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世家

重新打量“世家”與“文化”的關係 關於世家與學術文化之間的關係，陳寅恪曾在<崔浩與寇謙之>一文中有精到的論述：“東漢以後學術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於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門乃為學術文化之所寄託。中原經五胡之亂，而學術文化尚能保持不墮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漢族之學術文化變為地方化及家門化矣。故論學術，只有家學之可言，而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常不可分離也。”

陳寅恪所描述的現象，在中古時期尤為明顯，此後世家大族在社會變動中不斷被庶族蠶食，唐宋科舉制度的人才選拔也對其產生了猛烈的衝擊，最終世家無法再佔據文化的主流地位。不過，“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常不可分離”的現象依然不斷。此外，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古代文化學術的傳承主要有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兩種方式，到了近現代以後，隨着新教育制度的逐步確立，現代意義的大學和學術研究機構成為造就人才和網羅人才的公共性空間，私人性的“家學”被再一次擠到邊緣位置。然而，由於家族制度的依然存在，作為中國文化中的獨特現象，世家文化並沒有消失殆盡，它在新的語境下又暫時找到了賴以生存的依據，如近現代文化學術史上頗為耀眼的廣東新會梁氏、安徽建德周氏、江西義寧陳氏、浙江德清俞氏，當然還有江南錢氏。不過，如今隨着這些世家中主要代表人物的相繼去世，特別是社會的轉型，教育體制的定型和剛性（大眾化、產業化），職業科層化，乃至社會風氣的影響，所謂“世家”與“文化”的關係已式微，或竟完全分離，或許錢偉長的故去也竟宣告了上述文化現象已是絕響，是“廣陵散”，也就是説，上述的“文化世家”已經不再是文化現象，有之也是“個案”的現象了。

不可忽視家學、“家教”的作用 “世家”與“文化”，又可以帶出一個“家教”的話題。現在的“家教”，意義已決然不同於從前的“家教”了。現在的“家教”是應試教育的擴大。中國科壇鉅子錢三強、錢學森、錢偉長等所以有出息，不要忘記：錢偉長有一位著名的叔父就是國學大師錢穆；錢三強則有錢玄同這樣一位父親，他是中國新文化、新文學運動史上不能繞開的人物；錢學森也曾回憶：早年對他影響最大的也是父親錢均夫以及他在北京師大附中的師長們，其父輩和師長除了向他們傳授具體的知識之外，還經常與之討論時事，傳達對人民、社會、國家的關心，因此他們的成長就不是沒有原因的，而作為“鉅子”（大才而非小才）的養成，又是其父輩和師長不僅大多具有深厚的國學素養，又有現代的眼光，所以他們才會有大視野、大境界，終成一代名流。其為大，不為小，錢氏家族中的科技巨匠雖然姓錢，但正如錢學森生前所説自己“不愛錢”，江南錢氏出眾的人物大多是科學家或文學家等。當然術業有專攻，學科和職業可以由自己的喜好來選擇，不過，那綿延的文化精神卻是百川歸源，如錢偉長在《八十自述》中所云：身教和家族環境的陶冶，其助力不可謂不大，“融樂的家庭及長輩的楷模，啓迪着像我這樣的年輕人，懂得潔身自好，刻苦自勵，胸懷坦蕩，積極求知，安貧正派。”此所謂人文化成是也。温家寶總理曾在看望錢學森後説：“我理解，錢老説的傑出人才，絕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師級人才。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也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傑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一個問題。”顯然，人文化成，如今的大學（大樓而已）在某種程度上失色於過去的“家教”，記得錢穆先生回憶早年受教，最後悵然：“此誠一歷史文化行將轉變之大時代，惜乎後起者未能趁此機運，善為倡導，雖亦掀翻天地，震動一世，而卒未得大道之所當歸。”（《師友雜憶》）傳統的優良力量未能被後人適當的加以引導和利用，而是採取了連同洗澡水和嬰兒一齊拋灑的所謂“決裂”作法，這是讓人無限感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