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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嶺
鎖定
揭嶺簡介
《辭海》：“揭，通楬，標誌也。”秦時，由番禺經增城、博羅、龍川進入嶺東東部，必須翻越幾個山嶂(以鴻圖嶂為代表，鴻圖嶂海撥1277米)為標誌的蓮花山脈這段高山峻嶺，因此取名“楬嶺”，並把它作為先置縣龍川和後置縣揭陽的分界。因山北為陰，山南為陽，所以取楬嶺之南的後置縣名為“揭陽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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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嶺歷史背景
《方輿紀要一統志》雲：“古藍田隘，一名石硿飛泉徑，置石馬營，自秦漢迄隋，為南北通道所必經，謂即秦戍守五嶺之最南關隘，是陳洪所居，於隘內之八鄉貴人村，實扼南北通衢也。貴人山高四千餘尺，跨揭陽、五華兩縣界，亙百里，貴人村以山為屏，形勢雄偉，為八鄉中之最大村，居民向以陳、許、魏姓族為大，自昔以剽悍著稱。”現貴人村仍有兩千多居民。
《廣東圖説》卷四十雲：“飛泉嶺，城(指豐順舊縣城，現豐良鎮)西南九十里，一名揭嶺，山勢巖巉，最為險阻，往來大道，湯坑水出焉。”
《豐順縣志》雲：“南石示鄉之藍田隘，一名石硿飛泉徑，為秦戍守揭陽嶺最南之關隘。漢六朝均為南北交通之要隘，建有石馬營。迨唐宋，開通瘦牛嶺與潘田武寧驛官路銜接，此道廢。”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揭陽山”條雲：“在廣東揭陽縣西北一百五十里，一名揭嶺；形勢岧嶢，南北二支，直抵興寧、海豐縣境，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祿轉餉，祿留家揭陽，或以為即此山也。”
乾隆《揭陽縣誌》也雲：“揭嶺今名飛泉嶺。距城八十里極界，脈自揭陽山來，形勢岧嶢，壁立百仞，週迴數十里，層巒疊巘，人跡罕至，絕頂有泉湧出，飛空而下，其麓達陸豐、長樂之境，一曰揭嶺。
裴淵《廣州記》以為此秦戍五嶺之一，蓋潮惠之關隘，揭陽之北門也。飛泉嶺今割屬豐順縣。”
《揭陽縣誌》這段記載説得很具體，“飛泉嶺”是“揭嶺”的“今名”，是同一個地方，“揭陽之北門”，指明方位，“距城八十里極界”，説明具體的地點，“嶺今割屬豐順縣”更明確指出清初新置豐順縣時，已割屬豐順縣管轄。
古揭陽什麼時候建縣？史學家大都説是漢元鼎六年(前111年)。其實，據一些史料記載，秦時就已置縣。明歐大任《百越先賢志》卷一寫道：秦平定南越後，在嶺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並命史祿”留任“揭嶺長”。《方輿紀要》也雲：“史祿轉餉，留家揭嶺，此為中土移民入潮之始。”上面所引《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揭陽山”條也雲：“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祿轉餉，祿留家揭陽，或以為即此山也。”這些記載都是史祿曾任“揭嶺長”的有力佐證。
南宋徐天麟《東漢會要》卷二十職官雲：“縣萬户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由此看來，“揭嶺長”是小縣縣令，史祿和南海郡尉一樣，是揭嶺縣尉並行使縣令職權，是戍守縣尉。其實到西漢時南海郡六縣才9613户(《前漢書·地理志》)，平均一個縣才1600户，可見秦漢時對邊遠郡縣的建立及官員的設置是採取靈活政策的。因此，揭陽設縣歸屬中央政府管轄在秦朝就已開始，而不是到漢朝公元前111年才開始，這是潮汕史乃至廣東史上不可忽視的大事。 史祿是秦伐南越負責指揮“鑿渠轉餉”即修通靈渠運輸糧草的高級後勤指揮官，是有功之臣，而讓他留任小縣戍守縣尉，這也可看出秦朝增設揭嶺縣的主旨及其對防守閩越的高度重視。史祿任揭嶺長期間做了些什麼工作？後來的情況怎麼樣？史料沒記載，我們不清楚，不過據《史記·南越列傳》記載，趙佗建立南越國稱王后，為了鞏固其政權，採取一打一拉的手法，“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守假。”同傳又云：“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為侯。”史定降漢後，被封為安道侯。據此，史祿後來可能被趙佗所殺，從同姓看，史定與史祿可能有親緣關係，所以南越國時，也曾置揭陽縣，並以史定為縣令。《漢書·兩粵傳》雲：“漢伐南越，揭陽令史定聞漢兵至自降。”《揭陽縣誌》也雲：“史定秦時人，仕南粵，為揭陽令，元鼎六年，漢兵下番禺，定決計屬漢。”都是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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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嶺揭嶺風情
