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樂百戲

漢、北魏、隋、唐、宋各代尤盛，元、明、清時期，由於成熟的戲曲吸收了很多散樂百戲技藝，同時這些技藝獨立發展時又有了各種專稱，因此以散樂百戲泛稱記載的資料相對減少。

傳説夏桀時已有倡優侏儒為奇偉之戲，爛漫之樂。史載，周代已有扶盧(攀緣矛柄)、弄丸（兩手耍擲數彈丸）。秦二世時在甘泉宮“作角抵優俳之觀”，可能規模甚大。散樂一詞的最早記載見於《周禮·春官宗伯》卷第二十四，指郊野人民之樂舞，可能和上述一類內容有關。

漢代始用百戲一詞,也常用角抵,泛指多種技藝。東漢張衡所撰《西京賦》，對百戲有相當詳盡的描繪，其內容有：①歌唱奏樂的化裝表演──“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蛾坐而長歌，聲清暢而委蛇；洪涯立而指麾，披毛羽之□□”；②角抵和有故事情節的角抵《東海黃公》；③雜技“尋□”（竿戲）、“衝狹”(鑽圈)、“燕濯”（跳越水盤）、“跳丸劍”、“走索”、“吞刀”、“吐火”；④武術“扛鼎”、“胸突□鋒”、筋斗、弓箭；以及馬戲、馴獸、魔術等等。

上述內容除尚無雜劇等項目外，從性質上説又大體包括了後世常見的各種散樂百戲類別。在非音樂性表演中，百戲是用俗樂伴奏的，如《後漢書·仲長統列傳》提到“目極角抵之觀，耳窮鄭衞之聲”。東漢《漢官典職》有“鐘磬並喝”，“黃門鼓吹三通”配合百戲的記載。

以上還可以從各種百戲畫像石、陶俑等文物得到證實，如山東沂南東漢（或魏晉）墓中室東壁百戲畫像石就有伴奏樂隊圖像，使用樂器有豎笛、排簫、竽、壎、瑟、鼗、小鼓、鐸、編鐘、編磬、建鼓等。

漢代，曾以盛大的百戲演出招待外國使節賓客和邊陲少數民族人士。流風所及，甚至富有的庶民之家也有“倡優奇變之樂”。

三國至南北朝時期，百戲繼續發展。南北朝時期始用“雜技”一詞，有的還“撰合大麴，更為鐘鼓之節”，配合演出。北魏時期洛陽寺廟百戲甚盛。

隋唐時期，散樂百戲的範圍繼續擴大，包括了出現不久的新品種歌舞戲，與龜茲樂、河西胡樂等盛行於世。

宋金時期，市民文藝興起，城市瓦肆中的百戲品種更為繁多，不但有影戲、雜劇，甚至可以包括説經、演史等等，細目可達一百數十種。尤可注意的是北宋雜劇、金院本、傀儡戲等等戲曲萌芽形式的興起、盛行和繁衍。

如北宋時期汴梁搬演雜劇《目連救母》，從七月初七直到十五盛況始終不衰。南宋《都城紀勝》載：“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為正色。”可見雜劇在散樂中的重要地位。

宋代文獻中散樂和百戲兩個概念逐漸分離：散樂常指音樂、歌舞和雜劇等；百戲則常指角抵和雜技等。如上述“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中，就有10部指器樂和歌唱,另外3部是舞旋色、雜劇色和參軍色，而並不包括角抵和雜技等。有時，“散樂”一詞還用來專指其藝人。

在伴奏樂器方面，唐代《通典》卷一百四十六樂六載：“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樂府雜錄》鼓架部包括歌舞戲和其他多種散樂百戲，所用樂器為笛、拍板、答鼓(即腰鼓)、兩杖鼓。山西稷山縣馬村金代段氏墓羣4號墓的雜劇磚雕,其伴奏樂器有橫笛、□篥、拍板、腰鼓和大鼓 5種。北宋宮廷教坊的鼓笛部用三色笛、拍板和杖鼓 3種(《宋史》卷一百四十二)。山西洪洞縣明應王殿元雜劇壁畫中的樂器為橫笛、拍板和大鼓3種。以上5種史料在樂器品種方面是相同或近似的。

