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紅利

廣義上講，我國的“改革紅利”是指國家通過體制變革和機制創新給人類社會發展進步帶來的全部有益成果的總和。除改革紅利外，我國另外兩大紅利分別為“人口紅利”和“資源紅利”。 ^[2] 

改革開放30多年，從國家面貌到個人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改革的甜頭已經嚐到。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發展如何實現轉型，人民如何過上更好生活，改革如何走出“攻堅區”和“深水區”，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人民期盼的熱點。

當此之際，十八大報告把“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凝聚力量，攻堅克難”寫入大會主題，重申改革開放作為必由之路，強調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表明了執政黨深化改革的決心與意志，贏得了強烈社會共鳴。

在改革開放成為最為廣泛而堅定的社會共識形勢下，執政者更應有清醒的改革自覺，認識到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幹可能不犯錯，但要承擔歷史責任。接過歷史接力棒的領導者們，只有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才能引領中國巨輪穿越難關險灘，駛向全面小康的全新發展境界。

未來的改革進程中，問題複雜，頭緒繁多，如何提綱挈領，抓住要害？利益主體多元，利益格局多變，如何理順利益關係，減小改革阻力？改革有風險有挑戰，如何科學探索和實施，既敢闖敢冒又穩妥有序？李克強同志的講話中，釋放出一系列積極信號。

深化改革千頭萬緒，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只有在全面深化中突出重點、找準突破口，才能收牽一髮而動全身、事半功倍之效。調整利益格局，要善於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預期上作調整，既優化存量又增厚增量，既提高效率又注重公平，才能使所有人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享受改革發展成果。改革的探索創新，要與依法治國、法治建設結合起來，既在法律框架內大膽推進，又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規範改革程序，用法制鞏固改革成果，才能使改革步子堅實穩健、不斷推進。

因而，攻堅克難，既需要政治勇氣和膽識，也需要執政智慧和科學謀劃。在新一輪改革熱潮中，處理好全面與重點、增量與存量、效率與公平、改革與法治等重大關係，奮力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實現歷史性突破，改革開放大業將更有生機活力，充分釋放的“改革紅利”也將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個人。

對於一個人均GDP水平在全球排名接近90名、城市化率水平只有50%多一點的經濟體而言，未來發展的理論空間還是很大，需要做的就是要優化資源配置結構，提高產出率，這就是所謂“改革紅利”。改革紅利則是從人口紅利中衍生出來的用語，表示中國還存在制度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改革是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源泉。實現經濟持續發展，僅有物質資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資源稟賦這些條件是不夠的，還需要持續的制度變遷提供動力。30多年的改革開放實踐證明，解決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問題，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依靠改革。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激活了農村生產力，解放了農業勞動力，打破了農業生產長期停滯不前的局面。

改革是促進各類要素創造新紅利的主要手段。在勞動力、資本、自然資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安排等影響經濟發展的要素中，制度安排處於最為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制度可以協調資本，適合的制度可以充分調動資本所有者和使用者的積極性，從而加速資本循環和再生，加快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能夠有效保護產權的制度安排，可以促進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組織、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分工合作，最大程度調動各種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促進技術創新和生產力發展。

改革能帶來哪些紅利

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改革開放以來，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使社會財富不斷湧流出來。具體來説，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得到越來越充分的發揮，資源配置不斷優化，激發了市場活力，促進了經濟的跨越式發展。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國經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到現在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研究表明，改革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起到了關鍵作用。如，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效率；改革加快了工業化進程，促使農村富餘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到工業，由於工業生產效率高於農業，因而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

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點

從我國實際情況看，當前應圍繞城鎮化和科技體制兩個重點，通過深化改革加快釋放新的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和科技紅利。

城鎮化改革。城鎮化改革的重點有兩個方面：一是按照有利於實現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的原則改革徵地制度，進一步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二是加快推進差別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對進入特大型、大中型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鎮的農民分別制定不同的政策，通過多種模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鎮化質量，釋放城鎮化擴大內需的潛力，提高人口素質，提高生產效率。

科技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的重點有三個方面：一是着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二是完善知識創新體系，強化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技術研究，提高科技研發水平和成果轉化能力，搶佔科技發展戰略制高點。實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突破重大技術瓶頸。三是推進科技與資源開發的深度融合，提高資源開發和二次加工能力，加快在能源、材料等領域開發和生產新的替代資源，進一步提高資源節約集約利用能力。 ^[1] 

