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化

由於沒有反映教育的本質性要求和特徵，沒有體現教育的專業性、自主性品質和精神主旨，現行教育制度缺乏內在的合法性及相應的權威。以其規範的教育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教育的理性方向，成為簡單化、片面化的教育。教育制度層面的危機，主要集中在教育與外部關係的領導體制和處理教育內部關係的管理制度方面。

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教育部和所有這些學校之間的關係，那就是行政意義上的上下屬。下級服從上級，固然是行政領域中的鐵律；但，行政的歸行政，教育的歸教育，這是兩個根本不同的領域。教育領域不是要服從，而是要自主。如果沒有自由與自主，大學就不會有它的靈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温家寶2010年2月27日下午3時接受中國政府網、新華網聯合專訪，與廣大網友在線交流。在回答網友關於教育的提問時，温總理説，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最好大學不要設立行政級別。 ^[1] 

我國教育領域目前通行的領導制度，是一種顯著的行政管理制度。在這種制度中，教育被作為行政機構進行管理。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現象，是因為在決策者心裏，並沒有意識到教育是一種具有獨特價值觀念和文化目標、獨特原則和活動規律的專門性事業，是需要遵循其專門的活動規律的。

這種制度衍生的外行領導內行趨向造成的常見性結果是，教師們要麼放棄自己的教育信念，自覺自願地做行政需要的工具，要麼堅守自己的教育信念，與現行制度貌合神離，以消極的態度表示自己的不滿。這種制度由於以往的許多決策造成不少失誤，在人們心中缺乏權威。這種意識的發展，便是人們普遍地漠視教育本性，對教育事業不負責任，滋生僱傭感和無奈感。

由於社會管理教育的行政機構習慣於將自己的自利需求強加於教育，嚴重地扭曲了教育的本質和宗旨，使教育失去了自己引以為榮的品格和精神，變得猥瑣和庸俗。比如：教育行政機構在普通教育中推行的重點學校制度，對應試教育推波助瀾，造成了教育機會和權利的不公平，使教育的畸形發展越來越嚴重。而高考由政府組織，更是明顯越位。它即使政府管着自己不該管的事情，又使中小學校、高等院校的職能窄化，無法全面履行自己的職責。而一些大學被定為副部級的做法，讓人感覺大學與官場差不多。這種行為凸顯的行政特徵，以及在各級教育機構中強化的主要對上負責的行政原則，造成普遍忽視教師聲音的現象。教育領域中許多深層次矛盾形成的主要根源，可以説就是行政性的領導制度。雖然現在許多大學校長都聲稱在思考大學改革問題，但他們思考的改革，往往是在現行制度框架內或基礎上的改革，他們所要加強或完善的大學制度，是董雲川先生所説的“現在大學制度”，而不是我們期望追求的“現代大學制度”。

教育內部管理制度的簡單化和行政化，造成教育領域中的種種亂象。教育管理制度層面的危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簡單化的數字管理，一是顯著的行政化傾向。簡單化的數字性管理誘發了許多功利化現象。行政主導體制在剝奪了教師許多權利的同時，也解除了他們的不少教育責任，使不少人尤其是水平低的人感到大學中確實“好混”，很多本來應該極其嚴格的事情，在現在的大學中卻無人過問。如：對大學活動有極其重要導向作用的教師職稱評定，往往沒有嚴肅、認真的專業性討論，一些本行業的專家評定又由於“關係”等因素而流於形式，其真正起作用的標準卻是一些機械的論文數、項目數、獲獎數等數字。所以，有人説，現在的職稱評定根本無需什麼專家，只要找幾個細心的本科生，將職稱標準與申報人的材料仔細對照一下就可以了。這種簡單化的標準，誘發了包括刊物版面費、期刊公關費、評委公關費等許多腐敗現象。所以，雖然現在的一些大學中教授、博士數百上千，若過江之鯽，重大成果卻屈指可數，風氣也江河日下，越來越缺少大學的意味。

眾所周知，教育制度與社會上的任何制度一樣，其內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正、文明、合理、公開的價值觀念基礎上的，而如果缺乏這些特徵，制度的合理性就會受到質疑，制度的作用就會被無形中減弱。而我國教育領域中行政化的管理制度，使管理者與教師、學生之間的協作關係，變成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實質性的“上下級”關係。管理者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向教師發號施令，甚至要求教師們要對他們的權威表示敬畏，教師們卻幾乎沒有質疑和反對的餘地。可以説正是我們長期秉持的行政制度抑制和掩蓋了學術制度，造成了行政權力至上的結果。而行政原則至上的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教師的責任心。

