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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楊氏

鎖定
播州楊氏,是中國西南歷史上的一個土司政權。 自唐朝唐僖宗乾符三年 (876年),楊端割據播州,形成世襲土司政權,直到明朝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楊氏被明朝政府所滅 。
中文名
播州楊氏
地    點
中國 貴州 遵義播州
類    型
割據政權
性    質
土司政權
隸屬朝代
唐朝
發生時間
876年-1600年

目錄

播州楊氏播州

播州 播州
唐朝武德、貞觀之時,國威大震,"四夷賓服"。
貞觀九年(635年),以隋朝牂柯郡的北部地置郎州,領恭水、高山、貢山、柯盈、邪施、釋燕六縣。
十三年(639年),以廢郎州的六縣地置播州。

播州楊氏發展歷史

播州楊氏

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唐朝政府廢隋朝牂柯郡播州,改原牂柯縣遵義縣(治所在今遵義市綏陽縣境),作為播州州治。後來屬於黔中道
此後唐朝衰落,播州多次淪陷於南詔
唐懿宗鹹通十四年(873年),播州數遭南詔侵擾,陷播州三年之久,遂成為朝廷心腹大患。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朝廷下詔招募勇士進討,太原人楊端與其舅謝將軍入朝應詔,率兵南征,平息了南詔之亂,自立為主,成為一個世襲刺史的家族政權。 [1] 

播州楊氏北宋

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楊實獻其地歸附宋朝,宋朝在其地分別置播州和遵義軍,仍以楊氏為其首領。傳至楊昭無子,以族子楊貴遷為養子。
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一度廢播州、遵義。

播州楊氏南宋

理宗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復設播州安撫司。南宋末年,播州軍為抗元主力之一。

播州楊氏

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下詔招撫播州。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楊邦憲降,元於其地仍置播州安撫司,以楊邦憲為安撫使。不久,楊邦憲卒,子楊漢英襲,元朝廷賜名楊賽因不花。
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升為播州宣撫司,統轄十九個長官司和諸苗族峒寨,範圍遍及今貴州東北部和重慶綦江
元武宗大德七年(公元1301年),楊漢英為元平叛有功,進封資德大夫。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楊氏附明玉珍

播州楊氏

太祖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楊氏降明,此後被視為苗疆土司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楊應龍反叛朝廷,不久在播州之役中敗亡。楊氏佔據播州前後歷經二十九代,歷時七百餘年。 [2] 
播州宣慰司宣慰使(876--1600)

播州楊氏家族來源

播州楊氏追溯了一位華夏祖先——楊端,以證明自己為華夏的後裔。在楊氏的家族記載中,“楊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為其郡望族,後寓家京兆”。楊氏借用地望以表明自己的祖先一直是華夏。有學者研究認為,楊端的身份同樣為西南地方人士,楊端實屬南廣溪洞僚人,乾符三年(876)得到羅氏相邀,同舅氏謝將軍,率領八部族眾徑入播州白錦堡,迫使羅閩納款結盟而退。此後,唐命楊端領播州,楊端歿後,其子孫世掌播州。 [8] 
入宋後,楊氏繼續強化這種祖先華夏説。因宋代太原另有一望族楊氏,始祖為楊業。很快播州楊氏便與其攀附上親屬關係,稱第七代楊貴遷即楊業後人:“貴遷太原人,與端為同族,其父充廣,乃宋贈太師、中書令業曾孫,莫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延朗之子。”經學者考證,楊延朗為楊業之子而非孫,延朗之子是文廣而非充廣,文廣平儂智高之亂時,楊貴遷已經去世,二人相距百餘年。另有一説記文廣為克廣,説是楊延朗繼楊昭執掌播州,楊貴遷不是延朗之子,而是楊端嫡裔,由羅氏收養,繼延朗理播州。可見,楊氏對這段史實的模糊,是試圖通過用“羣體失憶”的方式達到自己是楊業直系後裔的目的 [8] 
關於播州楊氏祖先是否為漢族,曾有過不少爭議,但以少數民族説居主流。除播州楊氏外,尋求華夏祖先以證明自己為華夏後裔在宋代西南地區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如思州由大姓田氏世襲,田氏將自己認定為齊國田氏後裔。歸州巴東縣冉氏自稱為孔聖人弟子冉有之後。 [8] 

