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學

教父時代形式上並無教會學著作。然而在教會生活中卻表現出當時教會的自我意識，此可稱為非形式的教會學。它基本上經驗自身在聖神內與復活的基督同在；它出自天父永恆的救恩計劃，由耶穌的宗徒傳出來，向世界傳報福音

教父時代的教會自第二世紀以來清楚肯定自己是啓示真理的捍衞者。羅馬教宗以及其他主教的職務、聖經正典（也稱為聖經綱目）的制訂、禮儀聖事逐漸固定，都指出教會的基本制度；地方教會之間的和平、愛德與共融也同時發揚教會更深的奧跡。此可由當時繼續延用新約的教會圖像（子民、身體、新娘、一羣、天國等等）中見出。

當時天主聖三信理與基督信理正在演變，這與教會捍衞真理身分密切有關；第四世紀以來的大公會議之舉行，已在肯定教會不能錯誤的恩典。

至於羅馬教宗的首牧職務自第四世紀以來更加明朗地受到注意，雖然東方教會並不完全同意。

（1） 中古士林神學界（參 19）初期維持教父時代的教會學；聖奧斯定（Augustine, 354-430）的基督身體與教會，以及兩者之間的貫穿，可謂主流思想。

（2） 羅馬教宗的首牧職務更以法律形式突出，此亦促成東西教會的分裂（1054） （參 267）。至於教宗額我略七世（Gregory VII, 1073-1085）的改革，果然力求將教會自世俗權力解脱，但另一方面卻使教會趨向於中央集權；於是教會學歷史上所謂「完整社會」的模型發萌。教宗是「基督的代表」，伯鐸繼任人是君主集體社會的首領，以此與世俗帝王相對。因此教會學最初著作的書名是《論羅馬公教會》、《論羅馬教會的首席職務》。同時教律學家大興，所有教會學著作都以教宗權力為中心。

此時萌芽的「完整社會」模型的教會學將繼續維持，直到十九世紀為高峯。不過，教會歷史中並非缺少異議，即使中古時代，已有聖伯納（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所着的《深思》，指向教會的精神。至於中古後期的威克利夫（J. Wycliffe, 約1320-1384）與胡斯（J. Hus,1370-1415）僅是集精神主義的極端論調。因而受到康士坦斯大公會議（1414-1418） （參 480）所指斥（DS 1210－1213）。

（3） 多瑪斯（Thomas Aquinas, 約1225-1274）著作中並無專着論教會。此是今日神學家以不同理由予以説明的問題。但此並不意謂他著作中一無有關教會的思維。教會為他是來自聖三奧跡，其使命是在聖神內，實現降生與復活的救恩，重整人類生命中的天主肖像。他平衡地把握教會的內在奧跡與制度法律。

中古士林神學興盛時期，除了一方面支持神學家的「平行訓導權」以及「教會不可錯誤」（參 414）之外；另一方面卻也有「教宗不能錯誤」之説。至於教宗的首牧職務雖然予以承認，但大公會議亦有與之補充的功能。兩者相合，教會遂感愈臻圓滿。

（4） 中古長期政教之爭，亞味農（Avignon）教宗時期，以及教會三分階段，構成羅馬教宗無法維持教會的一統。於是有1414年康士坦斯大公會議的召開。此公會議雖然結束了教會的分裂，為教會學卻製造若干疑竇。要點在於大公會議與教宗之間的關係。所謂「教會會議至上主義」（也稱為「大公會議主義」） （參 420）主張大公會議在教宗之上。此説雖然不能成立，但十八世紀卻有死灰復燃的跡象；另一方面它卻也保存共融教會學的痕跡。

幾乎所有梵二頒佈的憲章、法令、宣言都直接或間接地表達它意識中經驗到的教會。事實上，這是一個教會自我反省的大公會議。1975年，大公會議閉幕後的十年，世界主教特別會議上指出共融教會學是梵二的基本中心概念。共融基本上是指藉耶穌基督，在聖神內，與天父相通。聖洗是教會內共融的基礎，使人進入教會內的共融。領受基督聖體，使所有信徒在基督的奧體─ 教會內親密的團結在一起。也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發揮梵二的教會學。

（1）教會的奧跡性：共融的根源是天主聖三（LG 2-4），教會是父、子、神的新創造，因此它是奧跡。梵二已經不再企圖為教會製造定義，於是試着自各種聖經圖像來認識教會（LG67）。三個圖像：天主子民、基督奧體和聖神的宮殿，自三個更為重要的角度表達教會的共融奧跡。

