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城遺址

隋代，隋文帝楊堅統一後，於開皇九年（589年）改廣陵郡為揚州，此為揚州城名之始。大業元年（605年），改揚州為江都。隋煬帝在原廣陵城舊址上營造江都宮，在蜀岡下開發了江都市街，為後來規模宏大的唐代揚州城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開鑿了大運河，使揚州成為中國連接南北經濟的重要城市。隋代揚州城位於蜀岡之上，系利用漢廣陵城基礎修築而成，由隋江都宮城、東城組成。

唐代揚州是淮南道的首府。武德七年（624年），在揚州設大都督府。天寶元年（742年），揚州被改名為廣陵郡，仍設大都督府。至德元年（756年），廣陵被改名為揚州，大都督名不變。唐代揚州城由子城和羅城兩部分組成。子城於唐代中期擴建，從考古發掘的地層疊壓關係判斷，羅城在中晚唐時才圈建。子城為官府衙署區，是利用隋江都宮城、東城所修築，平面呈不規整的多邊形，局部城垣保存高度約為10米。羅城在蜀岡之下，為商業、手工業和居民區，於唐代中期擴建。建中四年（783年）十一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將兵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陵，修塹壘，繕甲兵”。55年後的開成三年（838年），日本僧人圓仁赴揚求法，記載有：“揚府，南北十一里（5.5千米），東西七里（3.5千米），週四十里（20千米）”，此即當時的規模。

五代十國時期，南唐滅吳後，以揚州為東都。保大十五年（957年），周世宗攻打南唐，元宗李璟知東都難守，便縱火燒揚州城，遷居民於江南。後周顯德五年（958年）周世宗佔據揚州後，發丁夫萬餘，整理被破壞的揚州城。後因居民南遷，城池空虛，就唐代羅城的東南隅改築一小城，城週二十里，因與唐揚州城相比，規模甚小，故而俗稱周小城。

北宋，太祖趙匡胤一統天下，攻克揚州後，以周小城為北宋揚州城。蜀岡上的原唐代子城廢棄不用。到南宋時，揚州地處北部邊境，受北方金兵威脅，成為南宋的前線，因戰爭需要，在紹興年間（1131~1162年），揚州知州郭棣在蜀岡唐子城的故址上修築了堡城，與州城南北對峙，又在兩城之間構築了聯通的甬道連接南北二城，名日“夾城”，從而形成了宋三城的格局。南宋嘉定七年（1214米），為防止北方金兵南下，揚州主管崔與之在城外修築壕溝和甕城，開月河，置吊橋，併為夾城夯土牆包砌以城磚。

金亡後，元兵南下，危及江淮。兩淮宣撫使賈似道於寶祐二年（1254年）、三年（1255年）修築堡城，稱“寶祐城”。景定元年（1260年），李庭芝主管兩淮安撫制置司公事，兼知揚州，為阻止元兵控制蜀岡中峯平山堂，加築大城包平山堂於城內。

元代，初建大都督府置江淮等處行中書省，治揚州，沿用宋大城，蜀岡上的堡城以及夾城逐漸被荒廢。

明代揚州城在唐羅城和宋大城的範圍內，有舊城和新城之分。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僉院張德林先在宋大城西南隅築過明揚州州城，城周九里八十六步四尺（約5千米），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城又向東擴，城周約十里稱為新城，原州城稱舊城，明城面積總計5.09平方千米。

明清時期，揚州城在唐羅城、宋大城遺址範圍內，以小秦淮河為界又分為新舊城，呈現出東市西府的雙城格局。舊城利用宋大城西南隅，建於明洪武年間，新城則利用宋大城東南隅增築於嘉靖年間。

1987年以來，經過科學、系統的考古勘探和發掘，基本查清了隋、唐、宋揚州城遺址的規模、佈局、建城年代及其沿革關係。 ^[3] 

揚州城遺址是國內保存較好的古城遺址之一。隋、唐、宋時期的城池相互疊壓，地面水系較為完整。

隋代揚州城位於蜀岡之上，系利用漢廣陵城基礎修築而成，由隋江都宮城、東城組成。經考古調查發現，江都城、東城被疊壓在唐子城遺址之下。

唐代揚州城由子城和羅城兩部分組成。子城利用隋江都宮城、東城修築，平面呈不規整的多邊形。羅城在蜀岡之下，於唐代中期擴建。溝通四座城門的城內道路與四周城壕仍然存在。局部城垣保存高度約10米，城垣為土築，城門及城牆轉角處有包磚，城外有城壕。子城四面各開一門，城內設十字大街貫通城門，子城城牆、角樓、城河、城門、城內道路等遺址，保存均較為完整。