揭嶺潮汕祠堂
潮汕祠堂(2張)
揭嶺三山祖廟
三山祖廟(3張)
揭嶺三字經
先秦文明
滄桑史，一萬載；
古越人，闢草萊[1]。
湖崗山，軟陶片；
火候低，證久遠[2]。
岐山腰，遺工場；
新石器，此生產[3]。
虎頭埔，古窯羣；
存陶片，幾何紋[4]。
桑浦山，古島嶼；
出土器，浮濱型[5]。
洪崗麓，貝丘址；
有鹿角，作撬器[6]。
蜈蚣嶺，多紡輪；
織葛史，地下存[7]。
中夏村，青銅器；
三千年，銅鏽蝕[8]。
揭陽鼎，盤口形；
三足式，無銘文[9]。
華美埔，埋兵器；
西周時，文化遺[10]。
江水濱，低山間；
古遺址，在在見。
文化址，是標誌；
古揭人，非蠻夷[11]。
啓山林，開文明；
遺物在，供論證。
大中華，成一統；
多元性，構體系[12]。
揭陽國，雖僻遠；
添磚瓦，有貢獻[13]。
注 釋：
[1]根據出土文物考證，揭陽已有一萬年以上的人類生活史，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是生活在這一帶的百越先民，啓扣山林，寫下揭陽史的第一篇。鄭剛在《嶺南文化何處去》一書中提出，所謂“嶺南文化”，必須從明代“嶺南三家”之初算起。揭陽文化是嶺南文化的一支，是否也應作如是觀？筆者以為，揭陽文化包涵着許多遠古文明的元素，所以，它的歷史應上推至這一文化（即新石器）的肇創時期，而不能截然切斷。
[2]《揭陽文物志》稱揭東玉湖湖崗遺址內黑外紅的軟陶片，火候較低，其生產年代距今約4000—5000年，是目前揭陽地區發現的較早的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
[3]文物考古部門於1961年在黃岐山塔下方發現磨製石器工場遺址，出土舌形與舟形錛，還有大量半成品石器。
[4]文物考古部門在普寧市廣太鎮東側綿遠村山地虎頭埔南坡，先後發現了18座新石器時期的陶窯，陶片多幾何紋，是越族文化的一個體系，北大教授李伯謙為它命名“虎頭埔文化”。
[5]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揭陽已在揭東縣地都、炮台鎮境內桑浦山地發現新石器時期遺址多處。出土文物屬考古學界所稱的浮濱類型，與閩西南同期文物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徵，可證潮汕文化與閩南文化同一淵源的歷史聯繫。
[6]揭東縣地都鎮洪崗山北麓的貝丘遺址，是揭陽地區迄今發現的唯一貝丘遺址，出土有作為撬器的鹿角與大量牡蠣殼，可證3000多年前人類生活在此，以採集蠔肉為食的事實，與《漢書·地理志》所載“越人嗜大蛤”相吻合。
[7]在地都鎮境內的桑浦山蜈蚣嶺，文物工作者曾經發掘到大量陶紡輪，推測以其“款式及數量較多，似不限於織布，可能用於捻線編織漁網之用。”上古時，本地先人以葛為主要織布原料。
[8]考古工作者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揭東縣雲路鎮中夏村北牛堆發現一座古墓，出土銅鼎、銅劍、銅鏃、銅鉞等器物。此後又在周圍的古墓中出土一些類似的青銅器。推斷為相當於中原戰國時期的文物。
[9]迄今為止，考古人員已在雲路中夏一帶出土銅鼎3只，以其形制獨有，筆者以為可以名之為“揭陽鼎”。《揭陽文物志》對該類文物的描述是：“這是一種盤口樹頸鼓腹、平底高斜足薄胎鼎。”
[10]位於內外桑浦之交的地都鎮華美村隴埔沙丘上，曾於八十年代初期出土相當數量的銅矛、銅鉞、銅戈等。推斷為西周時期墓羣的遺物。
[11]在古代，中原人習慣於把嶺南地區稱為落後的少數民族（即蠻夷）的居住地。二十多年來，大量新石器時代先進文化遺存的出土，可證遠古時期，揭陽文化並不落後於內地文化，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12]在過去，學術界一直認為黃河流域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發祥地。近十幾年全國各地大量出土文物證明，原先的中原為中華文明發祥地這個學説不太全面。北京大學李伯謙教授等乃提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之説。以此推論，揭陽遠古文明則為多元的中華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
[13]饒宗頤、邱立誠等學者、專家論證，揭陽這片地方，在春秋、戰國時期可能存在着一個由越人建立的王國，也即揭陽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