由此可以判斷，從唐代散樂經宋金雜劇到元雜劇（尤其在北方地區），在音樂上是有着淵源繼承關係的。

散樂百戲在發展過程中曾受到西域等地的影響，並曾傳播到日本等國家。 ^[1] 

對於“散樂”、“百戲”、“角抵”這些名詞，治戲曲史者大都習用如常。但是，這些名詞的具體指涉在不同的歷史時段卻發生過變異，這不妨作為問題提出來討論。

散樂起源於周代，原指民間樂舞。《周禮》“春官宗伯第三”説：“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鄭玄注曰：“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周禮》的“旄人掌教舞散樂”指的是樂種；鄭玄的“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其“散樂”是指樂人的身份。這裏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周代“散樂”的具體指涉，二是鄭玄以東漢黃門倡去註解周代散樂，是否合適。

對於鄭注，唐代賈公彥疏為：“……雲‘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以其不在官之員內，謂之為‘散’，故以為野人為樂善者也。雲‘若今黃門倡矣’者，漢倡優之人，亦非官樂之內，故舉以為説也。”鄭玄説，周代的“散樂”是指野人中之善於樂者，就好象東漢的黃門倡。究竟哪方面象東漢的黃門倡呢？賈公彥認為鄭玄是從樂人的編制上説的，“野人”即庶人，平民，它與都邑之士、朝客相對，因而“散樂”即指那些不在官員的編制之內的在野之人；因而所謂的“若今黃門倡”，即是指散樂不在“官樂之內”。宋代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卷五六舞曲歌辭《散樂附》的題解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認識漢代散樂和黃門鼓吹的角度。題解説：“《周禮》曰：‘旄人教舞散樂。’鄭康成雲：‘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即《漢書》所謂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是也。漢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羣臣。然則雅樂之外，又有宴私之樂焉。《唐書·樂志》曰：‘散樂者，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清代孫詒讓把這一意思更加明朗化，他認為賈公彥把“散樂”之“散”理解為“冗散”，是不正確的。孫氏認為，《周禮》此處所涉及的是雜樂，取其“亞次雅樂之義”；所謂“若今黃門倡”，是從音樂的性質上説的，“此黃門倡，即習黃門鼓吹者，非雅樂，故鄭引以況散樂也。”應該説，孫氏的理解是正確的。這也為我們理解漢代黃門鼓吹樂的俗樂性質提供了佐證。

“百戲”為雜樂雜技的總稱。它起於秦代。在漢代，它與“散樂”成了同義詞。杜佑《通典》在引述漢代蔡質《漢儀》關於“舍利獸從西方來”的記述之後説：“如是雜變，總名百戲。”徐堅等《初學記》引梁元帝《纂要》説：“古豔曲有北里、靡靡、激楚結風、陽阿之曲。又有百戲，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案、都盧尋橦、丸劍、戲車、山車、興雲、動電、跟掛、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人、怪獸、含利之戲。”郭茂倩《樂府詩集》説：“秦漢已來，又有雜伎，其變非一，名為百戲，亦總謂之散樂。自是歷代相承有之。”這些都是唐、宋人的推斷，他們用“百戲”去指稱散樂。百戲作為娛樂形式，起源於秦代，但“百戲”一詞的最早出現則在漢代。

角抵戲的最早源頭是周代的角力遊戲。《禮記·月令》説：“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講武，習射御，角力。”清代孫希旦的集釋説：“此即《周禮》‘冬大閲’之禮也。春治兵，夏茇舍，秋振旅，冬大閲，皆所以習武事也，而唯冬之大閲為盛，《左傳》所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也。角力，角擊刺之技勇。習射御以講車乘之武，角力以講步卒之武。”角力與射御是“武事”的一部分，都是農閒時的“軍事演習”。劉昭在解釋《後漢書》的“乘之”時引《禮記·月令》的話，並引盧植的註解：“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關蹋踘之屬也。”相對於真實的戰爭來説，射御與角力具有模擬的性質，由模擬而遊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角抵戲即由此而生。

