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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革命
鎖定
1956年9月，黨的八大明確了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發展國民經濟和文化教育上來,在高等教育方面，提出“高等教育應以發展工科和理科為重點，並積極地發展農林和師範科，適當地發展其他學科”。1958年，黨的八屆二次會議修改了八大的正確論斷，急躁冒進,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相應地，1958-1960年進行了“教育大革命”,其中在高等教育發展上，既有盲目冒進的問題，也有推動發展的成績；而為扭轉全盤蘇化進行的改革嘗試，同樣是既有成績，也產生了不少失誤。針對“大躍進”中種種無視教育規律和冒進做法的不良後果，1961年9月印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校六十條》），它是高等學校各項工作的一個重要文件，對相關失誤進行了初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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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教育大革命
- 外文名
- The Education Revolution
- 地 區
- 中國
- 時 期
- 50年代末
- 內 容
- 進行教學改革
教育大革命歷史沿革
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是我國教育史上值得總結的階段。它敢於解放思想，對教育改革進行了多種試驗，為我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就高等學校來説，其目的是要克服學習蘇聯高等教育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走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也反映了師生對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它的內容是以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為中心的大改革，涉及到學制、學校內部領導體制、教學計劃、教學內容、教學組織、教學方法等許多方面，並帶動科學研究的廣泛開展，還包括實行全民辦學，多種形式辦學，教育管理權限下放，以及招生分配製度的改革等。這些改革，有的是有益的嘗試，有的是有啓迪的創舉，有的是違反教育規律的蠢事，需要分清主次，衡量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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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革命主要成就
一、“教育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有應當肯定的正確部分。
如1958年毛澤東同志視察天津大學時指出：“高等學校應抓住三個東西：一是黨委領導，二是羣眾路線，三是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並提出以後要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生要勤工儉學，等等。劉少奇同志提出“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主張。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的《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並要求在一切學校中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教育，培養師生的階級觀點、羣眾觀點、集體觀點、勞動觀點和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改變教條主義的教學方法，將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評判學生學習成績時，應把學生的政治覺悟放在重要的地位，並以實際行動來衡量其政冶覺悟的程度，學校黨委，應當配備黨員去做政治思想工作，黨委書記和委員力求擔任政治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是全國統一的，違反這個統一性，就破壞社會主義教育的根本原則，在發展教育事業上，要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實行三類主要辦學的體肌，即第一類是全日制的學校，第二類是半工半讀的學校，第三類是各種形式的業餘學校。這些都是正確的，至今仍有其指導意義。
二、加強了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
為了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的黨委領導體制，1958年從中央各部門抽調了1000名高中級黨員幹部(其中司局長以上幹部200名，處科級幹部800名)加強文教戰線，派到高校擔任校院長，黨委書記的就有100多人。各省市、自治區也相應地抽調了一批中層骨幹派往高等學校。據1959年2月統計，僅山西、遼寧、河南等16個省市派到高等學校擔任系黨總支以上領導骨幹的幹部達1230人。
三、初步建立了教學、生產勞動、科學研究三結合的體制。
1959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把教學，生產勞動、科學研究結合起來》的社論，明確指出這三者應該以教學為中心，圍繞教學，進行生產勞動和科學研究。1959年6月，教育部在青島召開的高等工業學校教育計劃座談會中，提出的制訂教育計劃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中，就包括“加強生產勞動教育，把生產勞動列入教育計劃，並且以教學為主；使教學、科學研究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加強理論與實際的聯繫”的內容。廣大師生通過勤工儉學、下鄉下廠，參加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開展科學研究等活動，接觸了實際，普遍加強了勞動觀點和羣眾觀點，同時也增強了體質。這種做法有利於學生理論聯繫實際學風的形成和獨立工作能力的培養，也支援了工農業生產。有的高校改革畢業設計，與生產結合“真刀真槍”地參加了國家重要工程的研究和設計工作。如清華大學承擔了密雲水庫和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工程的設計工作，南京工學院承擔了北京火車站工程的設計工作，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參加了首都十大建築的美術設計工作等。
