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資本主義

數字資本主義（digital capitalism）資本主義進入了信息時代，這是當代西方左翼和右翼學者共同的判斷。西方學者通常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説明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或信息社會：信息技術產生了革命性的飛躍，成為當代先進科學技術的代表；以信息產業為基礎的新經濟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以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為表徵的網絡社會已經到來。

狹義的信息革命，指的是微電子、電腦、電信、廣播、電視、光電和網絡技術的突破性發展，及其對整個社會經濟和社會生活所帶來的革命性變化。廣義的信息革命則還包括生物工程、遺傳工程及納米技術的突破性發展。

對於西方發達國家來説，離開信息技術，不消説其整個經濟生活無法運轉，其整個社會生活也無法正常運轉。以著作《信息時代》三部曲著名的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主張使用廣義的信息技術和信息革命概念。他説：“和其他人一樣，我所指的信息技術包括微電子、電腦（硬件和軟件）、電信、廣播，以及光電等匯合而成的整套技術。此外，和其他分析家不同的是，我把遺傳工程及其日益擴大的相關發展與應用，也包括在信息技術裏。這不僅是因為遺傳工程的焦點是對生物信息符碼的解碼、操縱，以及最後的重組，也是因為生物學、微電子學和信息科學無論在應用與材料上，甚至更基本的概念取向上，似乎已經彼此匯聚互動……。在20世紀最後20年裏，圍繞着較廣義的信息技術核心，在先進材料、能源、醫學應用、製造技術（目前或未來可能出現的技術，例如納米技術）與傳輸技術等方面，都產生了許多重大突破”。

信息經濟（information economy）也稱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其一般含義是，生產、交換、流通、管理和消費等關鍵的經濟活動過程已經基本信息化，信息技術成為影響生產效率和生產過程的關鍵因素。以信息技術為依託的生產領域稱為信息產業，它已經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或主導產業（leading industries），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信息經濟的特徵是，“由於它轉變為信息科技為基礎的技術範式，使得成熟工業經濟所潛藏的生產力得以徹底發揮。”“工業經濟必須變得信息化和全球化，否則就會崩潰。”信息經濟成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新經濟的基礎。吉登斯説，信息技術和通訊技術是這種新經濟的動力媒介，但它的承擔者是知識工人，即擁有知識和技術卻並不直接創造物質產品的新式工人。因為知識經濟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的基礎，所以，國家必須培植社會的“知識基礎”來釋放信息經濟的全部潛力。

信息化、網絡化和全球化被認為是信息時代的主要特徵。不僅經濟生活變得信息化、網絡化和全球化，而且整個社會生活也日益變得信息化和網絡化。尼古拉· 尼葛洛龐蒂形象地指出，整個世界已經因為日益依賴於信息技術而變得數字化，人類已經進入“數字化生存”時代：個人信息和娛樂節目的傳送與接收，使大眾傳媒概念得以重新定義。對孩子們來説，學校將變得像博物館和運動場，而眾多的思想觀念將在互聯網中匯聚，全世界的孩子從這裏走向社會化。數字化的星球看起來就像針頭。許多民族國家的價值觀將讓位給這些或大或小的電子社會價值觀。我們將在數字化的鄰里關係中得以社會化，在這種關係中，物理上的空間已經不相關，而時間也將扮演不同的角色。

由於信息技術和信息經濟的高度發達及其對整個社會生活的決定性影響，西方學者認為，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已經轉變成信息社會，或者用卡斯特的話來説變成了 “信息資本主義社會”（informational capitalist society）。卡斯特通過對西方七個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變遷的分析，指出這些發達國家已經具備了信息社會的主要特徵：（l）農業就業逐漸凋零；

（2）傳統制造業就業的穩定衰退；

（3）生產者服務和社會服務的興起；前者強調的是企業服務，而後者則強調醫療保健服務；

（4）作為工作來源的服務業活動日趨多樣化；

（5）管理性、專業性和技術性的工作快速增加；

（6）事務員和銷售員組成的“白領”無產階級形成；

（7）零售業就業所佔比例顯著且相對穩定；

（8）職業結構的頂端和底層同時增加；

（9）職業結構隨着時間而有相對的升級，需要更高技術與高等教育的職業所佔的比例，增加的速度比低層次工作的增加還要快。

與其他西方學者不同，左翼學者在論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信息化、網絡化和數字化時，其強調的重點在於指出這些變化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反而加劇了新的貧富兩極分化。正如丹·希勒所看到的：“從長遠來看，日趨嚴重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帶來的種種問題絲毫沒有好轉的跡象。我們很難認為社會富裕程度的差異是上個歷史階段的殘留。這種差異顯然是由數字資本主義本身造成的。”他引用權威數據指出：“今天，佔美國總人口 1%的最富有階層擁有全國21.4%的財富，總資產不低於60萬美元的美國人增加到410萬人。”“美國最富有的1/5和最貧困的1/5家庭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生活在貧困之中的兒童比例從1969年的14%急劇攀升到 1998年的 20.5%。”