宋代揚州有3座城池，即宋大城、寶祐城、夾城。宋大城沿襲了五代周小城。寶祐城修築於南宋寶祐年間，周長5000米，利用唐子城西半部、截去東半部修築而成，面積約為子城的一半。夾城築於南宋紹興年間，連接大城與寶祐城，周長2700米。宋大城沿襲了五代後周所築的“周小城”西界和北界，從唐羅城的位置上分別內收。宋大城城牆在蘇北人民醫院西側和廣陵區黨校附近仍可見。宋城夯土城牆大部分埋藏在地下，其上現為綠化帶，少部分城牆上疊壓有現代建築。宋寶祐城、夾城地面遺蹟清晰可辨。

明清城在唐、宋城遺址範圍內，以小秦淮河為界分為新舊城，呈現出東市西府的雙城格局。河西舊城由於政治、軍事的需要，街巷排列有序、主次分明、縱橫嚴謹，與城內衙署、軍事設施相呼應，局部街巷保留了唐代的裏坊格局。河東新城為明代後期所建，並形成了完整格局，清代富商雲集，會館園林密集，商業繁榮，市井興旺，街巷體系呈自由隨意狀態。明清城現基本保存了較好的歷史風貌，現有東關街、仁豐裏、灣子街、南河下4個歷史文化保護區。街區內保存有各級各類文物保護單位120餘處，傳統民居500餘處。 ^[3] 

唐子城夯土城牆現高出地面2~10米，牆基寬30~40米，保存較為完好；羅城基本上為現代揚州城疊壓，地表保留了部分城垣遺蹟。其中北牆在鐵佛寺至東風磚瓦廠之間保存有夯土城牆，高出現地面約2米，西城牆在觀音山下還保存一段，長約50米，高出現地面1~4米。

唐子城夯土城牆的西南角、西北角、東北角現仍保存着很高的角樓基礎，高出地面5~10米。西南角現為觀音山禪寺，西北角和東北角上部植有樹木。

唐子城共有4座城門，南門為主城門，地下的城門遺蹟保存較好。北門、西華門、東華門現均已不存，城牆上仍保留着城門豁口。西華門外保存有甕城形制與規模，城垣殘高有5米，城外有壕。羅城的南門（汶河路南）、西門（農學院、農校二處）地上、地下均有遺蹟，並有甕城設施。

唐子城東、西、南、北城牆外為城河。城河繞城而設，與城牆平行，相距10餘米。現護城河保存仍然較為完整，寬70一100餘米不等。羅城的東南以大運河為護城河，保存寬度約70米；西護城河為蒿草河，保存寬度約20米；北段在瘦西湖公園內，今為熙春台到平山堂下的遊覽線路。

唐子城內有東西、南北道路兩條，呈十字交叉，連接四座城門。東西路全長1860米，寬11米；南北路全長1400米，寬10米，十字道路位於現地表以下1米多處。羅城內有南北路三條、東西路兩條。南北路最東一條由北門筆直通向埂子街南門，全長2500米，寬8米；中間一條與揚州市區南門大街、北門大街相吻合；最西一條北起子城南門、南到童家套，全長1300米，寬5米。東西路一條由農學院西門向東至缺口東門，另一條由農校西門向東至化工學校東門，全長3040米，寬10米。 ^[3] 

羅城內河道縱橫，大運河穿城而過，由蜀岡下子城東南角，向南經鳳凰橋、北門外街、北門街和南門街西側，從南水門流出，此河亦為宋明市河的前身，於20世紀50年代被填，成為汶河路。

羅城內橋樑極多，著名的有二十四橋。根據考古調查推測，二十四橋橋址均在，如顧家橋、通泗橋、小市橋、開明橋等。2002年3月，發掘了下馬橋、洗馬橋等遺址。 ^[3] 

宋大城西門、東門等地面均有遺蹟。西門已發掘並建立遺址博物館，南門、東門、北門也相繼進行或正在進行考古發掘。

宋大城東、南護城河為大運河；西城河亦稱頭道河，大部分於20世紀70年代被填；北城河東段稱漕河，西段與瘦西湖公園北部河道相連。 ^[3] 

唐羅城南門遺址位於南通西路與南門外街交會處，建築遺址內容十分豐富，具有較為完整的唐宋時期甕城遺蹟。這些遺蹟地層疊壓關係清楚，時代特徵明顯，經唐、宋、元、明、清各個歷史時期，歷1200餘年，是揚州古代城門發展歷史的一個縮影。其歷史沿革之長在中國古城門遺址中也實屬罕見。