（2）教會的聖事性：降生成人的耶穌基督是原始聖事，他是教恩的象徵。因此教會實是基本的聖事，它是基督救恩的象徵。梵二稱它「好像是在基督內的一件聖事，就是説，它是與

天主結合，以及整個人類團結合一的記號和工具」（LG 1）。這綜合了教會有形與精神兩面。而這兩面即信、望、愛三德的團體和聖徒組織的社團是互相結合為一的（LG 8）。如此梵二修正了中古以來的制度模型的教會學，但並不忽視教會的結構。反而由於教會的聖事性，肯定主教職務由聖秩聖事授與（LG 21），使結構與恩寵相合。如此超越很久以來治權與聖秩之距離。這是梵二教會學的大貢獻。

（3）教會的團體性：聖事性的共融指向古代教會強調的主教團（LG 22），恢復大公教會與地方教會的正確關係。同時也肯定天主子民的聖統性共融，一方面職務分明，另一方面基本平等，教會中的參與和共同負責得以清楚肯定。此與「完整社會」的教會學模型有所不同，後者偏重法律與權力，對於教友的地位比較消極，遠不如梵二一般指出教友的「信仰虔誠」與「神恩」（LG 12）；此有賴於基督身體與聖神的宮殿二個教會圖像的啓示（LG11）。

（4）教會的歷史性：天主子民圖像為教會表達出救恩史幅度。基督是救恩史的圓滿與高峯，因此教會是末世性的救恩團體：由於它已經得救但尚未完全實現，表達出旅途的張力。教會是聖的也是有罪的，為此梵二大公會議自認常應悔改與革新。同時旅途教會跟隨基督揹負十字架，遭受苦難；它也得與貧窮受迫、痛苦被辱的人類走在一起，所以它是貧窮人的教會。

旅途教會還不完美，甚至它自身遭受分裂的傷痛。梵二大公會議自這角度承認教會需要合一。為此，一方面它在自身保有一切得救的方法中肯定分裂團體的教會因素，（LG 15）。另一方面堅持合一運動的必需性（UR）。

（5）教會與天國：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學，使它發現與耶穌傳報的天國、以及與天國來臨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的。過去不加分析地將二者相等的思想已不再重複。但由於天國與教會都是動態的實體，因此二者之關係無法一言以蔽之。比較代表梵二思想的是二者密不可分；教會在旅途之中，是天國業已來臨的標記、真實的標記。天國在它的生命中象徵性地實施；它為天國作證。但它也不斷地祈求：願你的國來臨（LG 5，6）。

1975年特別世界主教會議，對於教會在現代世界的使命，迴應梵二《牧職》（GS）憲章説：「教會即是共融，它是世界得救的聖事。為此，我們肯定的説，教會牧職憲章是十分重要尚且十分切合現代需要的。可是，我們也發現目前的時代訊號，卻多已和梵二大公會議時代的不同。今天在世界各地，我們可以看到飢餓、壓迫、不正義正在直線上升；戰爭帶着它的痛苦在不少地方肆虐，恐怖主義與暴力以各色各樣的方式到處猖獗。這一切迫使我們再次作更深入的神學反省，使能以福音之光解釋這些時代訊號」（結束報告）。

雖然環境有所不同，但梵二《牧職》憲章視教會為僕人的圖像一直延續在天主子民的經驗中。同時梵二所重現的實踐教會使命的各種途徑，繼續影響今日教會。1990年當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了紀念《教會傳教工作法令》（AG）簽署二十五年，頒佈了《救主的使命》（Redemptoris missio）通諭。教宗列舉實踐使命的途徑，莫不都以梵二文獻作為根據：

（1）生活見證：這是傳播福音的最先的形式。「凡是基督信徒，無論是在何處，都必須以自己的生活和主張，給人建立善表，證明自己在領洗時，已經重生，成為新人，且因堅振聖事，而為天主聖神的神力所堅強」（AG 11）。

（2）宣報基督、歸依與授洗：這是使命的核心與基礎（AG 13-14）。

（3）建立地方教會與本地化：「這種教友團體靠本民族的文化資產，要深深植根於民眾間」（AG 15），但教會即是至一而又多型的，它在全世界文化中吸取積極的價值。不過本地化並非只是外在的適應，而是指真正的文化價值整合在基督宗教中而發生的變化，同時使基督宗教紮根在人類的不同文化中。

（4）宗教交流：梵二大公會議表示教會並不排斥其他宗教所擁有的真理與聖善。而且還敦勸信徒承認、保護與促進它，也鼓勵以明智與愛德，同其他宗教的信徒交流和合作（NAE2）。

（5）促進人類的發展：這是《牧職》憲章的全部內容，表示「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的喜樂與期望、痛苦與焦慮，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痛苦與焦慮。凡屬於人類的種種，在基督信徒心靈內，莫不有所反映」（GS 1）。

根據上述的各種使命途徑，足夠在教會行動中看出梵二的教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