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與新思維

《改革與新思維》正文由上下兩篇共七章組成，上篇題作《改革》，下篇題作《新思維與世界》。正文之前有《致讀者》作為序言，最後有簡短的《結束語》。其中，《致讀者》説明作者撰寫此書的意圖，認為該書不是學術著作，也不是宣傳性論著，而是對改革，對蘇聯面臨的問題、變革的規模、現時代的複雜性、責任和獨特性進行評述和思索。正文七章中，第一章闡述了在蘇聯改革這一思想是怎樣產生的，它在社會主義歷史上的意義，將給蘇聯人民帶來什麼，以及對外部世界產生的影響等重大問題；第二章總結了蘇聯兩年半以來的改革，分析了正處於開始階段的改革所取得的進展和麪臨的種種問題與困難，闡述了不斷用新的觀點和思想充實已有的改革理論與計劃的必要性，論述了各個領域改革的主要方向以及各社會階層與改革的關係；第三章分析了戰後世界政治格局的特點和國際關係基礎的變化，新的政治思維的基本原則、核心以及國際潛力，戰爭與革命之間的關係等問題；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蘇聯的改革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總結了過去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存在的消極面，闡述了之後新的關係的基礎，在經濟關係方面如何加強協作等問題；第五章分析了第三世界當前的狀況，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它們的政策，地區衝突的原因及解決的途徑；第六章較集中地闡述了蘇聯的歐洲政策，特別提出了全歐政策的要點和歐洲的有利條件，並對歐洲地區的一些重要問題如兩個德國、歐洲與裁軍、全歐合作等問題作了分析；第七章分析了美國與蘇美關係，闡述為什麼和什麼人需要軍備競賽，提出要使國家關係非意識形態少問題，論述了安全問題這一概念的含義，並論證建立全面國際安全體系的構想，還用不少篇幅就核裁軍特別是裁減中程導彈問題敍述了蘇美首腦會晤的經過以及存在的問題。《結束語》則指出，為了達到書中提出的目標，需要用實際工作和行動來補寫這部未寫完也不可能寫完的書。 ^[2] 

《改革與新思維》是戈爾巴喬夫應美國出版商之約請而寫的一部著作，原題作《改革以及關於我國和全世界的新思維》，1987年11月1日分別以俄文和英文在蘇聯、美國同時發表。 ^[1]  至於撰寫意圖，作者自稱：“我寫這本書，是想同各國人民直接對話，同蘇聯人民、美國人民和任何國家人民直接對話。” ^[2] 

《改革與新思維》在內容上體現了新的思維，這種新思維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對蘇聯國內改革和當代世界一系列基本問題所作的重新思考、重新認識和重新研究解決辦法，包括國內改革的新思維和國際關係的新思維。 ^[4] 

首先是改革的迫切性。戈爾巴喬夫從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等方面進行分析，認為蘇聯社會主義沒有搞好。國民收入增長速度連年下降，到20世紀80年代初已降到幾乎臨近經濟停頓的程度，戈爾巴喬夫稱做“危機前的狀態”；存在着盲目追求總產量的做法；科技和生產發展水平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停滯現象”；在意識形態方面，過分宣揚成績的作法佔了上風，理論研究煩瑣成風；政治上阿諛奉承、粉飾太平、官僚主義、官官相護相當嚴重。這些方面形成了經濟上的低效率，政治上缺乏民主和思想上嚴重僵化的“障礙機制”，嚴重阻礙了蘇聯社會經濟和社會民主的發展。究其原因，其過錯不在於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而是由於執政黨的失誤，經濟機制、管理模式存在着嚴重弊端。他認為不打破這種障礙機制，社會主義就不能發展，所以改革已經迫在眉睫，這是歷史的必然進程。他説，改革不是個別人或一批人心血來潮的結果，而是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深刻進程中產生的。

其次是改革的內容、目的、實質及後果。戈爾巴喬夫在書中歸納了六個方面的改革內容：即堅決克服停滯現象和打破障礙機制，建立加快社會經濟發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機制；更全面地發揚民主和社會主義自治，擴大公開性；使經濟全面集約化，運用經濟管理方法，放棄行政命令的方法；實現向科學化轉變，使科技革命的成就同計劃經濟結合起來；優先發展社會經濟，越來越充分地滿足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始終不渝地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等等。改革的目的在於打破過時的、停滯的、妨礙迅速前進的東西，加深和修正關於社會主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概念。“深刻革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使社會主義具有最現代化的社會組織形式。最充分做揭示我們的制度在其各個決定性方面。即經濟方面、社會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義精神。”關於改革的實質，戈爾巴喬夫説：“改革是一個涵義廣泛，內容極為豐富的詞。但是，如果從它的許多同義詞中選出一個關鍵的，最能表達其實質的詞，那就可以這樣説：改革就是革命。”要加速蘇聯社會經濟的發展就要實現根本的變革，“這無疑是一項革命的任務”，這是十月革命“基本思想的發展和深化。”此外，改革將對蘇聯和世界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帶來積極的後果。通過社會主義改革能使蘇聯在經濟、社會、科技和社會主義道德水平等方面到20世紀末“達到新的高度”。“改革的成功與否決定着社會主義的命運，也決定着世界的命運。我們決不從改靠後退，一定要把改革進行到底。”

