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冷戰

1.新世紀亞洲格局重組與話語權爭奪

亞洲正在崛起，其動向大致有三：一是韓國宣佈將在全球一百個地區開辦“世宗學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設“日語學習中心”欲與中國的“孔子學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輸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龍象之爭”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籌。

韓國是新興的文化產業大國。1998年,韓國遭遇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提出了“文化立國”的方針，明確提出“兩個五”：力爭五年之內把韓國在世界文化產業市場上的佔有率從1%提高到5%；力爭五年內能培養出10000個內容創作者，其中10%有外銷的能力。為實施這一戰略，韓國先後頒佈了十幾部法律法規，又於2001年成立了“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並且每年獲得政府5000萬美元的撥款用於文化事業的發展。<大長今>的熱播，絕非一個電視劇而已，而是事關韓國的文化輸出、文化戰略。而且，他們要把“韓流”變成“亞流”，甚至“世流”。韓國只有4900萬人口，卻在海外有12個韓國文化院。2004年韓國文化產品已佔世界市場份額的3.5%，成為世界第五大文化產業強國。韓國成功地輸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韓國經濟。為了塑造東亞大國形象，韓國新辦的“世宗學院”將面向世界，尤其是東亞民眾免費教韓國文字和文化，使得現有學習韓語的百萬餘人借“韓流”大潮迅速膨脹。

東亞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早在1985年，日本經濟持續增長之時，就試圖從“經濟大國”轉向“政治大國”最終走向“文化大國”。日本的文化立國戰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試圖確立日本文化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使亞洲國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時，也接受日本文化。

日本因為二戰罪行其國際形象一直不佳，為了塑造未來親善的國家形象，同時為了同中國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相抗衡，日本政府計劃在全球各地增設“日語學習中心”100所以上，學習中心的規模擴大近10倍，從而從文化深層次改善世界對日本的看法。據報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會議”在首相官邸舉行了分科會議，與會者一致決定把“到2025年將在校留學生數量擴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萬人”這一目標寫進5月的第二份報告中，説明日本致力於通過吸引世界而傳播日本文化。

印度在軟件工業和區域特色文化方面已經擁有了世界性聲譽，而其通過科技、軍事、文化獲得全球擴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從1985年日本的文化輸出到1998年韓國的文化輸出,其間我們中國重點在發展經濟，這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是新世紀中國的發展戰略應該根據世界新格局有所調整，怎樣讓中國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後才是拿什麼讓世界人民欣賞。論實力，中國的GDP總量居世界第三，但論觀念和策略，中國卻沒有跟進。隨着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的文化產業應該在推進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為。

東亞崛起的文化格局預示着當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轉折：國際間的經濟技術軍事競爭正顯現為文化競爭，或者説那種可見的國力“硬實力”競爭，已逐漸被更隱蔽的文化“軟實力”競爭所遮掩。我們更應該關注新世紀文化戰爭與中國文化安全問題。在我看來，經濟增長是重要的，但比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經濟增長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2.四大發明遭遇挑戰

東亞各國對中國19世紀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對20世紀以降的文化充滿隔膜，有意誤讀甚至敵視。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時，在文化方面卻沒有跟上。

20世紀後期，亞洲各國在經濟上、政治上爭大國話語權，而且在文化上爭首發權成為亞洲文化的新動向。近些年考古學界出現的幾個重大問題，表明所謂“遠東”各大國在“四大發明”和亞洲歷史問題上出現了話語權力之爭，引起了各方的關注。實際上，全球化中的“文化爭端”是“文化衝突”的先兆。

韓國學者以韓國慶州的佛國釋迦塔發現的雕版印刷本《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1966年10月)為據，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屬(鐵)活字印刷是韓國人的“發明”。一些韓國學者撰文，稱此經為新羅印本，刊印時間是公元706至751年，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強調韓國是雕版印刷的發源地。有的韓國學者甚至呼籲召開國際學術會議，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參加，要求國際社會予以公認。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錢存訓教授將這一消息傳進來，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其實，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單頁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羅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經表明中國是雕版印刷的發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魯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蓮花經》，同樣可以證明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