播州楊氏其他人物

任次
姓名
就職時間
任期
備註
1
丙申
876
39
-
2
楊牧南
乙亥
915
46
-
3
楊部射
辛酉
961
14
-
4
楊三公
乙亥
975
2
-
5
楊實
丁丑
977
21
-
6
楊昭
戊戌
998
46
-
7
楊貴遷
甲申
1044
29
先祖楊信,曾祖楊業,祖父楊延昭,父親楊充廣。楊充廣南征
與播州楊昭通譜,因楊昭無子,遂將子貴遷過繼於楊昭,
由此,守播境者皆楊業之後裔。 [3] 
8
楊光震
癸丑
1073
22
-
9
楊文廣
乙亥
1095
15
-
10
楊惟聰
庚寅
1110
27
-
11
楊選
丁巳
1137
12
-
12
楊軫
己巳
1149
34
-
13
癸卯
1183
61
-
14
楊價
甲辰
1244
10
-
15
楊文
甲寅
1254
12
-
16
丙寅
1266
25
-
17
辛卯
1291
31
-
18
楊嘉貞
壬戌
1322
12
-
19
楊忠彥
甲戌
1334
7
-
20
楊元鼎
辛巳
1341
19
-
21
楊鏗
庚子
1360
39
“元鼎卒,無子,田氏以如祖季子,嘉議大夫、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播州沿邊溪動招討使城之子鏗嗣。” [3]  楊鏗(1352年-1399年),第21任播州土司,活躍於元末明初。其名字在《明實錄》廣本誤作“楊堅”、嘉本誤作“楊鑑”。 [4] 
22
楊昇
己卯
1399
39
-
23
楊炯
戊午
1438
3
楊昇於正統三年(1438年)正月致仕,因其嫡長子楊正聲早逝,便以嫡長孫楊炯襲職。楊昇於正統五年(1440年)去世,第二年,楊炯去世,無嗣。土司之位由其叔父楊綱繼承。 [5-6] 
24
楊綱
丙戌
1441
8
-
25
楊輝
己巳
1449
11
-
26
楊愛
庚辰
1460
37
-
27
楊斌
丁巳
1497
23
-
28
楊相
庚辰
1520
23
-
29
楊烈
癸卯
1543
28
-
30
辛未
1571
29
-
從播州楊氏轄區變遷看元明清諸王朝對西南的經營 [7] 
歷史上,播州土司生態環境複雜多樣,民族較多,要經營這一地區,就得仰仗地方勢力加以開闢,故楊氏自唐乾符伊始,就積極經營這一地區,轄區從唐朝僅據有遵義綏陽等地,到元朝統今遵義市全境、黔南州北部及凱里市西北部諸地,面積達 5萬平方公里。然萬曆年間,蒙古勢力突破明朝的西南邊防,直驅雲南,恰在此時,播州楊氏為亂,對抗朝廷,為維護湖廣經黔入滇道的暢達,朝廷在此不得不改土歸流,置遵義、平越二府,分隸四川、貴州行省統轄。雍正時,遵義入黔,至此,播州楊氏轄地完全隸屬貴州省了。故揭示歷史時期播州土司轄地變遷過程,對於正確理解元明清諸王朝的西南經營策略大有裨益。
播州一名源於唐貞觀十三年(639),朝廷因其地有播川,故名,此時的播州轄恭水(後改為羅蒙縣)、高山(後改為羅蒙縣、遵義縣)、貢山(後改為湖江縣)、柯盈(後改為帶水縣)、邪施(後改為羅為縣)、釋燕(後改為胡刀縣)等縣,後經省並,轄有遵義、帶水、芙蓉三縣,範圍大致在今烏江以北的遵義、綏陽等地。唐乾符初年,朝廷內亂,統治鬆弛,南詔攻陷播州。楊端徵調收復播州,據有遵義、綏陽、桐梓仁懷、赤水、習水等地[1],此為楊氏統轄播州之始。兩宋時,播州地為宋朝羈縻州地,其統轄區域開始向烏江以南平越地區拓展。有元一代,播州楊氏深得元廷信任,統轄範圍大增,涉及今遵義市全境、黔南州北部及凱裏市的西北部等地。明萬曆年間,西南政局變化,加之播州楊氏為亂,對抗朝廷,明廷對其改土歸流,將其轄地置遵義軍民府、平越軍民府,分隸四川行省、貴州行省統轄。清雍正年間,遵義府又撥隸黔省,至此原播州土司地完全歸貴州省統轄了。因此分析這一過程,對於正確理解元明清時期中央王朝經營西南決策變化意義重大,對於貴州民族史民族關係史研究大有裨益。