西方左翼學者特別強調的是，數字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克服原有的貧富兩極分化，反而產生了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導致了信息化資本主義特有的“數字鴻溝”（digital divide）。所謂數字鴻溝，簡單地説就是人們在佔有和使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和信息工具方面的差距。這一新的鴻溝不僅存在於國家的層面，也存在於國際的層面，還不同程度地存在於地區、性別和種族之間。

“美國是數字資本主義的發祥地，現在仍是數字資本主義的領導核心。”同樣，美國也是數字鴻溝最明顯的國家。提姆·魯克指出，數字化極大地提高了資本增殖的機會，加速了掌握信息專業技術與沒有信息技術的勞動力之間的分層化，使美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數字鴻溝。他舉例説，婦女佔美國人口的5l%，但只有約 20%的人從事技術性的工作。土著美國人、西班牙商和亞裔美國人佔美國勞動力總數的25%，但只有其中不到7%的人從事計算機和信息技術行業的工作。硅谷的高級職員中72%是白人，4%是亞裔美國人，黑人只有0.6%，而西班牙裔美國人則幾乎近於零。“儘管時下人們談及因特網正在被'每一個人'使用，但美國商業部最近的報告顯示，只有32. 7%的美國人是因特網用户。此外，被稱之為'數字比特'的網上資產階級將擁有利益、潛力和勝利，而這些東西是與物質社會的非在線'貧民'所追求的東西直接對立的。”1998年一項關於美國的調查也顯示，“接入網絡的富裕家庭（收入在75000美元以上）是低收入家庭的20倍，在使用電腦方面，前者也是後者的9倍多。”“在不同收入和學歷的、不同人種和種族的。年老的和年輕的、單親家庭和雙親家庭的、有能力的和無能力的美國人之間，存在着驚人的網絡接入方面的鴻溝。”提姆·魯克分析説，首先，互聯網的網路、服務器以及主節點只是屬於少數人的，而大多數人只通過買賣和租賃的方式才能使用它們。其次，要想進入計算機世界，你就得付出大量的精力、金錢和時間。所以，他得出結論説：“財富的不均以及非在線狀態下地位的差異直接導致了網絡環境下巨大的不平等。”

數字鴻溝在國際層面甚至比國家層面還要明顯。西方發達國家由於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先進的科學技術，正在享受信息經濟和網絡社會所帶來的種種好處，而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經濟不發達國家，則正致力於解決温飽問題，甚至正在飢寒交迫中掙扎，沒有更多的資源和機會去享受信息社會的好處。不僅從傳統的意義上説，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兩極分化正在進一步加劇；而且從信息經濟的意義上説，兩者之間的數字鴻溝也變得日益明顯。皮帕·諾里斯（Pippa Norris）説：“全世界的網民從 1994年的約33萬人猛升到2000年末的3.77億人。然而，目前只被5%的世界人口所享用。”這5%的人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美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 4.7%，卻佔互聯網使用人口的26.3%；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國家佔世界人口的19%，但卻佔互聯網使用者的91%。諾里斯借用經合組織的話提出警告説：“處在技術變革前沿的富裕國家進一步增強了它們在新知識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但網絡的好處遠沒有普遍地滲入到南方國家和中東歐國家，至於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等地區的最貧窮國家，則完全是一片空白。”

西方左翼學者深刻地注意到了新的數字鴻溝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他們清醒地看到，造成新的數字鴻溝的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體系中業已存在的貧富不均和機會不公。財富越多、教育程度越高、權力越大的羣體，享受信息社會的好處就越多；反之，越是貧窮、越是沒有權力、教育程度越低，享受信息社會的好處就越少；那些處於社會最低層的弱勢羣體，很可能不僅沒有享受到信息社會的好處，反而增加了一種新的剝奪。貧富差距導致了數字鴻溝，反過來，數字鴻溝又進一步加劇了原來存在的貧富差距，擴大了原來的“財富鴻溝”。不僅如此，由於在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信息技術的影響和作用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而擴大到政治和文化等所有領域，數字鴻溝的產生也對社會弱勢羣體的政治參與和精神生活產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弱勢羣體由於不擁有信息技術和信息工具，他們就不能享受電子政務帶來的便利，不能享受網絡媒體的信息，不能運用先進的信息工具參與政治生活，等等。所以，有的學者指出，數字鴻溝也導致了新的“文化鴻溝”和“民主鴻溝”。 “最終，網絡強化了已存在於社會關係中的不平等，並把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