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心理學

文化心理學是心理學的最新研究領域之一，它是研究心理和文化之間相互影響關係的的學科，它的主要目的在於揭示文化和心理之間的相互整合的機制。 ^[1] 

文化心理學是研究文化傳統與社會活動的調整、表達、傳遞以及滲透與影響人類心理生活方式的學科，它涉及主觀與客觀、自我與他人、心理和文化、個人與生活環境等諸多領域的內容。

文化心理學有兩個最基本的前提：人類的生活受制於自身所生活的社會文化情境；文化本身又是人類創造性活 動的結果。

本書是筆者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進一步加工整理完成的。這是迄今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和研究“文化心理學”的學術專著：不僅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和開拓性，而且對於人們較為全面地瞭解和開展文化心理學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本書從多視域、多維度對文化心理學進行了探討，基本展示了文化心理學的完整面貌。作為一種新興的心理學取向，它在心理學理論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這對於我國的心理學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鑑價值。特別是它以文化為中心，強調文化的作用，對於構建中國特色的心理學理論體系極具啓發與指導意義。

1.文化人類學：關注社會文化的特徵以及運作。

2.跨文化心理學：以不同文化下人們的心理與行為方式的異同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異同的文化背景及心理含 義。

3.文化心理學：研究文化對人的心理的影響。

1.文化對生理活動的影響。

2.文化與信息加工的機制。

3.文化與符號表徵。

4.文化與社會。

5.文化多元性的影響。

（1）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個人主義：Gould 和 Kolb（1964）最早定義了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的概念，認為個人主義是一種以個體自己為最終目的、認識到自我和自己的決斷以及不能容忍社會壓力之下的從眾的信念。魯克斯（Lukes 1973）進一步深化了這一概念的主題，認為它包括重視個人尊嚴與自我發展、自主與個人隱私，同時強調個體是社會的基礎。

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相反，集體主義則是一種以強調內團體（為核心的信念），它關注內團體的目標與需要勝於個體自己，強調團體的規範與責任，而不是個體自身的快樂，並且樂於接受他人。

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測量

何友暉（Hui）和垂安迪斯（1988）構建了一個個人主義 — 集體主義量表（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Scale 簡稱IC），從個體對待配偶、父母、親戚、朋友、鄰居及同事的態度等六個方面衡量一個人的集體主義傾向。他們還以此為工具證明了這一人格結構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影響

服從性

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人有較高的服從傾向。梁爵（Leung 1986）在研究到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時就發現，在他們處理與導師的關係時，服從的傾向要遠高於美國學生對導師的服從。當他們遇到困難時，更願意求助於來自上下級的幫助，而不象美國學生那樣求助於同級的朋友。

自我概念

馬庫斯認為，東方文化中依賴型的自我結構使得自我的內容延伸到了與自我關係密切的他人。對中國人來説，自我在一定程度上與內團體重合，因此在處理與外界的關係時往往以內團體為準。中國人所謂的內團體包括父母兄弟以及朋友同事等諸多與個體關係密切的人。

（2） 社會行為

在解決現實中的人際衝突時，集體主義者更傾向於用協商的方法，而不象個人主義者那樣更多地求助於法律。在社會知覺與人際交往方面，集體主義者看重團體的歡樂與和諧，而個人主義者強調競爭和控制他人。

獨立型的自我（Independent View of the Self）是西方文化中自我的主要表現形式。這種形式的自我強調個人的獨立自主， 關注個人的特點和目標，鼓勵—個人的成就和實現，看重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反對順從一致。大圈表示自我，小圈表示特定的他人，X表示自我和他人各自的屬性。

依賴型的自我（Interdependent View of the Self）

馬庫斯認為依賴型自我看重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強調集體的目標和團結，認為關係和責任是社會中最主要的東西，反對人的自私自利。這種自我結構常常出現在亞洲和一些第三世界的文化中。

（3）文化與歸因

基本歸因偏差：

從內部對行為加以歸因，忽略行為產生的外部原因。但是，一些研究表明這種偏差主要出現在強調個體自主的西方文化中。因為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一個人被看成是獨立自主的，他或她的行為反映了其內部特點、動機和價值觀。

中國、日本和韓國這樣的國家中，因為強調的是團體以及個體從所屬社會團體中獲得的自我感。這時候問題就出來了：是否強調個人自由和自主的西方文化通過社會化，使其成員偏好內在歸因而不是情境歸因呢？研究證實了上述的猜測：個人主義文化中的人的確更偏好對他人做出內在歸因，而相比之下，集體主義文化中的人更偏好作出情境歸因。但是如果認為集體主義文化中的人從不進行內在歸因，則是錯誤的。

行動者和旁觀者差異

發現在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歸因時，韓國被試和美國被試並沒有太大差異——都對自己的行為都做出了情境歸因，區別就在於他們以一種自己熟悉的方式對他人的行為進行歸因：美國人更有可能認為另一個人的行為是由其人格所引起的，而韓國人更有可能認為他人的行為是由情境引起的。

自利偏差

中國傳統文化重視謙遜和人際和諧，可以預期，中國學生會將他們的成功歸結於他人，比如他們的老師或父母，或者情境中的某些方面，如學校的教學質量很高。正如所料，美國被試比中國被試更加地將成功歸因於自己；中國學生將他們的成功歸結於情境中的某些方面，這正好反映了他們所屬文化的價值觀。

公正世界：在一個大多數人都傾向於相信世界是公正的文化中，經濟和社會不平等會被看成“公正”的。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相信窮人和弱勢羣體之所以所得較少，是因為他們本來應該得到的就少。因此，公正世界歸因可以被用來為不公正進行解釋和辯護。一些研究顯示：在貧富分化極端嚴重的文化中，公正世界歸因比在財富分配比較公允的文化中更為常見。

（4）文化與思維方式

辨證思維:

中國人的辨證思維包含着三個原理：變化論、矛盾論及中和論。變化論從世界的變化性出發，認為世界永遠處於變化之中，沒有永恆的對與錯；矛盾論則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對立面組成的矛盾統一體，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本身，中和論則體現在中庸之道上，認為任何事物存在着適度的合理性。

邏輯思維:

這種思維強調世界的統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認為事物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相信一個命題不可能同時對或錯，要麼對，要麼錯，無中間性。

東西方思維方式差異的來源

社會背景

古希臘社會強調個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種以個人主義的為主的社會；而古代中國社會卻截然相反，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是一種以集體主義為主要特徵的社會。

社會認知系統

東西方不同的哲學和認識論在社會歷史背景中建構了不同的心理學理論。中國人生活中複雜的社會關係使得中國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來關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國人的自我結構是依賴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會關係比較簡單，所以他們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體和自身的目標之上。

生態背景

中國文化基於農業社會，這種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等級社會，強調等級與和諧；與中華文明形成鮮明對比的希臘文明則不完全依賴於農業。由於生態環境的原因，他們對狩獵和捕魚的依賴較大，而這些產業對個人特徵的要求更高，所以為了適應這種生態環境，西方人的思維取向是個人式的，與中國人人際式的取向不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