楊氏自唐治理播州伊始至楊應龍亡,傳二十九世,共七百餘年之久,就研究資料言,甚為豐富,引起了學界關注。查閲學界研究成果,涉及元明清時期播州楊氏轄區變遷與中央王朝經營決策展開研究者,主要有《貴州古代史》、《播州土司與水西關係之研究》、《改土歸流及遵義府的建立》、《地緣政治學視角下明王朝與播州土司的政治博弈》①等等。為了深入這一題域的研究,本文以播州楊氏土司轄區變遷為視野,擬對元明清諸王朝西南經營思想做一嘗試性探索,以求教學界方家。
一、改土歸流前朝廷對播州土司地經營及影響
播州土司先祖經營播州地區的歷史,從文獻記載看,可以追溯到唐乾符初年,時“南詔陷播”,楊端收復播州伊始。是時,因唐朝政局混亂,邊疆多事,朝廷自顧不暇,遂有楊氏擁兵據播州,世代傳襲。據《新唐書》卷四十五《地理五》載,當時播州楊氏先祖統轄之播州“地方偏僻,人口稀少,總計户不滿五百,人口不過二千餘。”此經營區域大致在今烏江北岸之遵義、綏陽等縣[2],統轄區域甚為狹小。
宋大觀二年,朝廷在播州楊氏地置遵義軍及播州。“當時州、軍全境屬地,西北有今赤水、習水;北至桐梓,東北達正安、務川等地,遠較唐朝播州為廣,此時户口數亦不過萬餘家”[2]。從轄地看多在烏江以北諸地。然烏江以南,即後之播州楊氏開拓的平越地區,宋朝時,屬於羈縻州郡難以控制的“生界”地,其地周邊西北有播州,東部有思州,西南有宋氏等勢力。但是以上各地方勢力,當時誰都不能單獨控制這一地區。原因在於此片地區路途遙遠、山河阻隔,民族較多,因而鞭長莫及,對於平越這樣的區位格局,北宋時代幾乎是不予過問的。
宋廷南渡後,政治中心南移,隨着南宋王朝西部邊疆危機的加深,朝廷才開始對平越地區有所瞭解。特別是忽必烈偷襲雲南成功後,為了防範蒙古汗國穿越貴州腹地,攻擊南宋後路[3]。宋廷不得不借助思州、播州兩大地方勢力,深入瞭解這片地區的自然特點、風土民情和戰略形勝。甚至允許這兩家勢力代替自己規劃軍事防禦,防止蒙古汗國穿越這一地帶偷襲南宋防務的後路。這一決策的最終結果,導致蒙古汗國最終不能通過播州、思州和平越地區偷襲南宋。然而這一做法,也導致了播州、思州兩大地方勢力的坐大,並向南插入平越地區,陸續蠶食這片“生界”。大致而言,思州勢力控制了平越地區的東部,而播州勢力控制平越地區的西部[1]。然而還沒有等到兩大地方勢力完全吞食平越地區時,元世祖忽必烈就統一了全國,建立了元朝。
元朝時,為實現其在西南地區統治,朝廷除了武力征服外,還積極仰仗西南等傳統地方勢力,加以統轄。如忽必烈憑藉多年的政治經驗,清醒認識到“在俗異地險、民風強悍的多民族的西南地區,如不利用那些世襲守土的土酋大姓,而單靠軍事征服,就只會得逞於一時,而難於進行長期有效的統治。”[4]《清史稿》列傳二百九十九載:“西南諸省,水復山重,草木矇昧,雲霧晦冥,人生其間,叢叢蝨蝨,言語飲食,迥殊華風。”明確説明了西南地區的地理環境民族文化與中原差異甚大,如果要採取與內地一體化的經營模式,勢必引發民族衝突,進而影響中央王朝對西南的經營。因此,元朝為經營好西南各民族,實施了恩威兼施的治理決策,即以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為後盾,大力招撫利用那些當地原有的上層統治者,並形成一套固定的土官制度,加以治理。[4]元朝對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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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元.貴州古代史[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158;王興驥.播州土司與水西關係之研究[J].貴州社會科學,2001-(6):104-107;史小波.改土歸流及遵義府的建立[J].貴州文史叢刊,2006,(4):76-78;陳季君.地緣政治學視角下明王朝與播州土司的政治博弈[J].遵義師範學院學報,2011,(5):13-16 等等。
