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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化

(以莫高窟佛教藝術和藏經洞文物為代表的文化)

鎖定
敦煌文化,以莫高窟佛教藝術和藏經洞文物為代表,延續近2000年,是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波斯文化等外來文化交融薈萃的結晶,是世界文明長河中的璀璨明珠 [2] 
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物流散到國外,眾多國家學者研究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獻的豐富內涵與珍貴价值,敦煌學成為國際漢學中的顯學,敦煌研究院亦成為國際敦煌學研究的最大實體 [2] 
加強敦煌學的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不僅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東西方文明交流史具有重要價值,而且對推動當代世界文化交流發展具有重要啓示意義 [2] 
中文名
敦煌文化
別    名
莫高窟文化藝術
類    型
文化名詞
榮    譽
東方世界的藝術博物館

敦煌文化發展歷史

敦煌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秦漢之前,這裏居住着月氏烏孫等民族。西漢初,漠北匈奴趕走月氏,佔領敦煌。元狩二年(前121)西漢軍隊打敗河西匈奴,敦煌與河西走廊歸入西漢王朝版圖。元鼎六年(前111)西漢在敦煌設郡,與酒泉、張掖武威並稱河西四郡。在敦煌之北修築了長城,在西部設立了陽關玉門關。從此,敦煌成為西域進入河西走廊與中原的門户和軍事重鎮。為了鞏固敦煌的戰略要地,政府從內地移民來此定居,調遣士兵屯田戎守。西漢王朝對敦煌的經營與開發,確立了敦煌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經過東漢王朝與曹魏政權的繼續經營與開發,敦煌在較長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成為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糧食生產基地。中原文化在這裏生根和發展,儒家經典得到傳播。產生於印度的佛教文化也傳到了敦煌,西晉時號稱“敦煌菩薩”的譯經大師竺法護及其弟子在此譯經傳教。
十六國時期,先後由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北涼五個政權統治敦煌。此時中原大亂,戰爭頻繁。唯敦煌相對平安,人口增加,中原與河西走廊的百姓避亂在此,中原漢晉文化在敦煌與河西走廊得以保存和延續。敦煌產生一批著名儒家學者,他們設館講學,著書立説。中原傳統文化在敦煌已十分成熟。與此同時,西行求法與東來傳教的佛教僧人都經過敦煌,促進了敦煌佛教的發展。《魏書·釋老志》説:“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敦煌莫高窟應運而生。據唐代聖歷元年(698)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記:“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嘗仗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幹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二僧。”此後,北魏宗室東陽王元太榮、北周貴族建平公於義先後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信奉佛教,莫高窟的開窟造像活動逐漸發展興盛起來。
隋代統一南北,擊敗西北的突厥吐谷渾侵擾,保持絲路暢通,商貿繁盛。文帝和煬帝倡興佛教,令天下各州建造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宮廷寫經也傳至敦煌。短暫的隋代,在敦煌大興開窟之風。唐王朝前期扼制了西域最大的威脅——西突厥的進犯,在西域設立安西都護安西四鎮。為加強軍事防衞,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設立豆盧軍墨離軍、王門軍、赤水軍建康軍等河西十軍,使敦煌經濟得到穩步發展,絲綢之路全線暢通,“伊吾之西,波斯以東,朝貢不絕,商旅相繼”。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頻繁。敦煌石窟的營造達到了極盛,敦煌文化進一步凝聚了來自中原的漢文化,以及來自印度、西亞中亞的文化。
天寶十四年(755)發生安史之亂,唐王朝由盛而衰,吐蕃乘機攻佔隴右、河西。建中二年(781)吐蕃佔領沙州,推行吐善行政、經濟制度和習俗,同時,大力抉植佛教,佛教勢力迅速膨脹,推動了莫高窟繼續興建。
會昌二年(842),吐蕃內亂,勢力大衰。大中二年(848)沙州張議潮乘機率兵起義,陸續收復伊、西、瓜、肅、甘、涼等十一州,並遣使奉表歸唐,被唐王朝冊封為歸義軍節度使,從此開始了歸義軍長達200多年的統治時期。張氏歸義軍政權恢復唐制,推行漢化,使敦煌的政局得到了穩定,佛教在張氏歸義軍政權的保護下,繼續興建寺院和石窟。宋乾化四年(914),曹議金接替張承奉政權在瓜沙二州六鎮地區重建歸義軍政權,一直保持與中原王朝的密切來往,接受中原王朝封號,奉中原為正朔,利用舊日唐朝在各族人民中的聲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樹立自己的地位,又以和親的方式,東與甘州回鶻,西與西州回鶻、于闐政權結好。曹氏政權與中原王朝及周圍少數民族政權建立的良好關係,不僅保持境內相對穩定的局面,且共保絲路暢通,促進了敦煌與中原和西域佛教文化的交流,為敦煌佛教藝術繼續發展創造了條件。
景祐三年(1036)和南宋寶慶三年(1227),敦煌先後為党項羌和蒙古族佔領。西夏和蒙元統治者篤信佛教,敦煌莫高窟作為佛教要地,依然受到重視,仍有建造。但隨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蒙元疆域的擴大,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轉站與西域門户的重要地位。莫高窟也告衰落。
元代以後敦煌停止開窟,逐漸冷落荒廢。明嘉靖七年(1528)封閉嘉峪關,使敦煌成為邊塞遊牧之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平定新疆,雍正元年(1723)在敦煌設沙州所,三年(1725)改沙州衞,並從甘肅各州移民敦煌屯田,重修沙州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衞為敦煌縣,敦煌經濟開始恢復。莫高窟開始被人們注意。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古代文獻赫然堆滿整個窟室。從藏經洞中出土的文獻約在五萬件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教典籍,還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書、四部書、社會經濟文書、文學作品等大量世俗文書。文獻中除大量漢文寫本經卷外,也有藏文西夏文、于闐文、梵文、回鶻文、粟特文突厥文、龜茲文、婆羅謎文、希伯來文等多種古文字寫本。除了文獻之外,還有若干銅佛、法器、幡、幢、絹紙畫、壁畫粉本等物。
藏經洞文物的發現意義重大,與殷墟甲骨、明清內閣檔案大庫、敦煌漢簡一起被稱為20世紀中國古文獻的四大發現。藏經洞文獻連同敦煌石窟藝術的實物遺存,為我國和絲綢之路沿線的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資料,為學者們提供了全新的視角,被稱為打開世界中世紀曆史大門的鑰匙。由此,產生了一門世界性的學科--"敦煌學"。
清政府未能對其進行應有的保護,致使藏經洞中的大批敦煌遺書和文物先後被外國“探險隊”捆載而去,經英、法、日、美、俄等國探險家的盜竊掠奪,藏經洞絕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僅剩下少部分留存於國內,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1910年,敦煌藏經洞劫餘文獻運藏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距藏經洞發現已經整整一百年了,中國國家圖書館作為世界上收藏敦煌遺書最多的單位,為敦煌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敦煌莫高窟劫後餘生的文物才得到了真正有效的保護和科學合理的利用。作為國務院首批公佈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敦煌文物保護事業步入了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敦煌文化主要遺蹟

