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價值論

傳統的觀點認為，只有經濟領域能夠創造財富，而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只是進行價值的消費，只能為經濟領域的價值創造過程構築必要的社會環境。事實上，經濟領域只是直接創造財富的社會生產領域，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是間接創造財富的社會生產領域，屬於廣義的社會生產領域，它們分別以不同的方式來創造財富，相互之間在着嚴密的內在邏輯關係。歸納起來可以總結為三句話：經濟就是關於價值資源的配置，政治就是關於價值資源配置的規則，文化就是關於價值資源配置規則的規則。

文化是以各個生產資料配置規則的可持續協調發展為主要目的，實現對於各個生產要素配置規則的配置規則。文化以理論依據為導向，通過調整和控制各種生產要素配置規則在理論上的系統性、觀念上的認同性、意念上的連續性、情感上的可原性、數理邏輯上的相容性、自然法則上的和諧性和語義邏輯上的一致性，以規劃社會目標、統一社會意志、協調社會行為、融合社會觀念、集中社會智慧、團結社會力量，以達到財富的價值增值的目的。文化領域對於財富的間接作用所產生的增值量，通常是按照各種文化理論和宗教觀念所要求的內容來進行分配的（如宗教信仰普遍提倡的富人和強者對於窮人和弱者所實施的救助，以及對於他人錯誤所實施的寬容等），它實際上實現了新增社會財富的第三次分配。

文化的作用實際上就是調整和控制所有經濟規則與政治規則之規則，它包括各種規則的書面表達規則——文字，各種規則的口頭表達規則——語言；各種規則的媒體傳播符號（如繪畫、詩歌、音樂、舞蹈、戲劇、小説等）表達規則——藝術；各種社會行為規則的約束規則——社會科學；各種自然行為規則的約束規則——自然科學；社會利益關係調整規則的約束法則——倫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主體行為的約束規則——法律；等等。

文化是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長期積累的產物，不同階級、不同民族、不同社會集團的政治規則不斷髮展碰撞、衝突、滲透、融合，逐漸抽象和昇華出一系列新的規則，這些規則能夠使各種政治規則之間具有較高的認同性、協調性、連續性、便利性。因此文化的價值內涵通常反映了整個民族或整個人類的利益要求，文化行為相對於政治行為具有最大的全局性、長期性和高價值層次性等特點。它是實施對各個生產要素的發展加速度的控制，即“加速度控制”。

同樣，所有規則之規則的改變將會在更深的層次上影響不同社會階層、不同行業、不同性別、不同民族、不同年齡、不同文化層次、不同地域的人們之間的利益分配比例，在更深的層次上決定和制約着社會各種矛盾的現實狀態和發展方向，也會在更深的層次上影響整個社會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低層次物質利益和高層次精神利益等方面的關係，它能夠更深遠地間接地改變社會財富的增長速度，因而也是一種廣義的社會生產領域。

經濟、政治與文化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由於任何政治事物（如政治活動、政治組織、政治制度、政治理論等）的價值效果最終必須通過相關的經濟活動來體現，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經濟事物，由“廣義價值規律的”的推論可得“經濟與政治的關係規律”：政治事物的價值率圍繞它所影響的經濟事物的價值率上下波動，當政治事物的價值率大於它所影響的經濟事物的價值率時，就會促進經濟事物的發展；當政治事物的價值率小於它所影響的經濟事物的價值率時，就會阻礙經濟事物的發展。

由於任何文化事物的價值效果最終必須通過相關的政治活動來體現，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政治事物，由“廣義價值規律的”的推論可得“政治與文化的關係規律”：文化事物的價值率圍繞它所影響的政治事物的價值率上下波動，當文化事物的價值率大於它所影響的政治事物的價值率時，就會促進政治事物的發展；當文化事物的價值率小於它所影響的政治事物的價值率時，就會阻礙政治事物的發展。

由“廣義價值規律的”的推論可得“經濟與文化的關係規律”：文化事物的價值率圍繞它所影響的經濟事物的價值率上下波動。

經濟是對於生產要素運行的狀態控制（或位移控制），政治是對於生產要素運行的速度控制，文化是對於生產要素運行的加速度控制，都是圍繞社會價值資源對於生產要素的配置而進行的。政治相對於經濟具有更多的長期性、全局性和高價值層次性，而文化相對於政治又具有更多的長期性、全局性和高價值層次性。

政治是為了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文化又是為了確保政治的可持續發展，最終是為了更深層次意義的確保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經濟實現了新增價值資源的第一次分配，政治實現了新增價值資源的第二次分配，文化實現了新增價值資源的第三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