的承襲、權職多從本俗。《元史》卷二十六載:“遠方蠻夷,頑獷難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俗,權職以行。”同時還根據元朝刑法“土官有罪,罰而不廢”等等。
南宋末年,元軍攻入大理,在平定雲南後,立即向貴州進軍,在強大的兵威之下,貴州境內的地方勢力紛紛歸附。至元十四年(1277),播州楊邦憲納土。因楊邦憲能“審於去就,摯版圖內附”,“屢效忠順”,世祖對他“實寵嘉之”。此外,加上黔北地區地理環境複雜,形勢險惡,元朝將實際地方治理權委於楊氏之手,這樣播州楊氏統治範圍大增,元代達到頂峯。《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載:播州土司轄地“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東南附江為池。蒙茸險削,居然奧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為目把。”①材料中的“黃平、草塘二安撫”地,位處今黃平縣境和甕安縣境。“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地,位處今道真、遵義、餘慶、甕安諸縣境。據研究,元朝時,播州土司地南迄今清水江上游諸地,西至鴨池河,北包今川渝黔邊境等廣大範圍,統轄區域已達 5 萬平方公里。
明朝統一全國後,在川滇藏甘地帶,還留有大量的元蒙殘餘勢力,始終佔着長江上游,一旦與北元勢力聯合,大有重演弧形包圍南宋故事②。如雲南梁王把匝刺瓦兒密就擁有精兵十餘萬威脅明朝的安危③,加之川西及西南諸夷叛服不常,明廷為達到“額以賦役,聽我驅調”的經營目標。明承元制,對西南各土司多施撫慰之策,就播州土司言,升播州宣撫司為播州宣慰司,領安撫司二,長官司六,轄地包括今遵義、桐梓、正安、道真、赤水、習水、仁懷、綏陽、湄潭鳳岡、餘慶、甕安、黃平、福泉凱里等地,為貴州四大宣慰司之一④。從轄區看,此土司位處湖廣經黔入滇道的北段,這一地區穩定與否直接牽涉朝廷對雲南的經營,因此明初對此一直實施綏撫之策。
此外,明朝為加強對雲南的統治,以防蒙古通過“藏彝走廊”的北段進入雲南,威脅其西南統治,朝廷在思州、思南二土司改土歸流的基礎上,設置了貴州省。甚為奇怪的是,貴州建省後近 200 餘年間,播州以上諸地區一直屬四川播州楊氏統轄,特別是播州統轄的平越地,就像一條楔子插入了貴州東西兩片轄區之間,將明代貴州轄境橫截為東西兩個部分。既然明代已經置貴州行省,土司又為朝廷命官,為何又不將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區劃撥給貴州省統轄呢?此甚為蹊蹺。筆者通過實圖查看和翻閲大量典籍記載後發現,明朝此一行政管理原因大致有三:(一)播州南部的平越地區位處高山深谷間,其核心地段正好位於烏江水系和沅江水系的分水嶺上,這道分水嶺從西向東,將平越一分為二,北部屬於烏江水系,南部屬於沅江水系。這道分水嶺雖然海拔不高,但無航路可通,同時又遠離發達地帶,有效統治難度大。此外,平越地區位處分水嶺以北的地段,東臨梵淨山山系,西側也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山系阻隔,就構成了播州楊氏與水東宋氏的分水嶺,也就是説,平越地區北部三面環山,建構水田的面積甚為狹小。因而明代很難在這兒形成較大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同時穿越貴州腹地的湖廣經黔入滇驛路主幹線又從這兒穿過,要維護驛路經費和安全,當時明朝之貴州省還承擔不起,故長期不考慮劃撥給貴州省。(二)明初,整個平越地區,漢民居民甚少,這裏生活的少數民族主要有土家族布依族苗族仡佬族等,除布依族外,生息在該區的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由於其傳統生產方式與漢族差異甚大,為了維護驛路的安全和減輕驛路維護安全費用,明廷在湖廣經黔入滇道實施湖廣、四川、貴州三段管理,其管理費用也分別由以上諸省承擔。