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天下黃花

《故鄉天下黃花》從一個普通村民的視角，審視馬村半個多世紀的風雲變幻：民國初年，為了村長一職，李家僱殺手殺死了現任村長孫殿元，由此引發了孫李兩家的世代仇殺。20世紀40年代，日本人來了，為了爭奪馬村的支配權，八路、漢奸、中央軍、土匪幾路人馬相互咬鬥，村民慘遭荼毒，飽受蹂躪。1949年翻身鬧土改，地主李家和孫家被鬥倒，貧農趙刺蝟、癩和尚、李葫蘆諸人為了爭奪村子的控制權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野蠻爭鬥，馬村再度陷入混亂。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已成為村支書和大隊長的趙刺蝟和癩和尚，以及後發展起來的李葫蘆分別帶領不同派別，以“文革”的名義進行着無休止的鬥爭。 ^[4] 

1991年劉震雲天下黃故鄉花，題材上是從現實領域轉向歷史領域，對人性的表現在廣大的歷史背景故鄉天下黃花。是作者對歷史、對人性、對文學的一種深沉思考和反思。 ^[5]  在創作意藴和創作風格上一次次完成了超越。“故鄉系列”藉助了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諸多創作方法，表達了作家對歷史與日常生活，想象與現實存在，人類語言説的方式與實質以及後現文化等諸多問題的深入思考。不得不感嘆劉震雲的功力、勇氣和魄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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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的時間變遷，“馬村”人為代表權力的“村長“之位前赴後繼地進行種種爭鬥，這就是劉震雲在《故鄉天下黃花裏》構架的寓言景觀，同時也是歷史的真相。而此時此處的真相，無關宏大敍事。《故鄉天下黃花》的寓言式寫作，讓對主流意識形態遮蔽之下的民間歷史的真相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它的意義還在於，事實上無論是李家還是孫家或是後來的衞東衞彪賴和尚等，誰坐上了村長的位置，苦難都不會得到實質性的改變。 ^[7] 

《故鄉天下黃花》中的冷漠與陰暗來自於作者對人性毫不留情的刻畫與描繪。作品中馬村村民半個多世紀以來圍繞權力爭奪展現出的“奴性”“冷漠”、“麻木”、“糜爛”、“愚昧”等種種劣性引人發笑，笑過之後又感可氣可恨。同時作品冷漠與陰暗的風格特點更來自於作者對人性的絕望，作品雖然只講述馬村半個多世紀的人事變遷，但重複的故事情節使讀者感到千百年如一日，人性如此，凝滯不變。 ^[8] 

作者有意識地模糊、混淆甚至顛倒正、反兩派人物間的陣線與界限，擯棄了二元對立劃分，描繪了多元的人物關係。比如還原了原本在鄉村占主導地位的宗法、血緣關係，家族意識，像李家與孫家的數代恩仇、權力鬥爭；再現村民中的各種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歷史恩怨，以及互相滲透的階級關係等，這些關係，並不像簡單的階級關係那樣只能推導出壓迫反抗這樣簡單而明晰的因果關係，因而與“必然性”和決定論思想拉開了距離，這使得所謂正義和非正義、進步和非進步的分野在無形中消弭。

沒有了敍事者的直接介入，在作品中，敍事人對各個人物的命運都保持一定距離。傳統小説對人物慣有的善惡褒貶被一種冷漠、平靜的敍述方式所代替。敍事者儘量壓低自己的聲音，隱身幕後。其對人物、事件的評判，間接通過結構、人物的設置、情節的發展以及旁觀者的眼光表現出來，給人以客觀真實的感覺，籍此來消解、否定意識形態對文學敍事的干預與侵犯。 ^[9] 

在作品中，敍述人對各個人物的命運都保持一定距離。傳統小説對人物慣有的善惡褒貶被一種冷漠、平靜的敍述方式所代替。這種冷漠與平靜的方式不僅表現在故事即使講到人物命運的極其悲慘處，也仍然不作融匯着敍述人情感色彩的抒情描寫，而且表現在敍述人帶着一種參透人的本性之後，對人生表現出的譏諷與調侃的態度。每個人物都在自作聰明地表現自己，像戲劇舞台上的角色與玩偶，被無形的命運之神操縱着，渾渾噩噩置身其中，卻意識不到他們需要擺脱那可悲的境地；甚至還可以説，他們即使意識到這種人生的無望，也必須在這無望的背景上盡職盡責地扮演命運賦予他們的角色。這是個人無法超越歷史、超越自身的可悲之處。因此，在那些人物當中，爭權奪勢的最終失去了權力，殺人的最終被別人所殺。如果説，作品在冷靜的敍述下面還潛藏着某種悲天憫人的情懷，那麼，每個人物命運自身的悲劇性所引起的讀者對人性的思索，則屬於作者對人性看法的內心獨白。這一點作為他主觀情感極為隱蔽的流露。 ^[10] 

當官、掌權，實實在在地成為作品中諸多人物夢寐以求的生活目標和人生追求。《故鄉天下黃花》的總體意藴正是在這裏得到聚焦，富於生活實感的社會場景和紛紜雜沓的矛盾糾葛正是從這裏凝定為一個巨大的意象。藉助這個意象，作品充分提供了歷史反思和文化品味的契機。 ^[7] 

《故鄉天下黃花》的敍述是冷峻而客觀的，在冷峻客觀的敍述中又顯然包涵着熱切的批判精神。這種批判精神由於貫注在堅實的社會歷史進程之中而磨礪出相當尖利的鋒芒。這種批判鋒芒固然足以穿透和剖析民族性格的某些負面和社會文化心理的某些沉積，對於正在走向民族振興的現實來説，它也不失深刻的警示意昧。 ^[7] 

整個作品猶如高貴、華麗的名牌酒瓶裝入了農家糙米酒，不合適宜卻又滿滿當當。從如名牌酒瓶的題目看，讀者會覺得又是一部以一個人或家族故事來演繹歷史變遷的作品，但看了具體故事內容卻發現歷史變遷只是陪襯，作者只給講述不變的、庸常的人性故事，原來他給大家耍了個花招。但是不論作者如何“花樣百出”，都是他的敍事策略，通過這個策略他向讀者傳達他自己的創作理念。同時“變”與“不變”的情節安排所產生的張力效果更富有創造力也更有助於主題的表達。 ^[8] 

這是一部故事性很強的作品，運用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的一些原則對它的情節、結構、形式進行解讀，將會透過文本表層發現一些隱藏在背後的東西。

——西北師範大學文史學院碩士王豔敏 ^[8] 

劉震雲出生於1958年5月，河南延津人。作家、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文學創作專業技術一級作家。

代表作有：長篇小説《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面和花朵》（四卷）、《一腔廢話》、《手機》、《我叫劉躍進》、《一句頂一萬句》、《我不是潘金蓮》等；中短篇小説《塔鋪》、《新兵連》、《單位》、《一地雞毛》、《温故一九四二》等。《一句頂一萬句》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