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權強縣

從率先推行“擴權強縣”改革的浙江省來看，強縣擴權已經走完了應走的里程，因為該下放的經濟管理權限都下放了。因此，有專家分析認為，取消省、縣之間的地級市，實行“省直管縣”體制，肯定是中國行政區劃改革的大勢所趨。因為這樣才符合我國憲法所確定的省、縣、鄉三級行政區劃層級規定，同時以省轄替代市轄，減少了行政層級，降低了行政成本。

如重慶市實現直轄以後，實現了重慶市對40個區市縣的直接管理。事實證明，“重慶模式”是可行的。重慶市取消地級市後，節約了大量機構和編制，行政管理成本隨之大幅下降。這一步改革牽涉的利益層面太大、太廣，要在全國大規模推開，確實需要全面、科學論證，否則就會因“改”而亂。至於“省直管縣”的優勢和有利方面，國家行政學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教授指出：“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省直管縣’是一種比較科學的管理層級制度，從機構設置到管理便利，再到發揮地方政府自主權方面，都有‘市管縣’制度無可比擬的優勢。”

聯繫其他省市的經驗，專家稱“擴權強縣”改革具有非凡的體制突破意義。其核心含義在於，在現行行政層次結構下，權力直接下放到縣一級，有助於減少管理層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帶動縣域經濟“駛入高速發展的快車道”。

“強縣擴權”正成為地方政改新潮。其主要做法是擴大縣級經濟管理權限，盡力擺脱“市刮縣”現象。

進一步精簡機構，減少行政層級、提高行政效能是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這或許也是地方政府轄區的最優規模的探索過程

“市管縣”體制最初促進了城鄉的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也導致農村的資源大量向城市集中。其結果是，縣成了地級市的附屬行政單位，城市集聚的要素越來越多，日益不利於農村發展。這便是學界所概括的“市管縣”現象。

或許是看到了舊體制的積弊，眼下不少地方“強縣擴權”的積極性很高。而從某種意義上説，在國情條件下解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也是比較現實的選擇之一。此前，浙江在“省管縣”財政體制上的成功嘗試，也讓很多人看到這種改革的有效性。因為這樣做，直接效應是淡化了地、市一級政府的財政職能，相應減少了中間管理環節，有效地避免了管理效率的遞減。

不過，強縣擴權的核心，並不只是縣級擁有更大的經濟自主權，而是通過財政體制的“扁平化”，漸進帶動行政體制的“扁平化”。而政府管理體系隨着財政體制的“扁平化”，可以有效實現政府機構的精簡，降低行政運行成本，促使政府職能合理定位，並提升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統籌協調水平。

早在1992年，為了“在經濟上和上海接軌”，浙江對13個經濟發展較快的縣(市)進行擴權，擴大基本建設、技術改造和外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1997年浙江又進一步在蕭山和餘杭等縣(市)試行部分地級市的經濟管理權限，擴權的力度明顯提升。2002年浙江又將313項審批權下放給紹興、温嶺和慈溪等17個經濟強縣(市)，把地區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直接下放給縣(市)。從2007年起，浙江又實行強鎮擴權戰略，選定141個省級中心鎮，賦予部分縣級經濟社會管理權限。四輪放權後，義烏市被媒體稱為“全國權力最大縣”。“擴權強縣”的重點，首先就是把省、市兩級的一些審批權力下放到縣，使縣一級政府擁有更多的自主發展權，加速縣域經濟的發展。在浙江嚐到了“擴權強縣”的甜頭後，吉林、河北、湖北、江蘇、黑龍江、河南、廣東普寧、江西、遼寧、山東、福建等省從2002年起先後開始“擴權強縣”改革。

這項地方性行政體制改革，其試驗區域正從原來的浙江迅速擴展到江蘇、山東等地，更得到了上層的積極迴應。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已提出，理順省級以下財政管理體制，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省級直接對縣的管理體制。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一些省份推行“強縣擴權”乃至省直管縣，其目的絕不應停留在財政收入的上收。推行“省管縣”的核心目的在於富民強省、留利於縣。換句話説，就是要革除現行城鄉關係管理體制的弊端，加快從“城鄉分離”向“城鄉統籌”的管理體制轉型。

必須看到，進一步精簡機構，減少行政層級、提高行政效能是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而當前有些省級政府管理規模與幅度過大，勢必給直管縣帶來較大難度。從這個意義上説，“強縣擴權”的改革嘗試，也是地方政府轄區的最優規模的探索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