為了減輕貴州省的財力負擔,故朝廷也不急於將播州平越地撥入貴州統轄。(三)明朝初年,西南邊疆還不穩定,既有蒙古殘軍的叛亂、又有諸夷的叛服不常,加之特殊的地理環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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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②(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三百十一載,帝遣諭藍玉曰:“月魯帖木兒信其逆黨達達、楊把事等,或遣之先降,或親來覘我,不可不密為防。其柏興州賈哈喇境內麼些等部,更須留意。”賈哈喇者,麼些洞土酋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之職,自是從月魯帖木兒叛。玉率兵至柏興州,遣百户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並其子胖伯,遂降其眾,送月魯帖木兒京師,伏誅。玉因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松、茂、碉、黎當吐番出入之地,馬湖、建昌、嘉定俱為要道,皆宜增屯衞。”
③《太祖洪武實錄》卷一四 。
④(明)郭子章:《黔記》卷五十六載,“環貴州而居者,國初有四宣慰:安、宋、田、楊,皆豪族也。”文中的“楊”,即播州楊氏。
明朝要經營這樣的地區,也別無選擇,只能強化對播州楊氏的控制,然要達到對播州楊氏的有效控制,就需要實施最大限度的放權,以免刺激播州土司。因此,朝廷對播州土司一直採取安撫政策,在税賦上,採取了輕徭薄賦的經營政策。《明史》卷三百一十二載:“播州土地既入版圖,當收其貢賦,歲納糧二千五百石為軍儲。”然朱元璋“以其率先來歸,田税隨所入,不必以額。”“永樂四年,(朝廷又)免播州荒田租”。《神宗萬曆實錄》卷三五七亦載:“環播幅員千里,田地數千萬畝,舊額糧歲以五千八百石”等等。在播州土司統轄 5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僅區區歲糧,還不足中原一縣,足見朝廷經營播州之良苦用心。
鑑於上述,朝廷對播州土司這種尷尬的經營模式,誘發了播州土司的驕盛和叛逆,出現了對治下土司、庶民的殘酷統治,進而對抗朝廷。《神宗萬曆實錄》卷二七八載:“宣慰司所屬田、張、袁、盧、譚、羅、吳等七姓民真州、餘慶、白泥、容山、重安等五土司不堪其勢,上訴重慶府。”但據於邊患,四川巡撫李化龍以調楊應龍“防松潘”,暫免其罪。值得一提的是,此處“防松潘”,指的是西北蒙古越過了藏彝走廊,進入川西,詳情請見下文。此外,為了加強對楊應龍的統治,以免其變亂,朝廷以其子楊朝棟為人質,不幸的是楊朝棟竟死於重慶,引起了播州楊氏對朝廷的不滿,終於引發了“萬曆三大役”①之一的“播州之役”。
這裏,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明萬曆元年(1573),土默特蒙古首領俺答汗率部經青海南下康區,已進至康區東部的魚通和南部的理塘附近,積極支持佛教寺院的建立。萬曆八年(1580),三世達賴索南嘉措在蒙古各部的支持下,為了擴大格魯派的實力,將青海和康區的“邦根”寺院,陸續改建為格魯派寺院,其中最著名者首推理塘寺。萬曆十八年(1590),蒙古俺答汗的孫子順義王扯力克以朝佛為名義,率“控弦之士三千人”南下,並“大言欲南略洮、岷、松、茂”。此外,蒙古部落攻破阿壩寨,逼近松潘城。進而還多次襲擊滇西北地區。《滇系》“事略”載,萬曆二十二年(1594),“西韃虜臨西”②,“韃虜”,即對蒙古人的稱呼。萬曆後期,不少進入川西北地區的蒙古部落相繼在當地駐牧遊獵。