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明道

南北朝劉勰《文心雕龍·原道》中已有“聖因文而明道”之語。此後含文以明道之意的言論甚多，至韓愈提出“修其辭以明其道”（《爭臣論》）。而直接提出“文以明道”這個命題的是柳宗元。其《答韋中立論師道書》雲：“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其《報崔黯秀才論文書》又云：“聖人之言，期以明道。”“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文以明道”是唐宋古文家的共同觀點。他們欲以文復興儒道，也要加強文的思想性和社會意義，以反對唯務辭采而言不及義的形式主義文風。因而他們重道而不輕文，甚至更加註重明道之文。這就是“文以明道”這個命題的含義與特點。在這方面柳宗元的“文以明道”同韓愈的“修其辭以明其道”沒有什麼區別。只是韓愈的道更具有儒家正統色彩，而柳宗元的道卻具有唯物主義傾向。他雖也以六經為“取道之原”（《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但他把道理解為事物與人類社會的自然規律：“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守道論》）因而強調為文要“輔時及物”（《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後來“文以明道”就成了強調以文闡揚儒道、提倡文的思想性與社會意義的通用口號。如清初顧炎武《文須有益於天下》雲：“文之不可絕於天地之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之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