唐代南門甕城明確顯示為兩期，第一期的甕城，內平面形狀近方形，外拐角為圓弧形。本期甕城的西牆和南牆被唐代第二期甕城包磚牆包在牆內，門道和甕城東牆可能在唐代第二期南門修建時被破壞。

第二期的南門和甕城是整個南門遺址中保存最為完好的一期，主城牆南緣包磚牆、甕城牆及其內外包磚牆等的基礎部分均保存較好。甕城內平面形狀略呈西寬東窄、北寬南窄的扁方形，甕城外形狀近似“凸”字形。東牆、西牆的南端各自分別向外凸出，且基本對稱。此期的甕城內主城牆南緣中間部分、甕城門道部分分別被北宋一明清的主城門和甕城門道疊壓。甕城西牆以西還顯露出了與城牆相連的水門以東的包磚牆，包磚牆厚度、用磚規格等與甕城城牆相同。

五代到北宋初期繼續沿用並修繕了唐代南門，五代時局部修繕了南門，所用城磚規格較晚唐城磚大。有“迎鑾”銘文的大磚可以確定是五代楊吳時期所燒造。

北宋前期，甕城外牆基本沿用唐代甕城外牆，但在唐代水門東邊的包磚牆以南再次修築了與前期形制相同的包磚牆，並將原來的唐代遺蹟包在了夯土之內。

北宋晚期，唐代第二期甕城西牆外側包磚牆倒塌，以唐代第一期甕城西牆外側包磚牆為基礎，重新修砌了甕城西牆和南牆的外包磚牆，甕城外包磚牆為直線狀，故外拐角改為方角；甕城內則堆砌抬高地面，重新修建了主城門。露道均用楔形磚鋪成，寬度不統一，出主城門露道和甕城門露道中間的露道部分為弧形。兩宋之交時又對南門進行了修繕。其後的又一期甕城南牆包磚牆，是用長41~42釐米、寬19.5釐米、厚8.5釐米的大磚再次在甕城南牆南部外包，並向西加厚了甕城西牆。

明代，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修葺，主要是加厚了甕城南牆，抬高了地面，並重修了主門道、甕城門道、甕城內外的露道和鋪磚面等，顯露出來的主門道和甕城南牆內側局部殘存的包磚牆均用石灰膏作黏合劑。

最後一期是清代的南門，因近現代破壞嚴重，清代南門僅存主門道處的道路和門檻石及東側門砧石等。清代道路出主城門後為東北一西南走向，表明甕城門位置與前代不同。

南門遺址南側是唐代新開、宋代改建，沿着唐羅城南牆東去，再沿羅城東牆北上的大運河。自唐至清，大運河同時承擔了揚州城池東側和南側護城河的功能。

2010年9月，揚州市人民政府建成開放南門遺址公園，修建遺址本體保護展示館，重新解讀了“中國城門通史”的歷史價值和科學價值。 ^[3] 

唐宋城東門遺址位於東關街與新古一巷交會口處。通過考古發掘所揭示的遺蹟疊壓關係來看，該城門始建於唐代，經歷了唐、五代、北宋、南宋和元代，到了明清時期，城門雖然東移到今泰州路上，但城門位置還在一條東西中軸線上。現揭示的是南宋時期的城門遺蹟，主要由主城門、城牆、甕城、城壕等組成。

唐代主城牆被疊壓在五代和兩宋時期的門址之下。五代時期的城牆較之唐代向東移了約2米，城牆包磚延伸到了宋代城牆包磚之下。北宋城牆外側包磚在五代城牆外包磚的基礎上又向內收縮了約1.2米。南宋時期主城牆在北宋城牆的基礎上向東加寬了約80釐米。包磚採用“露齒齦”做法，砌磚之間用加糯米汁的石灰膏黏合。

北宋時期的主門道僅揭露了東部，門道兩側為磚砌邊壁，疊壓在五代時期的砌磚之上。主門道內的兩塊方形門砧石南北對應，上有邊長28釐米的方孔。

南宋時期對東門進行了改建和擴建，其城門結構佈局為一門一洞，主城門門道也在北宋城門的基礎上向內收縮，形成了寬4.1米的主城門。揭露出來的南宋主城門東部東西約7.2米，門道兩側邊壁為磚砌直立壁面，與城牆外側包磚不同。

城外設有甕城、城壕和吊橋。甕城的出城門道開設在甕城南側中部，出城後的道路走向是沿着甕城向東、轉北再折東，經吊橋出城。出城道路和吊橋的基礎現均保存較好。

甕城位於主城門東側，南牆上闢有一便門。甕城內略呈梯形，城牆均由夯土夯築而成，僅基礎部分保存較好。城牆均內外兩面包磚。包磚大多無存，但基槽清晰。甕城內地面鋪磚為平磚錯縫順鋪，鋪磚之間不見有黏合劑。