松潘漳臘一時“牛馬羊只,佈滿山溪,毛帳氈房,星列草地”,僅在漳臘城內的蒙古牧民就有“百五六十帳”。青海蒙古部落除進入川西北松潘、茂州等地活動外,還向康區發展。萬曆二十四年(1596),青海蒙古部落首領火落赤率三千餘騎“突犯松潘”。松潘“自北界作兒革迄殺鹿塘、毛爾革地方,其間番族為虜所挾者十有八、九。”足見蒙古族南進明朝西南邊疆,引起了明廷上下的高度重視。使明朝統治者再次清醒地意識到,一旦川西、雲南失守,經濟發達的中原地區就會再次陷入蒙古軍隊的弧形包圍圈之內。而云南的地理位置正好處於弧形包圍圈的軟肋上,最容易被從青藏高原南下的蒙古族突破。這樣西南土司區的穩定被提到了戰略的高度,恰在此時,播州楊氏對抗朝廷,擾亂西南,故明廷迅速決定對其改土歸流。
二、改土歸流後對播州土司區的經營及影響
播州楊氏統治播州地區七百餘年,形成了一整套地方管理模式。然楊氏被滅後,必定會出現權利的真空。此外,管理模式的變換,進而又會影響當地的穩定。所以,善後事宜的正確處理直接關係到該地區長期的穩定,故甚為明廷重視。明朝對播州土司改土歸流後,正式將其納入正規的行政管理機制,開始從委託土司統治,直接納入中央王朝統治之下,在此正疆域、設屯政、設將領諸多政治管理模式,對於穩定西南地區的統治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行政沿革調整、屯軍戍守
明廷在平播之役後,將播州土司領地分置遵義、平越二軍民府,平越屬貴州,遵義隸四川。《神宗萬曆實錄》卷三五八載:“命分播地為二郡,以關為界,關內屬川,關外屬黔,屬川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遵義領州一,曰真安;縣四,曰遵義、綏陽、桐梓、仁懷。平越領州一,曰黃平;縣四,曰湄潭、餘慶、甕安、安化”。文中的“關”即“三渡關”,位處湄潭河邊,恰為遵義平越之分水線。平越軍民府的建立,使得貴州東西從此連為一體,這一劃分,對於播州內部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明史》卷三百一十一載:四川土司諸境,“多有去蜀遠,去滇、黔近者。如烏蒙、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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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萬曆三大役,即指明神宗年間,分別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等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播州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
②(清)師範:《滇系》“事略”,清光緒十三年雲南通志局刻本
近於滇,烏撒、鎮雄、播州近於黔。明太祖略定邊方,首平蜀夏,置四川布政司,使招諭諸蠻,次第歸附。故烏蒙、烏撒、東川、芒部舊屬雲南者,皆隸於四川,不過歲輸貢賦,示以羈縻。然夷性獷悍,嗜利好殺,爭相競尚,焚燒劫掠,習以為恆。去省窵遠,莫能控制,附近邊民,鹹被其毒。皆由規模草創,未嘗設立文武為之鈐轄,聽其自相雄長。雖受天朝爵號,實自王其地。以故終明之世,常煩撻伐。唯建昌、松、茂等處設立衞所,播州改遵義、平越二府以後,稍安戢雲。”足見。