具體説來，角抵起於戰國時期。據董説《七國考》所引《漢武故事》，“內庭常設角抵戲。角抵者，六國時人所造也。或曰角抵，楚人造。”秦代的角抵戲甚為盛行，秦二世即嗜好之。《史記》説：“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可見秦代的角抵戲已經與優俳發生了關聯，秦二世是在上林苑的甘泉宮觀賞角抵戲的，其場面規模應該不小。恐怕秦代的角抵戲已不僅僅是伎藝射御之較量遊戲。班固《漢書·刑法志》説：“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併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誇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角抵戲至秦代，已成了一種“淫樂”形式。

漢初曾罷角抵戲。至漢武帝，則復盛，比秦代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武帝廣開上林苑，穿昆明池，建千門萬户之宮，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歐陽詢《藝文類聚》引《漢武故事》説：“未央庭中，設角抵戲，享外國，三百里內觀，角抵者，使角力相觸也，其雲雨雷電，無異於真，畫地為川，聚石成山，倏忽變化，無所不為。”按《漢武故事》的解釋，武帝時的角抵戲，已經是“雲雨雷電，無異於真，畫地為川，聚石成山，倏忽變化，無所不為”。角抵戲已經是大量吸收了魚龍曼延等“姊妹藝術”。《史記》説：“是時上（指漢武帝——引者）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這裏的角抵已經是“奇戲諸怪物”。《漢書》説：武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觀。”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館”。這是三百里內皆能觀賞到的宏大規模的角抵戲。顏師古引文穎注：“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漢後更名平樂觀”。文穎把角抵戲與百戲聯繫起來，指出漢代的角抵戲即與巴俞戲、魚龍曼延是同類的娛樂。陳暘説得更加明確：“角者，角其伎也。兩兩相當，角及伎藝射御也。蓋雜伎之總稱雲。”《漢書·西域傳》説：“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户之宮，立神明通天之台，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據顏師古注，《巴俞》指巴俞之樂，乃巴州、渝州等邊緣地區的樂舞。巴俞之人“勁鋭善舞”，曾從漢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於是朝廷中便有《巴俞》之樂。所謂“漫衍”，即張衡《西京賦》所説的“巨獸百尋，是為漫延”，也即是人扮成百尋之長的巨獸。所謂“魚龍”，“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

和帝時期的李尤曾寫下著名的《平樂觀賦》。平樂觀乃漢代表演大型綜藝娛樂節目角抵戲的主要場所，李尤此賦寫的是東漢洛陽的平樂觀，它展現了角抵戲的“秘戲連敍”的情形：“戲車高橦，馳騁百馬，連翩九仞，離合上下。或以馳騁，覆車顛倒。烏獲扛鼎，千鈞若羽。吞刃吐火，燕躍烏跱。陵高履索，踴躍旋舞。飛丸跳劍，沸渭回擾。巴渝隈一，逾肩相受。有仙駕雀，其形蚴虯。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人，戲謔為耦。禽鹿六駁，白象朱首。魚龍曼延，嵔（左山右延）山阜。龜螭蟾蜍，挈琴鼓缶。”而張衡則以“角觝之妙戲”總領所有的散樂百戲。至此，角抵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成了百戲的代稱，它已經與“講武之禮”沒有什麼關係，而成了一種綜合性更強的大型雜技幻術表演。

由於漢代的角抵戲已經不是“兩兩相角”的簡單角力遊戲，而是規模宏大的綜藝表演，因而它的耗資便是巨大的。於是，當後世帝王意識到國家財政危機的時候，就會有“去角抵，減樂府”之舉措。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