在此期間，有些高校在科研方面還取得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成果。如：60年代初，復旦大學建成了加速器實驗室(包括質子靜電加速器和電子感應加速器)，在當時國內居於領先的地位，同時還研製了我國第一代電子計算機：103電子管計算機，浙江大學電機系於1958年發明電機的雙水內冷技術，與工廠合作創制了國際上第一台雙水內冷隱極式二極汽輪發電機和雙水內冷凸極式同步發電機，獲得國家發明一等獎，北京航空學院研製成功。北京一號。電機，華南工學院電工系和中山大學計算數學專業合作，於1958年試製出當時比較先進的模擬電子計算機。許多比較困難和艱苦的科研項目也是在這一時期上馬或擴大工作規模的。例如，北京大學生物化學基礎研究方面的多肽合成，牛胰島素的人工合成等。南京大學地質系師生於1957年開始對華南花崗岩進行研究，1958～1960年進行了大規模的野外調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50年代末，高等學校中先後建立了專門從事這方面研究的研究所(室)17個，其中經濟、歷史、語言文字、教育方面的研究機構11個，外國問題研究機構4個，博物館、紀念館2個。
隨着科研活動的開展，也促進了各校教學內容的更新，一些工科院校加開了近代物理課或在物理課中增加了近代物理的內容。半導體、原子能、加速器、計算機等先進的科學技術開始進入我國高校的教學內容。
四、教育事業有較大的發展
新建了一批高校和新興尖端的學科和專業。在目前全國的重點高校中就有13所是在1958至1960年新建或改建的，有的已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學校，對我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就是經中央書記處批准於1958年9月在北京成立的(後遷至合肥市)，由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兼任校長，設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高分子化學和高分子物理等13個系。教師大多由中國科學院各研究所的高級研究人員擔任，據不完全統計，在辦學最初5年中，到校兼職的300多名科研人員中就有正、副研究員127名。學生也去各研究所參加科研。該校的畢業生基礎厚，質量較高，受到用人單位的歡迎。科研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績，1965年該校基本粒子理論組和兄弟單位一起提出的“層子模型”理論，在當時處於該學科的世界前沿。又如1959年9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國醫科大學培養了一大批高級的醫學人才。其他還有北京化工學院(1958年9月新建)、華北電力學院(1958年新建)，阜新礦業學院(1958年8月新建)、東北重型機械學院(1960年10月新建)、大慶石油學院(1960年改建)、華東工程學院(1960年新建)、江蘇工學院(1960年新建)、山東海洋學院(1959年3月新建)，武漢建築材料工業學院(1958年新建)、新疆大學(1960年10月成立)、湘潭大學(1958年6月新建)等。此外，在1958年，吉林省長春市創辦了我國第一所光學精密機械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吉林省延邊市創辦了我國第一所農民大學——延邊黎明農民大學，在1960年，青海省成立了青海大學。在華僑教育方面，1958年國家決定重建著名的暨南大學，到1960年又創辦了華僑大學。在此期間，部屬和地方院校也有發展。僅上海一地新建的部屬院校就有上海鐵道學院，上海鐵道醫學院、上海海運學院、上海機械學院、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等5所。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還依靠地方力量新辦了一些大學，如北京工業大學、上海科學技術大學，上海工業大學等，都成為地方大學中的骨幹學校。
在此期間還新增了一批專業，其中有不少是屬於國防和尖端科學技術方面的專業，填補了過去的缺門。如復旦大學從1958年開始，就致力於新學科的建設，到1962年正式建立的新專業有原子核物理、放射化學、計算數學、力學、高分子化學、生物物理、生物化學，無線電物理、電子物理等九個。到1963年，復旦的新專業已建成實驗室43個，一些比較高級複雜的實驗室設備，如加速器、等離子體、超高真空、電光源，放射生物等，主要是依靠教育、技術人員和部分高年級學生自己動手製作成功的。1958年，上海交通大學為了保證衞星上天和原子能動力裝置的早日建成，也增設了乖線電、應用物理、核動力裝置、自動控制、數學及計算儀器等新專業。1960年7月至8月，教育都和國防科委在青島聯合召開有48所高等院校及中央有關部門代表參加的會議，專門研究了國防尖端專業的設置與佈局問題，教育部副部長蔣南翔作了《高等學校要為促進國防現代化而奮鬥》的報告。
業餘高等教育(包括夜大學、高等函授教育，廣播電視教育等)也有很大的發展。1957年全國業餘高等學校的學生只有7.6萬人，1960年發展到了9.3萬人，有很大的盲目性，但從1961年調整到1965年為止的5年中，學生人數仍始終穩定在40萬以上。上海市到1959年，全市全日制高校共舉辦夜大學和大學函授部12所，學生達2萬多人。1960年該市還創辦了上海市業餘工業大學，以提高工業戰線湧現的一大批生產能手和技術革新闖將的科學文化水平，得到劉少奇和高教部的讚揚。1960年3月我國第一所電視大學一北京電視大學開學，開設數、理、化和中文四個專業，學制分4年制，5年制，第一期共招收本科和預科學員6000餘名。其後，上海、天津、瀋陽、長春，哈爾濱、廣州等城市也相繼成立了電視大學，吉林，重慶等地則成立了業餘廣播大學。
在此期間，還試辦了一批半工(農)半讀的高等學校。如全國聞名的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就是在1958年8月成立的。該校的辦學方針是：。半工(農)半讀，勤工儉學，學習與勞動相結合，政治與業務相結合。全校共設農業、林業、畜牧業、工業、漁業、蠶桑等6個專業，本科4年，專科2年。該校成立3週年之際，毛澤東曾專門給該校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對其辦學方向表示完全贊成。
