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漢簡

甘肅西部疏勒河流域漢代長城關塞遺址中自二十世紀初至九十年代共發掘出九批漢簡，計25000餘枚。因以漢代敦煌郡範圍內發現的時間最早、數量最多，故稱為"敦煌漢簡"。

其內容包括：

（一）1907年，斯坦因在第二次探險在敦煌以北漢代烽燧遺址裏,獲得簡牘708枚。詳見斯坦因著《西域考古記》。

（二）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探險在敦煌漢代烽隧遺址中獲得84枚簡牘、在安西、酒泉兩縣境內獲105枚。詳見斯坦因著《亞洲腹地考古記》。

（三）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盤古城附近掘得17枚簡牘。原簡現藏敦煌研究院。

（四）1944年春，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敦煌西北小方盤古城附近掘得漢簡49枚。詳見閻文儒《河西考古雜記》。原簡現藏台北中央圖書館。

（五）1977年8月，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在今玉門市漢代烽隧遺址中獲得簡牘91枚。原簡現藏嘉峪關長城博物館。

（六）1979年6月，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和敦煌縣文化館在敦煌西北小方盤城以西十一公里的馬圈灣發現一座斯坦因當年考察時被遺漏的漢代烽燧遺址，新編號為DZ1，出土簡牘1207枚。原簡藏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七）1981年3月，敦煌縣博物館在敦煌西北五十七公里黨河鄉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中來獲簡牘76枚。原簡藏今敦煌市博物館

（八）1986年至1988年，敦煌市博物館獲得木簡137枚。原簡藏敦煌市博物館。

（九）1990年至199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市東六十一公里漢代效谷縣懸泉置遺址發掘出土2萬餘枚漢簡。上述敦煌漢簡中最早紀年為西漢武帝天漢三年（前98），最晚為東漢順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其內容多與漢代敦煌、酒泉二郡的屯戍活動有關，如官府文件、通緝令、訴訟文書、戍卒的名籍、廩食簿、守禦兵器簿以及邊塞吏卒的私人書信，交易、借貸的契券，還有儒家典籍《易》、《力牧》等古佚書殘簡，是研究河西疏勒河流域的漢代屯戍情況乃至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中西交通和社會歷史的珍貴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敦煌漢簡的形制大致與居延漢簡同，主要有簡、牘、觚、楬、封檢等。敦煌漢簡中官、私文書居多。官文書有詔書律令、司法文書、品約、符、傳、例行公文及各式簿籍，私文書有買賣契約、書信等。詔書以玉門花海出土的遺詔字數最多，全文凡 133字，抄在一件木觚上(同一件木觚還有其他簡文79字)，內容完整，未見於史籍。律令有捕律、“擊匈奴降者令”等。捕律涉及對放棄亭守、投降、殺降者的處分，“擊匈奴降者令”涉及斬首捕虜論功拜爵賜金錢的具體規定。司法文書如“言律曰畜產相賊殺，參分賞，和。令少仲出錢三千及死馬骨肉付循請平”。引用適用法律並明確論決結果。品約有守禦器品和烽火品約。守禦器品是關於配置防禦器具品種、數量的規定，今見如 “郡、都尉、候障、亭燧守禦器品”。烽火品約是關於燔舉烽火信號的具體規定，今見如“敦煌郡烽火品約”等。例行公文包含下行、平行、上行公文，今見如“十二月癸丑大煎都候丞罷軍別治富昌燧，謂部士吏寫移書到，實籍吏出入關人畜車兵器物如官書，會正月三日，須集移官各三通，毋忽如律令”。為下行公文。例行公文有特定的體式。常見簿籍有吏卒名籍、出入關致籍、兵簿、守禦器簿、廩食簿、日跡簿等。官文書中還有文書處理過程中形成的封檢題署、郵遞記錄等。這些文書有許多在當時無疑已轉化為檔案。

敦煌漢簡中還有 《蒼頡篇》、《急就篇》、《力牧》、《九九術》、歷譜、醫藥方及有關相善劍刀、相馬的書。歷譜中保存較好的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和神爵三年(公元前59)歷譜。

敦煌漢簡的內容多與屯戍有關。近代學者王國維曾根據簡文的記載恢復當時的烽燧系列，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近年出土的漢簡又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敦煌酥油土簡文 “四月戊午敦煌中部都尉過倫謂平望、破胡、吞胡、萬歲候官寫重案候官亭燧”。表明了敦煌中部都尉下屬四個候官的名稱和系列。敦煌馬圈灣簡文“玉門部士吏五人、候長七人、候史八人、燧長廿九人、候令史三人”。提供了玉門候官掾屬的稱謂與人數；關於出入關門的簡文為探討玉門關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新的線索；另有許多簡文記載了當時與西域的往來，所見國名有“車師”、“焉耆”、“烏孫”、“尉犁”、“鄯善”、“卑陸”等。敦煌漢簡的內容也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契約簡“元平元年七月庚子禽寇卒馮時賣橐絡六枚楊卿所，約至八月十日與時小麥七石六鬥，過月十五日，以日鬥計，蓋卿任”。反映了當時的借貸關係。

第1批敦煌漢簡出土後，E.E.沙畹(1865～1918)於1913年發表了釋文和圖版;第2批敦煌漢簡則遲至1953年才全部發表。1914年羅振玉和王國維出版《流沙墜簡》，其中收錄1907年敦煌新出漢簡588 枚，詳加考釋，奠定了漢簡研究的基礎。王國維在敦煌漢簡研究中的某些論點和方法，一直影響到後來對居延漢簡的研究。他十分注意把漢簡的內容與敦煌漢代烽燧遺址的情況聯繫起來，力圖恢復漢代烽燧的排列和組織。由於敦煌漢簡的發現，引起了玉門關關址位置問題的討論，這個討論繼續了半個世紀，至今仍未得出公認的結論，尚有待於考古發現的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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