如果説，韓國質疑中國雕版印刷和金屬活字印刷的發明權，那麼，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堅持認為，活字印刷(鉛字印刷術)是德國人古登堡15世紀“創造”的：“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對各個時代的潮流和嘗試進行了綜合。在前人的基礎上，他將合適的紙張、具有特定的連續性的墨水、合適的印刷機，以及能夠在極短的時間內打出上千個字的打字設備組合到了一起。西方歷史學家一致認為，這一傑作是15世紀50年代於美因茨出現的。”事實上，這種發明比中國活字印刷術晚了約四百年，當然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發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這樣説“他也可能曾受益於遠東的某些思想，那裏的人們早在幾個世紀之前就開始利用某種活字進行印刷，並且發明了紙、絲綢、火藥和瓷器。”這種説法顯然難以成立，什麼叫“可能曾受益”？什麼是“利用某種活字”？這無異於以西方中心主義的方式，取消了畢昇的活字印刷的發明權。甚至有人懷疑畢昇的存在，認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見出土，其記載僅見於沈括的《夢溪筆談》，不過是一個傳説而已。這就完全不顧事實了。活字印刷術是北宋慶曆年間(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由畢昇發明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詳細記述了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及具體工藝過程，是真實可信的。

“四大發明”中遭遇挑戰的還有“造紙術”。除了一些18—19世紀西方傳教士認為“紙是文藝復興時期於14—15世紀由德國人或意大利人發明的”以外，還有造紙術是“埃及發明”的説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女士致信《加拿大製漿造紙雜誌》，

信中只是列舉文獻後説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質量相當好的紙，因而聲稱紙最初由印度人所‘發明’”。這種觀點其實不值一駁，季羨林先生早就論證了梵文中的“紙”(kakali)字是7世紀才出現的，而印度的紙是由中國傳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學家藤村新一連續通過所謂的考古發掘，把日本的歷史從幾萬年推進到了50萬、60萬、70萬年。日本人究竟起源於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學界一直想要解決的重大研究課題，與此密切相關的考古發掘就成為解開這一歷史之謎的重要途徑。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專門作假的“神手”。問題在於，他為什麼要把日本的歷史從幾萬年推到70萬年？而且近年來揚言要推進100萬年挖出原始人遺骨？因為他要通過偽造日本歷史來改變整個世界歷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體揭露曝光，成為震驚考古學界的醜聞。這説明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社會思潮有所抬頭，某些人已經在不擇手段地粉飾甚至偽造歷史。

當前，中國政府對於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問題有着自己的主張，提出了中國自己的文化安全觀，改革開放以來歷任國家領導人的文化立場，多在於強調合而不同，求同存異，鼓勵和加強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文明對話。中國也開辦了孔子學院和語言文化學院，希望有3000萬甚至3億的外國人都來學漢語。然而比起周邊日、韓政府目標明確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國的文化政策層面卻顯得氣象不足且特徵不夠鮮明。

最近幾年，一些中國電影逐漸走出國門，在為世界所認知的同時，也贏得了部分海外市場，其中貢獻大者如張藝謀、陳凱歌等。但恰恰是這些大踏步走出去賺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電影導演，在很多人眼裏，他們的作品不僅“求大”，而且“沒有思想”。結果，錢投得越來越多，電腦製作越來越虛假，畫面越來越殘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從市場獲得高回報。這在美學上被稱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視覺狂歡取代了思想的深層感動和內在靈魂的拷問。

中國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僅僅停留在號召意義上，也不能僅僅停留在模仿層次上，必須批量生產，規模推出文化精品，這就需要市場的投入。但文化市場也是個難題，因為中國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場，懂市場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場，懂市場的也看不起酸文人。

解決問題 需要解決以下四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官方應有文化的高度。第二，熟悉市場，瞭解西方和全球的市場，知道誰在消費和需求中國的東西，否則就會導致產品過剩或者嚴重錯位。相對於全國平均收入水平，文化產品總體上仍屬於奢侈品，很多人受經濟條件約束卻消費不起。這些都制約了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的良性發展。第三，中介環節問題，主要是體制性問題，需要有一種彈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財務制度等，否則從事文化產業的人最後很可能是債台高築，官司纏身。第四，專業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請一批真正的專家、學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編他們的思想以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