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張性財政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又稱膨脹性財政政策，是國家通過財政分配活動刺激和增加社會總需求的一種政策行為。主要是通過減税、增加支出進而擴大財政赤字，增加和刺激社會總需求的一種財政分配方式。最典型的方式是通過財政赤字擴大政府支出的規模。當經濟生活中出現需求不足時，運用膨脹性財政政策可以使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差額縮小以至達到平衡；如果社會總供求原來是平衡的，這一政策會使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如果社會總需求已經超過總供給，這一政策將使兩者的差額進一步擴大。

減税

一般説，減税會增加個人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相應地減少國家財政收入。在財政支出規模不變的情況下，相應地擴大了社會總需求。減税的種類和方式不同，所引起的膨脹效應也不同。對流轉税的減免，在增加需求的同時也會刺激供給的增加，即這種減税的膨脹效應主要在供給方面。對所得税的減免，則可以增加社會需求，膨脹效應主要表現在需求方面。

擴大預算支出規模

由於政府支出直接構成社會總需求的一部分，政府支出規模的增大必然相應地增加社會總需求。在收入增加和支出擴大不對稱的情況下，就會出現財政赤字。就這個意義説，擴張性財政政策也就是赤字財政政策。

英國經濟學家J.M.凱恩斯，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有效需求決定就業的理論，他認為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主要是由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費傾向、靈活偏好和對資產未來收益的預期決定的。而資本主義之所以存在失業和經濟蕭條，就是由這些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凱恩斯提出的相應措施是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主要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刺激消費和投資，增加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他的政策措施以社會總需求小於總供給為前提，以加強需求管理為重點，以赤字政策為中心內容。60年代凱恩斯的後繼者提倡充分就業財政政策，其基本內容是：當某一年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小於潛在的(即充分就業的)國民生產總值時，即使在經濟上升時期，仍要通過赤字政策刺激需求，從而實現充分就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凱恩斯主義被西方各國奉若神明，紛紛採取赤字財政政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和一段時間內，赤字財政政策對就業與緩和經濟危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長期的赤字財政政策最終導致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的交織併發，即滯脹。以美國為例：1952～1957年間，通貨膨脹率一般在2%上下，失業率在4%左右，即表現為低通貨膨脹率和低失業率，這一時期被稱為凱恩斯主義的“黃金時代”；1958～1965年間，通貨膨脹率在1.3%上下，失業率在5%左右，即低通貨膨脹率與高失業率並存；1966～1969年間，失業率在4%以下波動，而通貨膨脹率則從2%左右上升到5%以上，表現為低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1970～1979年間，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同時上升，使美國陷入滯脹困境。凱恩斯主義宣告失靈。

凱恩斯主義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為制度背景，以社會總需求小於總供給為前提，不能構成社會主義國家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中國政府歷來不主張實行赤字政策，但在現實生活中財政赤字現象卻是存在的。比較嚴重的財政赤字主要出現在兩個時期：

“大躍進”時期

(1958～1960)。在很大程度上，“大躍進”否定綜合平衡、穩步前進的正確方針，造成國民經濟運行的紊亂，在財政上表現為“假結餘、真赤字”。1962年查實，原決算三年共結餘3.97億元，實際為赤字169.39億元。這一結果證明，當時的財政分配活動是膨脹性的。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中發生的財政赤字

1979～1990年的12年中，11年有赤字。1979年曾出現鉅額赤字170.67億元，主要是因為當年同時實行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職工工資和對企業減税讓利，致使財政支出規模急劇擴大，以後幾年經過調整，赤字數量有所縮小，但從1983年起又開始擴大。造成這一期間鉅額財政赤字的原因，主要是為了扭轉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經濟比例關係失調，也是為補償多年在生產和生活方面累積的“欠帳”所付出的代價，同時和經濟改革經濟發展中急於求成的傾向，以及由此對國家財政造成的超負荷壓力有着密切關係。

從大趨勢上講，反週期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一旦達到，那麼擴張性政策的淡出就是一種必然的邏輯。在考慮對擴張性政策力度做出一些合理調整的時候，該政策的代表性事項------長期建設國債，顯然應該在保持一定規模的前提下，對其絕對數量作審時度勢的酌情調減。

在總量酌減的同時，應該致力於使長期建設國債資金逐步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與有選擇的"退出"相適應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的生態保護、國土整治、西部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改造等，顯然必須放在今後一段時期長期建設國債資金考慮的重點之列。對原來已經形成的長期建設項目，要考慮繼續投入資金來完成續建和收尾。對於社會總體發展需要的緩解公共產品和部分準公共產品瓶頸制約的基礎設施項目，長期建設國債資金要繼續予以特別關注。那些與解決三農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緊密相關的重大項目，顯然也必須作為重點，即在原來已經有所關

注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資金支持的力度。

長期建設國債的政策調整應當和税收政策的調整相互呼應，協同配合。中國在1999年以後已經陸續推出了一些局部減税的措施，今後一段時間，在此基礎上，可以充分利用尚可用的一些減税空間，與隨之要大力推進的税制改革相結合，

以發揮減税效應。 同時，要建立健全與市場經濟新體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級財政框架。其中的重點就是要在1994年已經搭出的中央和(省為代表的)地方分税體制框架之下，對省以下體制灌注分税分級體制的實質性內容。就目前情況看，五級政權的框架這條路已難以走通，應該設想逐步調成三級實體政權，建立三級的分税分級財政:可以先考慮在鄉鎮一級結合一些已有舉措，逐步把它調為縣級政府的派出機構。

緊縮性財政政策是國家通過財政分配活動抑制或壓縮社會總需求的一種政策行為。它往往是在已經或將要出現社會總需求大大超過社會總供給的趨勢下采取的。它的典型形式是通過財政盈餘壓縮政府支出規模。因為財政支出構成社會總需求的一部分，而財政盈餘意味着將一部分社會總需求凍結不用，從而達到壓縮社會總需求的目的。實現財政盈餘，一方面要增加税收，另一方面要儘量壓縮支出。如果增加税收的同時支出也相應地增加，就不可能有財政盈餘，增加税收得以壓縮社會總需求的效應，就會被增加支出的擴張社會總需求的效應所抵消。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國民經濟運行的常態是社會總需求大於總供給，幾次國民經濟調整中都實行了緊縮性財政政策，以矯治經濟發展速度過快、比例嚴重失調和通貨膨脹的弊端。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1961～1965) 這次調整的主要任務是克服“大躍進”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嚴重比例失調和混亂局面。主要緊縮措施是：大力壓縮基本建設投資規模、節約非生產性開支，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精減職工，減少國家工資支出；對預算外資金實行“納、減、管”，增加預算內收入；加強財政工作的集中統一，搞好綜合平衡。在實行緊縮措施的同時，還採取了有力的增產措施，增加有效供給，如加強財政對農業的支援並減輕農民負擔，調整投資結構從而增加農業和輕工業產品的生產，清倉核資充分發揮物資的潛力等。經過五年的努力，國民經濟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 1963～1965年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5.7%，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長14.7%，各項經濟指標恢復到或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 (1953～1957)的最好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