敦煌文化莫高窟

又稱“千佛洞”,位於敦煌縣城東南25公里的鳴沙山下,因地處莫高鎮而得名。它是我國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藝術石窟。分佈在鳴沙山崖壁上三四層不等,全長一千六百米。現存石窟492個,壁畫總面積約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偉渾厚,小的精巧玲瓏,其造詣之精深,想象之豐富,是十分驚人的。

敦煌文化三危山

敦煌三危山旅遊區位於敦煌市東南25公里處,和莫高窟與佛為緣,相互輝映,在絲綢之路上形成了一道以佛教文化為特色的旅遊風景線。 三危山東西綿延數十里,主峯隔大泉河鳴沙山相望,其“三峯聳立、如危欲墮,故云三危”。三危山是敦煌歷史的一座名山,是敦煌文明歷史的發源地,據《山海經》記載,三危山是神鳥三青鳥居住的地方,在遠古神話傳説中,三青鳥是為神話人物西王母取食的童子,這給三危山披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結合上書左傳,史記等記載,原住於洞庭湖,鄱陽湖之間的三青部落,在當時的部落戰爭中戰敗,一部分人被流放到了三危山,成為歷史上有文字記載以來,最早的敦煌居民,也由此翻開了敦煌燦爛歷史的第一頁。
三危山古代又稱碑羽山、神羽山,從敦煌綠洲看,隱三峯崇之,如危欲墜,而得名三危。三危山是一座神山,藴育了世界文化藝術寶窟莫高窟,當地的百姓自然將此山奉為神山,修建了眾多的宇寺棺、王母宮、觀音井、老君堂,南天門等一批古建築至今,遺蹟猶存。站在三危山頂峯的王母宮前,俯視莫高窟及整個敦煌綠洲全景,敦煌人稱三危山為坐鎮敦煌第一山,清代敦煌八景將三危山列為敦煌第一景,稱做“危峯東峙”。
三危山隔大泉河與莫高窟毗鄰,莫高窟則因三危山之佛光而建,據莫高窟佛龕碑記:“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門樂樽、戒行清虛,執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止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架空鑿巖,造窟一龕”。由此可見,三危佛光是開鑿莫高窟的動因,也可説三危山是莫高窟的搖籃,因此有“敦煌八景”之二“千佛靈巖”,三危山與莫高窟就像情同手足的兄弟密不可分了。如果説莫高窟是一座佛教藝術寶窟,那麼三危山就是一座佛教藝術名山了。

敦煌文化文化保護

2022年2月18日,甘肅省政府新聞辦召開新聞發佈會,對《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十四五”規劃》進行政策解讀。其中,將重點推進“三區”建設。建設以敦煌文化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態保護區,立足河西走廊地理特徵、歷史文化資源和自然人文風情,推進地域特色文化整體保護、活態展示和深度體驗。 [1]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