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製鏈接
請複製以下鏈接發送給好友

攝關政治

鎖定
攝關政治是日本平安時代(794~1192)中期的政治體制。具體指藤原氏以外戚地位實行寡頭貴族統治的政治體制。“攝關”是攝政和關白的合稱。天皇幼時,由太政大臣代行政事稱攝政。天皇年長親政後,攝政改稱關白,輔助天皇總攬政事。類似於中國漢代的外戚干政。後被院政取代。
中文名
攝關政治
年    代
858年-1068年
性    質
日本平安時代中期的政治體制

攝關政治經過説明

天安二年(858年),文德天皇病死,九歲的清和天皇即位。清和天皇的生母是太政大臣藤原良房之子明子,因此良房成為天皇的監護者是自然之勢。事實上,可以認為良房從這時起就如同攝政一般的存在。而他正式奉敕成為攝政,則是天皇已成人的貞觀八年(866年),這大概是因為在處理這年發生的應天門之變的過程中,天皇喪失自信,依賴老練的良房的輔佐。到了貞觀十八年(876年),清和天皇讓位於九歲的陽成天皇,繼良房出任右大臣的藤原基經作為天皇的舅舅,開始充當天皇的監護者,成為攝政。他雖然很快升任太政大臣,但對陽成天皇的行動不滿,於是元慶八年(884年)擅行廢立,擁立了沒有外戚關係的光孝天皇。光孝天皇已經五十五歲,不宜再置攝政。因此光孝天皇在同年下詔,命太政大臣藤原基經“自今日就坐官廳,萬政領行,入輔朕躬,出總百官,應奏之事,應下之事,必先諮稟,朕將垂拱而仰”。其後的宇多天皇也與藤原基經沒有外戚關係,下詔“皆先關白太政大臣,然後奏下”,但在敕答文辭中出現“阿衡”字樣,令藤原基經不滿(他認為阿衡無實權),便改為“如忠仁公(良房)故事”來了結。關白之職始於此,但尚未固定為天皇監護者的地位與官職。藤原基經死後,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都沒有設置攝政,因此良房、基經屬於攝關政治未成熟的階段,也被稱為“前期攝關政治”。
攝關政治示意圖 攝關政治示意圖
攝關政治的正式確立,始於藤原基經之子藤原忠平與孫子藤原實賴。延長八年(920年),八歲的朱雀天皇即位,舅舅左大臣藤原忠平成為攝政,平定承平天慶之亂,終於登上關白太政大臣之位。而這種在天皇幼年時當攝政、成年後當關白的形態,基本由此固定。接下來的村上天皇在位期間沒有攝政,不過自康保四年(967年)冷泉天皇即位後,除了一條天皇三條天皇在位期間有約20年空缺外,攝政都被常置。在這期間,攝關家迎來全盛期。冷泉天皇即位時雖然已經十八歲,但因為有病,所以需要監護,而他的外祖父藤原師輔已死,舅舅藤原伊尹等離升任大臣為時尚早,所以由藤原師輔之兄藤原實賴作為關白。兩年後,藤原氏北家通過安和之變而正式確立地位,不久後,冷泉天皇又讓位於十一歲的弟弟圓融天皇。翌年,藤原實賴死去,天皇的舅舅藤原伊尹出任攝政。從此以後,藤原氏北家的主流從實賴轉移至師輔一系,而藤原伊尹之弟藤原兼通藤原兼家之間也發生過激烈的權力鬥爭。最終兼通排擠兼家,並在奏請圓融天皇將關白之任讓給藤原實賴的長子藤原賴忠後去世。藤原賴忠在圓融天皇和花山天皇在位時出任關白,而藤原兼家也升任右大臣。寬和二年(986年),花山天皇突然出家,藤原兼家趁機立自己的外孫、七歲的一條天皇即位,併成為了渴望已久的攝政。所謂“攝關家”的權威和地位都得到確立。
到了藤原兼家之子藤原道長當權時,攝關政治迎來全盛階段。藤原兼家最初當了攝政右大臣,但後來將右大臣之位讓給藤原為光,自己只當攝政。攝政、關白本來不是專門官職,而是臨時加在官職上的稱謂,因此藤原兼家的地位仍在太政大臣藤原賴忠與左大臣源雅信之下。但經過分離攝政和右大臣,他顯示出自己才居於最高地位。三年後,藤原賴忠去世,藤原兼家正式成為攝政太政大臣,位極人臣。他作為攝政而行使人事,大舉提拔自己的諸子,並將自己的另一外孫居貞親王(三條天皇)立為一條天河的東宮,以確保自家作為外戚而長期執政。藤原兼家諸子大多因疫病而去世,唯獨幼子藤原道長存活,在長德二年(996年)成為左大臣,此後執政長達三十年。一條、三條天皇在位時期有二十年間沒有設置關白,他雖無攝關之名,但通過將自己女兒彰子所生的敦成親王(後一條天皇)立為東宮而掌握最高權力。長和五年(1016年)後一條天皇即位後,藤原道長作為天皇外祖父出任攝政。翌年又讓位給長子藤原賴通,又在當了兩個月太政大臣後辭職。儘管他的身份只是前攝政太政大臣,但由於完全能沒有對抗他的勢力,加上後一條天皇、後朱雀天皇後冷泉天皇都是他的外孫,所以藤原道長仍是日本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
萬壽四年(1027年),藤原道長去世,其子藤原賴通在此後出任攝政和關白,攝關家的地位也穩如泰山。但在治歷四年(1068年),沒有藤原氏外戚的後三條天皇即位後,攝關家的勢力就被天皇壓制,權威開始降低。此後經過一段時間的起伏,轉入院政時代 [1] 

攝關政治特色介紹

藤原氏北家一流形成攝關家並充當攝政、關白,作為天皇的監護者代行天皇的政務,或者深入介入併成為常例,攝關政治就是這樣一種政治體制。而具有攝關的資格的,除了大臣級別的有力者,往往都是天皇的外戚,這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當時貴族社會的家族生活。當時貴族男子長大後就離家結婚,住在妻家,與妻家結下深厚關係,這種現象很普遍。生下來的孩子必須由妻家撫養長大,因此這個孩子就由母家監護,因此被認為天皇的最合適的監護者也就是外戚。不過,當時的各家為了確保自己在下一代天皇時還是外戚,經常在天皇還無子時就將其他皇子立為東宮,讓位後的天皇也不能對下一任天皇行使父權。因此攝關的根據在於共享天皇這一最高權威並與之一體化。實際上,與天皇共同掌握官吏的人事權,這點是其長處。
攝關政治 攝關政治
攝關通過天皇外戚這種偶然的私人關係而取得地位,為了在將來也保持這一地位,對政治的姿勢就比較消極,非常拘泥於先例和形式。曾經有人認為,在攝關政治期,朝廷變為儀式的場所,治國理政都在攝關的政所,即政所政治論,這種觀點完全錯誤。考察當時的實際情況,行政仍然全部以太政官為中心來展開,如遇大事,仍由太政官的公卿開會商議。只不過這種處理政務的形式和內容都是極其儀式性、習慣性的。在儀式書裏面,繁多的日常行政事務也只提示一種辦法。所以就產生了朝廷只是舉行儀式、行政在其他場所運營的錯覺。但當時政務和儀式是一體不可分的,政務需要依據一定的辦法、慣例來處理。所以攝關期的政治並非專橫獨斷的,反而可以説是缺乏變化的、停滯的。 [1] 
參考資料
  • 1.    國史大辭典編集委員會.《國史大辭典》第8卷:吉川弘文館,1986年:第340—3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