教育部2010年1月15日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級各類學校，於春節期間組織學生參與“給祖國母親拜大年”活動。半個月過去，《南方日報》有《教育部“給祖國母親拜年”活動遇冷》的報道，稱東莞市教育局表示尚未接到通知，多數學校也沒有佈置這道作業，不少學生更是不知“給祖國拜年”活動為何物。然而，頗富喜劇意味的是，該報道2月1日見報，東莞市教育局2月3日便向全市各校發佈緊急通知，要求已經放假了的中小學通過校園網參加網上拜年活動。2月4日，《南方都市報》以“教育局發文”為題特地做了報道。

作為一個旁觀者，看到這些近乎表演的報道禁不住發笑，太好糊弄了呀。教育部的通知已經半個月了，沒有一點動作，以致學校放假，關門大吉。報紙“不懷好意”報道了一下，本來是揭示這種純粹形式主義的表演搞不下去，但無形中讓東莞成了目標。該市教育局立即馬後炮向全市緊急通知，實際上是向教育部表態，我做了。但，一紙通知，後面有誰落實以及是否能落實下去，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了，教育部當然也知道。

然而，這並不是什麼好笑的遊戲，儘管它那麼煞有介事。東莞教育局前半個月的無所作為沒錯，當然我也能理解後來的緊急通知。但，從教育部的通知到教育局的緊急通知，讓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正是那個人所共怨的“教育行政化”。關於教育行政化的批評，很長時間以來不絕於耳。將制度方面的因素考量在內，不難看到，教育行政化的根子就在教育部。

近兩三年來，教育部一會兒通知全國各地推廣中小學校園集體舞，一會兒要求京劇樣板戲進課堂，一會兒又指示全國各校組織冬季陽光大長跑。當然，這些通知和要求，都是上屆教育部的傑作。本以為新屆教育部當改弦更張；但一個拜年通知，讓我們看到，在教育行政化的路子上，現任教育部原來是一仍舊貫。

廣東省自實行教師績效工資以來，一些地區和學校分配方案出現“偏行政、輕教學”的現象。工作20多年的一線教師待遇，可能還不如20多歲的學校團委書記，教師感嘆，教得再好不如當個領導。（2月21日 《人民日報》）

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關於義務教育學校實施績效工資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教師績效工資要“根據考核結果，在分配中堅持多勞多得，優績優酬，重點向一線教師、骨幹教師和做出突出成績的其他工作人員傾斜。”這樣的精神其實在很多地方都作了強調，有的還在地方下發的文件中再次進行了明確，但是在現實中，一些學校並不是如此，“學校行政人員最高工資可達一線教師的3.5倍。”難怪有人稱“績效工資變成了官效工資”。 在國家和各地一再強調績效工資要向一線教師、骨幹教師等傾斜的情況下，一些學校在執行時中還是出現偏行政、輕教學的現象，這本身就説明落實好國家的教師績效工資精神，僅僅靠出台下發文件是難以做到的。 當前在一些地方是什麼阻礙績效工資要向一線教師、骨幹教師等傾斜，恐怕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行政化。行政化要求我們下級必須服從上級，這是行政的一個重要原則。教育行政化最大的弊端就是，導致學校有最大發言權的不是教師，而是教育幹部。正因為是教育幹部，他們在學校裏有比一般教師有更大的發言權。 權力一旦得不到約束，一切權力都有濫用的可能。學校的教育幹部比一般教師有更大的發言權，誰能保證他們不濫用權力呢？而且績效工資而每一個和此有關的人存在着密切的切身利益關係，利用一下自己有更大的發言權，就可以獲取更大的利益，有多少人等擋住此誘惑呢？　 因此不去除教育行政化，恐怕就很難做到績效工資完全向一線教師、骨幹教師和做出突出成績的其他工作人員傾斜。一旦工資變成了官效工資，一線教師、骨幹教師等在績效工資中分的利益太少，這不但損害了教師的利益，還會容易形成一個錯誤的導向，那就是教得好，不如做幹部。在此錯誤的教育導向下，誰還會靜下心來搞教育。這最終傷害的是孩子，傷害的是國家的教育。 要讓教師自愛教育中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減少行政因素過多的干擾教育，要讓有志搞教育的人靜下心來搞教育，就必須讓一線教師、骨幹教師等在教育上有更大的發言權。做到這，就必須當前教育中存在的過多的教育行政化。如果不去除教育行政化，還是以行政的方式搞教育，那麼必然是一線教師在教育的發言權很弱，必然會出現績效工資變成了官效工資的現象。 1月11日至2月6日，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中南海先後主持召開五次座談會，就正在制定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建議。温家寶在這五次座談會上講了話。他説，學校的職責是教書育人。要以教學為中心，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改變教育的行政化傾向。

現在從實施績效工資的情況來看，再一次證明了總理講話的正確和落實好總理的講話精神的重要。績效工資必須要有一個導向作用，必須通過這樣的導向讓更多的教師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上，更多的教育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辦學上，只有這樣，我們的教育才有希望，我們的國家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