儘管平越府管轄着當時貴州省農業基礎較好的地區,裏甲民户數又數全省之最,但這個府依然是一個空殼府。府所在地依然只能親轄兩個長官司,即凱里安撫司和楊義長官司,以及原平越安撫司的領地。府未能設置首縣,全府僅單領州,即黃平州。黃平州同樣無法設置首縣。全府中裏甲民户最多的是三縣,即湄潭縣、甕安縣、餘慶縣,黃平州對這三縣也只能實行遙領。也就是説,在平越軍民府,朝廷特意設置的政治中心平越府治,遠離經濟中心,僅僅是出於驛路安全的需要,而緊靠驛路設置府治,並將府治置於平越衞衞城內。朝廷特意設置的另一個行政中心,也就是黃平州,也屬於類似的狀況,同樣遠離它所治理的經濟發達區。這種府、州、縣三級都是單線聯繫的格局,在行政管理上自然會有諸多不便,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分離,以及支持驛路運轉費用與經濟中心的錯位,在平越府表現得極為突出。這樣才使得明廷最終只能把行政設置的目標集中到驛路安全上,而逐步地放緩了有效的行政管理和推動經濟發展的需求。可以説,平越府的建置,是另一種情況的畸形產物。表面上看,平越府與貴陽、都勻安順各府互有區別,但在決策因素的首選上卻是一致的,都得服從驛路幹線的維護。
明廷除了對播州土司內部疆界的調整外,還積極清理播州土司與臨近諸土司的疆界。歷史上播州土司左右皆為土司,因為疆界之爭戰爭不已,如嘉靖七年(1528),播州楊相收回被水西安氏侵佔的吳馬口、李博婭、緝麻山等地。成化十八年(1482),播州楊愛親行帶官至本司儒溪、赤水等裏,會同水西宣慰使安貴榮勘斷疆界。隆慶五年(1571),楊應龍派兵從水西手裏收回仁懷、古磁諸地等。為了正疆界,以杜爭端。改土歸流後,李化龍就開始着手此事宜。《神宗萬曆明實錄》卷三五八載:“播州左連水西,右通永寧,地址雖若犬牙,彼此原有疆界,但夷性犬羊,互相雄長,侵克無常,既改土為流,當清理疆域,永杜爭端,原系播州者歸我版圖,原系永寧、水西者歸之奢、安二氏,勒碑立界,永為遵守。”
明晰土司疆界對於川黔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有利於遏制播州餘孽的東山再起,同時也遏制了水西東犯。《神宗萬曆實錄》卷三八二載:“播州舊逆吳洪、盧文秀、盧文政、張承賢、盧裏受、譚裏保、羅志、楊邦俊、王金義、張漢臣等惡漢法嚴密,潛謀不軌,假楊應龍兒子為名,恢復舊疆”,“洪目祖父及身,為楊氏親信長官三世,劉堯者,逆龍之腹心書記,而羅志、譚裏保、盧文政等皆逆龍之爪牙也”,事發後,朝廷迅速進行平息,後“洪逃奔水西”。對此事件,“郭子章責安疆臣縛獻,洪為疆臣把目王宗舜斬首,擒獲賊黨,止逸一二。”
此外,為了防範土司越界爭奪,朝廷還在清理疆界的同時,積極屯兵戍守、恢復驛路。《神宗萬曆實錄》卷四二 載:“播州與水、藺二司各有分地。在水西,以烏江、渭河為界;在藺州以河西、儒洗為界。臣奉命清界,查得藺州侵佔儒溪、河西等八百餘里之地;水西侵佔五冊、沙溪等六百餘里之地,臣據法清理,豈真為尺寸壤土之計,蓋阻據河險而易守,正以杜五夷侵凌之漸也。詎意僅復藺地,設官安屯,且耕且守,自儒溪至黎民村八百餘里之間,數年帖然安堵;若夫水西侵地,該屯田三千八百分竟為烏有,而遵義之藩籬撤矣。今計欲遵義真安在四川,應於沙溪屯兵五百,在貴州應於東隆屯兵三百,各該軍官統領防守,互守犄角,四川合用防兵即於總兵標下抽取,庶兵無增餉之擾,而民免鋒鏑矣。”此上措施對於防範土司叛亂,維持西南地區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播州治下土司及後代錄用
長期以來,學界多關注改土歸流後對大土司的處罰,而對其改土歸流後大土司治下各土司的啓用研究存在嚴重不足,這不能不説,系我們土司研究之一大遺憾。歷史上,播州地理環境複雜,民族眾多,要治理這一地區,就得仰仗播州楊氏及其屬下勢力。然改土歸流後,對楊氏屬下各級土司的啓用,就顯得甚為重要了。播州土司改土歸流期間,朝廷就開始商酌對原有土司、頭目的適當安排問題。《神宗萬曆實錄》卷三四九載:“上以逆賊楊應龍已誅,令條上善後事宜……一案地方。言土司七姓陸續所收降眾,馬國君等·從播州楊氏轄區變遷看元明清諸王朝對西南的經營宜加撫綏,設法賑濟,令得其所”。文中的“土司七姓”,即前文所講的,播州土司屬下的黃平安撫司草塘安撫司、真州長官司、播州長官司、白泥長官司、餘慶長官司、重安長官司、容山六長官司等,以及播州土司屬下的“田、張、袁、盧、譚、羅、吳”等七姓。