“改革紅利，中國最大的紅利”，這是4日《光明日報》兩會特刊一個整版報道的標題。改革無疑是中國發展的關鍵一招，兩會是參政議政、定計定策的重要平台，“改革議題”自然而然地成為媒體兩會報道中的一個關鍵詞。

如果説我們過去的發展，靠的是人口紅利、開放紅利、資源紅利，那麼，當今日中國面對難得的發展機遇和複雜的矛盾問題，更需要以改革激發出制度紅利。《光明日報》的報道中，引用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的話説：改革紅利就是制度紅利。所謂“紅利”，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發展的動力。當此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開局、新一屆中央領導履新之初，改革的話題，怎不引人注目？

新華社一篇題為《兩會將推動中國關鍵領域改革》的報道中，引述黑石集團高級顧問拜倫·韋恩的意見，認為中國推動改革的行動和成效，可能成為令國際“吃驚”的十大事件之一。兩會報道中越來越多的國際視角、國際身影也説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而世界也越來越離不開中國。中國的改革，不僅關乎國內，也影響國際。熱議改革的兩會，也因而有了更多“世界意義”。正如《環球時報》報道所言，國外將兩會視為中國新領導人的“一個舞台”，試圖從中探測中國未來政策的風向。

兩會上，代表委員對改革的思考，也將使改革話題得以延續和深化。十八大報告中莊嚴宣示：“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履新以來，對改革的頻繁重申，更點燃全社會的激情。從不斷推出的改革舉措，到不斷闡明的改革方法，新的改革開放觀正在成形。兩會對改革的關注、媒體對改革的聚焦，正是面對改革問題時上下同心的共振。

談及兩會的改革議題，香港《大公報》直言：中國改革要啃“硬骨頭”。的確，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過別人上百年的路程；帶領13億人口，完善一個前無古人的新型社會制度。在社會現代化、制度現代化、人的現代化不斷上升的高層次時代命題前，中國改革已經走入了攻堅克難的深水區。

謀劃未來、議定國是，兩會理當凝聚更多“改革紅利”，這體現在代表委員對“改革方法論”的高度關注上。《新華每日電訊》集納一組有關改革的“兩會好聲音”，其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直言，未來兩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時間窗口”，必須把握住。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紹興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車曉端則具體説，要改革，需要搞好頂層設計，協同推進各項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進程中，“摸着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一的”。很多媒體，也關注着“摸石頭”的具體策略。實際上，代表委員的意見建議，莫不與改革息息相關。“養老保險應真正發揮養老作用”、“保障房要進得來退得出”……《經濟日報》的報道，讓人看到代表委員和中國人民“信心百倍向未來”。要問信心來自何處，可能正來自於一個個問題的解決、一個個難關的突破之中。

“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共享型改革期待共建型參與，作為中國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兩會理當成為公眾有序政治參與、為改革建言獻策的重要平台。 ^[3] 

2014年11月7日下午開幕的APEC第26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就表示，要建立充滿活力的亞太經濟，就要向改革要紅利、向創新要動力、向增長要潛力，為亞太經濟裝備強勁引擎；要加大支持互聯網經濟、綠色經濟、藍色經濟等新經濟形態，使得區域內的新興經濟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斷爬坡過坎，在全球產業分工大調整、大變革中佔據主動。

不管是此前APEC秘書處發佈的《經濟趨勢分析報告》，還是2014天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發佈的《區域年度報告》，二者都預測稱，2015年，亞太地區的GDP增速還將在3.8%～4%的區間內徘徊，雖然各經濟體都已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谷底走出，但相比危機前的增速，當下的經濟增長速度仍不盡如人意。

APEC秘書處執行主任艾倫·博拉德博士認為，創新經濟發展模式靠改革促進發展確實是重振亞太經濟的重要舉措。他介紹説，在此前舉行的高官會議中，大家認為有必要為亞太尋找新的經濟驅動力，綠色經濟、藍色經濟、城鎮化、網絡經濟等都被認為有可能成為亞太地區經濟的新增長點。

而“有質量的增長”在這幾天的APEC會場也被多次提及。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秘書長愛德華多·佩德羅薩表示，亞太地區的經濟增速確實還沒有回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但各經濟體應該更加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而非速度，特別是應該關注區域內的就業率問題，以及人民的生活質量和教育水平等民生問題。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