再次是“公開性”原則以及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必要性。公開性原則是指黨和國家的工作要公開化，增加透明度，即黨政各級機關要定時向人民羣眾報告自己的工作，通報信息。人民羣眾有權對各級機關的工作進行監督，並鼓勵人們對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揭露問題，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戈爾巴喬夫説：“開性是社會主義的特徵”“我們需要公開性就象需要空氣一樣”。公開性是對一切管理機關進行全民監督的的有效形式，是糾正缺點和錯誤的最強有力的槓桿，是教育人的方法，也是調動羣眾參與改革的積極性的手段。只有當改革成為全民事業的時候，它才能進行到底。因此，“應當讓公開性大放光明”。人民既應知道好事，也應知道環事，以便興利除弊。領導人要同羣眾建立“反饋聯繫”，以便從中吸取養分。只有實行公開性，才能建設和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沒有公開性，就沒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沒有民主，就沒有也不可能有現代社會主義”。
戈爾巴喬夫把“公開性”作為民主的基礎，把民主作為法制的基礎，把法制作為民主的保障，認為改革離不開民主，也離不開法制。他説：“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法制，同樣，不依靠法制，民主也就不可能存在和發展。”改革越是深入，就越是應當日益嚴格地和始終不渝地實行社會主義原則，遵守憲法和法律。戈爾巴喬夫批判了個人崇拜時期違背社會主義原則和1936年憲法準則的極端的中央集權、獨斷專行、踐踏法律的做法，並説斯大林及其周圍的人對此負有責任。
戈爾巴喬夫還分析了民主與集中的關係，對民主集中制有了新的認識。他指出，中央的作用不能削弱，但中央只管戰略問題，計劃工作要民主化，用長期經濟定額調節企業活動，國家定貨要建立在競爭的基礎上。
戈爾巴喬夫還談到了黨的自身建設的問題。為了保證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行和社會主義改革的順利進行，作為執政黨的蘇聯共產黨應負起更大的責任。他指出，黨要在工作中堅持集體領導，發揮蘇維埃、工會、青年團、婦女和羣眾合作組織的作用。中央委員會要求被選到領導崗位上的人要謙虛、正派、誠實，不容忍奉承、拍馬，要虛心接受羣眾的批評。他説，黨不能有不受批評的人，同樣也不能有沒有批評權利的人。


最後是反對理論上的僵化，突破舊的傳統觀念。戈爾巴喬夫指出：“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難是我們在以前的年代裏形成的思維。我們大家，從總書記到工人都應當改變這種思維。”改革的關鍵在於觀念的變革，而社會主義觀念是不斷豐富和發展的，應向列寧學習創造性地對待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斯大林個人崇拜時期的理論壟斷和長期以來的社會科學理論的僵化，把過去在特殊條件下迫而形勢而採取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方法奉為經典並理想化、絕對化，這種一成不變的教條主義是使社會主義的發展機制變成障礙機制的病根。改革給蘇聯的社會思想和政治實踐提出的新的任務，就是要克服自身的保守思想，衝破教條主義的禁錮，重新估計價值，修正理論方針和政治口號，在理論戰線上取得原則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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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全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人類的生存高於一切。戈爾巴喬夫説這是新思維的核心，認為當代世界的政治格局包括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一大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一大片“第三世界”三個部分，這實際上是三個世界的新的提法。儘管這三部分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而且矛盾重重，但不能把它們看作是互相對立的體系，由於人類需要共同保護自然環境，消除貧困和疾病，合理利用資源，開發宇宙和海洋；由於科技革命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各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靠近，越來越緊密；特別是當今人類處於核時代，核武器庫擁有的威力足以把人類消滅多次，因此，人們免遭毀滅等共同任務和共同利益超過了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的任務和利益。人類首先要生存，才能進行階級鬥爭，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整個人類是同舟共濟，大家都要對世界命運負責，應當停止軍備競賽和核試驗，避免核戰爭，建立全面國際安全體系。

第二，關於戰爭與和平、戰爭於革命的觀點。戈爾巴喬夫把現時代稱作核宇宙時代，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世界社會政治體系進行歷史性的和平競賽與和平競爭的時代，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相互依賴日益增長的時代。在核世紀或核時代，核戰爭不可能成為達到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或其他任何目標的手段，這是新的政治思維的基本原則。核戰爭沒有勝利者和失敗者，要麼共同生存，要麼一起毀滅，達不到任何政治目的，戰爭與革命之間不再存在因果關係。所以，戈爾巴喬夫説：“過去曾作為一種經典公式的克勞塞維茨公式——戰爭是政治以另一種方式的繼續——已經過時了。它應藏在圖書館裏。”戈爾巴喬夫還認為，帝國主義已不再是所有西方國家的本性，世界大戰可以防止，和平不再是兩次戰爭的間歇。戈爾巴喬夫關於時代、戰爭與靠命、戰爭與和平相互關係的新觀點，已經突破了列寧關於這些問題的傳統的、過時的觀點。