《神宗萬曆實錄》卷三五八亦載:“播州諸司均奉我正朔,渠魁既戮,中有率先歸附者,即宜分別錄取,以真州長官改為該州土同知,副長官即為土判官。江外諸司安撫與正長官即為土縣丞,副長官為土主簿,同知羅氏即為新府土知事。其上赤水裏、下赤水裏,仁懷裏,安、羅二村頭目,授以鎮撫、總旗等職銜。”材料中的“江外”,即播州土司統轄的烏江以南諸多地區,範圍涉及黃平州白泥、舊州、草塘、平伐月石等處,以黃平州為主要據點,因這部分地方在烏江以南,故稱“江外”。需要注意的是對播州土司統轄的烏江以北,因為播州土司的發跡地,習慣上稱為“江內”,江內之地東抵沿河佑溪,南迄烏江北岸的容山烏江等處,西至水煙等處,北面包括今桐梓縣[1]。明廷對播州治下土司及後代的錄用,對於原播州地區的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遵義歸黔:通過長期的經營,遵義府行政建置極為健全,財政收入,超過鄰近貴州省財政收入的一半,是當之無愧的財政大户。此外,從民族關係上看,貴州的其餘各府都不同程度的屬於多民族雜居地區,而遵義府的主體民族是漢族居民,少數民族居民人數較少,這也與其他各府不同。
清雍正年間,明朝留給清朝的西南蒙古邊患問題還一直沒有解決,要經營雲南及川邊,就得經營好貴州,然貴州財力薄弱,要推行改土歸流,就得維護貴州財力的穩定,然當時的遵義地區經濟甚為發達,於是雍正帝決定將遵義府劃撥給貴州省統轄。《清實錄》言:雍正六年(1728),為了增加貴州財力,“改四川遵義、桐梓、綏陽、仁懷四縣,正安一州”俱隸貴州管轄。從此與四川有着密切關係的播州土司地,成了貴州省的重要地區之一了。
總之,元明清時期播州轄區的變遷歷程,反映了朝廷對西南土司經營政策的變化,政策不同,影響各異。元朝時期,據於西南生態背景複雜多樣,民族較多,中央王朝委託其傳統的地方勢力對此加以有效統治和開拓,就播州楊氏而言,此時開闢平越地區,導致疆域面積達到鼎盛。但至明初,據於西南蒙古殘軍的威脅、諸夷的叛服不常,以及環境複雜,朝廷對土司多施綏撫之策,並不刺激播州楊氏對朝廷的反叛,同時據於貴州財經困難,對播州楊氏的南部轄區並不急於納入貴州統轄。但至萬曆年間,隨着西南局勢的變化,特別是蒙古諸部再次突破“藏彝走廊”北段,大有重演忽必烈滅宋故事之時,楊氏恰在此時叛亂,那就到了非改土歸流的地步不可了。清雍正年間,為徹底解除明朝留給的西南邊患,全力維護湖廣經黔道的暢達,再次將遵義地區正式劃撥給貴州,至此原播州土司地正式納入了貴州行省的統轄。
需要注意的是,土司制度是我國傳統哲學世界觀在處理中央政權與民族地區、邊疆地區關係方面的重要體現,是維護古代中國統一、穩定與多民族和諧發展的重要制度,同時也是中央王朝在西南、西北民族地區實施的正式官僚體制之一,與以前羈縻制度的差異在於,土司屬朝廷命官,有官階。此外,我們不能因為個別土司的違法亂紀,就否定土司制度的合法性,這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對於這一點,明代王陽明對黔桂土司治理的成功經驗,值得學界研究參考,以為我國多民族國家邊疆建設服務。
參考文獻:
[1]王興驥.播州土司勢力的擴展與地域考釋[J].貴州文史叢刊,1993,(2):20-26.
[2]張祥光.播州建置沿革和楊氏始末[J].貴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0,(2):23-28.
[3](明)宋濂.宋濂全集·楊氏家傳[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964.
[4]羅賢佑.略論元朝與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關係[J].民族研究,1986,(3):44-50.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