展的制約因素。他們建議，培養人們形成健康的、高品位的文化消費觀念，一方面生產出大量真正有價值的文化消費品；另一方面通過學習、教育和有效的引導，提高消費主體的審美水平與精神境界。

張曉明表示，首先應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質，培養文化消費主體。在中小學中增加美術、音樂等課程的比重，全面開展素質教育，使孩子從小養成精神文化消費的習慣。

二是積極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加強文化消費市場的制度建設。我國優良的文化資源大量集中於國有文化單位，現行文化管理體制也還是政府主辦和政府壟斷性質，文化產品生產和流通環節多，投資風險大，阻礙了大量社會資本不能進入文化投資領域。目前，文化主管部門應該推進公共文化服務市場化，為不同所有制企業營造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體制和政策環境，維護文化消費市場的正常秩序，不該管的不要管，不該控制的不要控制。

張頤伍建議，政府應當增加對文化消費基礎設施的投入，並儘量讓老百姓無償使用。現在老百姓對圖書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但往往圖書館的設立比較分散，老百姓想閲讀都只能就近買份報紙或上上網。而在日本，每一個社區內都有自己的小圖書館，大家在閲讀的同時也增進了鄰里間的感情。再者，我國現有的文化館、文化站也沒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張頤伍建議，提升文化消費，我們可以發揮社區的力量，多在社區裏增添公共的文化設施，使更多人能夠有時間參與文化消費。

文化消費作為在文學、藝術、教育、科學等方面的支出和消費活動,已越來越為人們所關注。近日,一項對近年來的文化消費指數做的跟蹤調查發現:在文化總量上,雖有一些地方呈現攀升的勢頭,但總體上還是偏低;另外,在消費結構上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娛樂性、享受性、消遣性的精神文化消費佔的比例

偏大,而發展性、智能性文化消費卻表現不足。文化消費結構的這種變化及其背後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我們分析和研究。

文化消費尤其是教育性消費的投入,目的是為了換取知識,贏得不斷進取有為的智力支撐。對一個民族來説,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文化的主體精神,是整個民族文化的靈魂和昇華。而這種民族精神的形成和鑄就,並不是一味地憑藉人的主體意識覺醒就能實現的,還得需要通過勤奮學習、兼收幷蓄,才能演化為國人的文化性格。高爾基這樣説過:“讀書,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過程,實際上是心靈和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偉大智慧相結合的過程。”培根説得更直接:“讀書在於造成完全的人格。”這種人格不僅是單指個體的人格,也是一個民族的羣體人格和精神氣息。

文化消費與物質消費不同,主要是在生理需求以外尋求精神依託,它是一種心理需求,而這種心理上的需求,並不是出於人的生物性本能,而是受文化環境和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而產生的。它既是一種有形的習慣,更是一種無形的信仰。古代雖然沒有“文化消費”一詞,但在我國幾千年的文化歷史中,同樣有着許多關於讀書與進取的論述,也流傳着很多這方面的故事。這些寶貴的傳統,至今仍有頑強的生命力,對一個人自強不息進取精神的形成,對一個民族發憤圖強精神的支撐,以至於對我們民族社會政治的影響,可謂深遠而巨大。

當今之世界,科技日新月異,信息、技術、知識不斷髮展。在這種形勢下,偏低水平的文化消費,結構失衡的文化消費,就意味着可能在國際競爭中落後,甚至被淘汰。沒有進取精神的民族,是非常可悲而危險的。文化消費如同一把尺子,能衡量出一個民族的進取精神和狀態。因此,大力提倡健康的結構合理的文化消費,提高居民的文化消費水平,是實施文化戰略的關鍵一環。為此,就需要我們充分開發和利用市場優勢,發展壯大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加大對文化館、圖書館、少年宮、紀念館等設施的人力和財力投入,豐富居民文化消費的場所與資源,建設品位高雅、風格鮮明、科技含量高的現代文化設施,把廣大人民羣眾的文化消費真正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從創造作品到提供體驗，從單向傳播到雙向互動，體驗式文化消費為文化產業提供了新思路，開闢了新天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