第三，關於整體世界和東西方關係的觀點。戈爾巴喬夫認為當代世界是一個整體的世界，各國之間相互聯繫、相互依賴。同樣，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社會體系之間應該長期共處、相互依賴，不可分割，同等安全。應該彼此既考慮自己國家的利益，又尊重別國的利益。不能把自己説成是絕對的好，把對方説成是絕對的壞。社會主義制度是優越的，但也出現了主觀領導失誤。資本主義雖未擺脱危機，但也未完全停滯，他們的經驗有可供社會主義借鑑的一面。兩種社會體系應當在各個方面實行廣泛的合作，不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當代普遍安全的原則基礎是承認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社會發展道路。哪一種制度好，應由歷史作出判斷。安全應該是同等的、相互的和普遍的。蘇美之間的關係必須建立在“安全哲學”或“安全原則”的基礎之上。首先是和平，然後才能談得上發展。和平共處不再是“階級鬥爭的特殊形式”，而是不同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國家長期共同生存下去的條件。因此，兩種社會體系之間的矛盾應當通過政治原則，通過和平競賽和競爭來解決。世界的衝突和爭端，應當通過政治談判來解決。應當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國際安全體系。蘇美之間的安全，在軍事上只能由“最低水平的戰略均衡來保障”。當前，雙方的“核均衡”水平太高，不僅造成了沉重的經濟負擔，而且使雙方面臨着同等危險。因此，為了實現真正的安全，“首先必須大大降低軍事對峙的水平”。

第四，關於資本主義的觀點。戈爾巴喬夫認為資本主義並沒有絕對停滯，還具有經濟增長和掌握技術方向的可能性，而且有可能不經過軍國主義化的道路而繼續發展。資本主義在當代世界起着巨大作用，它的發展未必會對蘇聯造成軍事或脅。由於戰爭不再是政治的繼續，所以，新的世界大戰可以避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進行廣泛的互利的合作，從懷疑、敵視轉向信任。

第五，關於社會主義的觀點。戈爾巴喬夫對過去進行了反思，承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失誤、矛盾和停滯。此前曾把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形式絕對化，而當時蘇聯不謀求真理的壟斷權。社會主義不應拘泥於一種模式，不要求照搬蘇聯的經驗，各國改革的形式和方法也應是多種多樣的。社會主義體系沒有任何中心，它們之間的關係應該是獨立自主、互相尊重、互助互利、互不干涉內政，絕對的安全與平等。各國各黨有權獨立處理自己國家的事務，既對自己的人民負責、也要關心共同的利益，尊重別國的經驗。在國際事務中，要把各國的自主行動與共同商定的路線有機地結合起來。戈爾巴喬夫對以前社會主義世界的失誤和不正常的關係主動承擔了自己的一份責任，認為過去強求協調一致的路線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發展的“障礙機制”。

第六，關於發展中國家的觀點。蘇聯理論界傳統的觀點認為第三世界落後，沒有作為，只有依靠蘇聯，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出路。在書中，戈爾巴喬夫承認第三世界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已發展的道路，有權自行處理事物，應當尊重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物所起的日益增大的作用。當時，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他們有着強大的經濟潛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世界事態的性質和進程。大國可以任意擺佈世界的時代已經過去，把國際關係建立在強制、暴力和發號施令的基礎上的作法已經行不通了。戈爾巴喬夫承認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強國，肯定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表示願意採取實際步驟改善和發展兩黨與兩國人民之間的良好關係。 ^[4] 

1987年11月1日，《改革與新思維》由蘇聯政治書籍出版社和美國哈潑—羅公司分別以俄文和英文同時出版。之後，該書被多個國家翻譯出版。在中國，該書的兩個中譯本已於1988年3月分別由新華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4] 

戈爾巴喬夫（1931年3月2日-2022年8月30日 ^[6]  ），全名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生於斯塔夫羅波爾，1950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習，1952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62年12月任蘇共斯塔夫羅波爾農業邊疆區黨機關局局長，1978年11月任蘇共中央書記，1979年11月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80年10月升為政治局委員，1985年3月11日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1988年10月1日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89年5月25日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1990年3月14日當選為蘇聯第一任總統，同年9月獲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八一九事件後，宣佈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1991年12月25日，辭去蘇聯總統和蘇聯武裝力量統帥職務，並把使用核武器的權力轉交給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1993年5月24日，在國際綠十字會成立大會上當選為該組織第一任主席。1999年9月開始籌建俄羅斯統一社會民主黨，2000年3月11日當選為該黨領袖。2005年6月獲德國統一委員會頒發的“阿爾法檢查站”德國統一獎，2008年9月18日獲美國頒發的自由勳章，著有《改革與新思維》《八月政變》《未來的社會主義》《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戈爾巴喬夫回憶錄》《我與東西德統一》《20世紀的精神教訓》《孤獨相伴》《離開克里姆林》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