五、較大幅度地增加了一批全國重點高等學校。
為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中共中央於1959年3月作出了《關於在高等學校中指定一批重點學校的決定》，指定北京大學、中園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上海第一醫學院、哈爾濱工業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北京工業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農業大學、北京醫學院、北京師範大學等16所高等學校為全國重點學校。1960年，中央又決定增加中國醫科大學、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第四軍醫大學及通訊工程學院等4所學校為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增加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決定》，又增加了吉林大學等44所學校為全國重點高等學校。1963年，又增加浙江大學等4所學校為重點高校。“文化大革命”前全國重點高校共計有68所。這68所重點高等學校中，有14所綜合大學，33所工科院校，2所師範院校，4所農林院校，5所醫藥院校，2所外國語院校，3所政法、財經院校，1所藝術院校、1所體育院校，以及3所軍委所屬院校。辦好這些學校，對於發展我國的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義。為了加強對重點高等學校的領導和管理，教育部在1960年就先後召開了兩次重點高等學校的工作會議。2月在天津召開高等教育重點學校問題座談會，討論高等教育(自然科學部分)中重點學校的作用、任務及如何辦好重點學校等問題，還對全國重點高校的規模與專業設置，設置研究生院、協作進行科研和儀器生產，舉辦附屬中學，畢業生分配，保持師資和幹部的相對穩定，配備政治工作幹部及加強領導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取得了一致的意見。4月在北京召開了23所重點高等學校黨員校院長、黨委書記會議，主要討論了1960～1962年科學技術發展計劃，學校辦生產企業，建立研究生院，以及充分發揮地方積極性、依靠地方黨委辦好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等方面的問題，還交流了教學改革的經驗。1960年4月教育部還發出了《對全國重點高等學校專業設置與發展規模的意見(草稿)》，在1960年工0月，又發佈了《關於全國重點高等學校暫行管理辦法》，規定：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領導和管理，由教育部、中央各主管部門與地方分工負責，實行雙重領導或三重領導，上下結合，各負專責，《辦法》還對全國重點高等學校的專業設置，修業年限，每年招生名額，學校發展規模的確定，學校主要領導幹部的配備，經費和基本建設的管理，學校經常工作的領導等事項作出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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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革命失誤的主要表現
一、事業上急躁冒進，盲目發展，出現大起大落的局面。
當時提出“以十五年左右的時間來普及高等教育”的不切實際的目標，加之教育管理權力下放後，缺乏宏觀控制，各省、市、自治區甚至工礦企業、人民公社都掀起辦高等教育的熱潮。全日制高校以1957年同1960年對比，學校數從229所猛增到1289所，增加462.9％(不包括企業和人民公社辦的高校)；招生數從10.5萬人猛增到32.3萬人，在校學生數從44萬人猛增到96萬人，增加118.2％。由於盲目發展，很多學校缺乏必要的物質條件和師資準備，不僅教學質量下降，也超越國民經濟的負擔能力，不得不從1961年起進行大幅度的調整，全國高校由1960年的1289所調整到1963年的407所，在校學生由96萬壓縮到了5萬。
二、勞勸過多，科學研究過多，政治和杜會活動過多，完全打亂了教學秩序，極大地加重了師生的負擔。
1958年學校的各種勞動不斷，從9月開始幾乎普遍停課，參加大鍊鋼鐵和三秋勞動。1960年上半年很多學校又參加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上海高校到1960年5月就有2萬師生到690個工廠和70個公社參加”雙革“運動。農業部把農業院校師生一律下放到農村勞動鍛鍊。林業部把林學院系的全體師生下放農村鍛鍊1至2年。國務院抽調2.7萬多名高等、中等學校地質，化工、化學專業師生，參加大辦鋼鐵運動，僅北京市就有5000多師生分赴16個省市，參加採礦、選礦及化驗分析等工作。
三、教育改革違反教育規律，在若干理論問題上造成思想混亂。 ·
如在政治與業務關係上，把政治強調到不適當的地步，其結果是衝擊業務，否定業務，歪曲了政治與業務的關係，紅與專的關係。在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上，誇大教育脱離實際的錯誤，片面強調實踐的作用，出現了否定學校教育以學習間接經驗和理論知識為主的傾向，否定或貶低教師、書本和課堂教學的作用，在實際工作中發生大砍大並基礎課，大破專業課的理論體系，發動學生編寫教材，嚴重地削弱了基礎理論知識的教學，導致教學質量下降。在批判與繼承的關係上，違背”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正確方針，對待中外文化只講批判，不講繼承，不講借鑑，許多文科課程，以論代史，許多學校大量縮減古代課程的比重，致使中文系的學生竟不知唐宋八大家的名字，歷史知識極為貧乏。在基礎與專業的關係上，對課程不適當地進行合併。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學等校的物理專業，均將普通物理與理論物理合併，南京大學將普通物理、理論力學、熱力學、統計物理、電動力學、量子力學、無線電工程基礎等基礎課和專業課合併為一門物理課，講課時數減少261小時，減少38.15％，學習總時數減少522小時，減少27％。在學生的學與用的苯繫上，過分強調在幹中學，在實踐中增長才幹，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的時間得不到保證，特別是學生幹部，會議活動過多，佔去很多時間。學生的文體活動過多，而且硬性規定集體參加，很少自由支配時間，既影響學習，也影響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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