甕城外為一東西23米、南北約60米的平台，平台高於東側的城壕約5.4米，形成一個臨城壕的台地。台地上有出城露道、便道等，台地地面分為鋪磚地面和素土地面。在台地的西北邊，沿城壕邊緣用壘磚護岸。台地西、南、北面為城壕，東臨大運河，台地被城壕和大運河環繞，成為水中環島。

甕城台地東側的城壕，只發掘清理了甕城中軸線附近的部分。清理出來的城壕部分，平面呈亞腰形。在和主城門東西大致對應的部位城壕收縮至最窄，形成南北長5.3米、東西寬約4米的狹窄空間。在甕城台地和城壕東側的東台地的外邊，都設有防止水流沖刷的砌磚護岸，護岸的砌磚分為中間的直立壁面和南北兩側的斜坡壁面。直立壁面的平面為“〕〔”形，位於甕城中線附近。壁面砌磚嚴整，拐角處用磚為專門加工而成的異型磚。在砌磚之下，發現有3層砌石基礎。護岸的斜坡璧面部分呈平直的弧狀，城壕南北兩端與東側的大運河連通”。

2006年，揚州市政府建設東門遺址公園，2009年，參照宋代《營造法式》的做法，復建宋大城東門的局部城牆和門樓，門道原址得以保護。 ^[3] 

宋大城西門遺址位於揚州市四望亭路，城門始建於五代後周，歷經北宋、南宋一直沿用到清代。其中北宋時期的西門，為中國已發現最早的磚砌券頂式城門。門址根據使用年代可分為四期。

五代時期的門址由城牆、馬面、城門和道路組成。平面佈局呈“凹”字形。城牆牆基寬15米，殘高0.3~2.8米，牆體為夯築，兩側包磚。兩座馬面位於城門南北兩側，與城牆連為一體。北側馬面南北長15.8米、東西寬9.6米；南側馬面南北長15.4米、東西寬9.3米。馬面的營造方式與城牆相同。城門為單門道結構，長15米、寬5.7米。

北宋時期的門址可分為早、晚兩期。

早期城門基本沿用五代時期的門址。城門地面在五代門址基礎上墊高0.6~0.7米。城門壁牆基下鋪墊土襯石。門洞北壁保存較好，兩壁用磚錯縫平砌，可推知城門結構為磚砌券頂式。門道地面用側立磚錯縫橫鋪，路中心鋪豎條石。城門西口有門檻石。出西門有一條西北斜行的磚鋪露道，東隔門檻與西門道相連，西通護城壕。石條兩側對稱鋪設有磚砌路面、排水溝和磚鋪便道。

晚期城門與早期相比，門址沒有變化，而是在西門外，藉助南北兩個馬面圍築一道甕城，即南北牆內側與馬面內牆取直，再向西圍築即成翁城。整個甕城平面呈“凸”字形，甕城南牆牆體的夯築，內外皆包磚。甕城門闢在西南隅，中間鋪砌石條，兩側路面用磚側立橫鋪。門道中部的南側洞壁下有一一門砧石，上有門限和門白凹槽。由甕城門至西門的露道被壓在南宋甕城內的磚鋪路面以下。在甕城南壁下發現一段寬約2米的排水溝。

南宋時期，對城門、城牆、甕城均進行了較大的改造。西城牆內側，向東加厚1.5米，城門道也隨之加長。西城門南北兩壁也分別加厚1米，門道寬度由5.7米變為3.7米，加厚洞壁的兩端不與原城門口取齊，而是內收0.2米，前端置圓角石。甕城牆體經過兩次加固後內空間面積縮小。甕城門隨着西牆的加厚，門道長度增至18.3米，寬度縮至3.1~3.8米。改造後的甕城門呈東寬西窄的喇叭口形。甕城內的地面，在北宋路面的基礎上墊高0.4米。由西城門至甕城門之間有露道相連，中心用側立磚對齊橫鋪一縱排，兩側用磚砌出單道線，形成寬0.4米的露道中心線。中心線兩側對稱錯縫橫鋪路面。露道兩側設有排水溝，溝底用磚平鋪，外側溝邊用平磚斜鋪。

宋大城西門外即為城壕，城壕水系往南、北均與大運河相通。

1998年，宋大城西門遺址博物館落成開放。2011年，對遺址在五代、北宋、南宋時期的城門、甕城、門道、露道、馬面等進行了重點保護修整。 ^[3] 

宋大城北門遺址，位於揚州城區漕河路和鳳凰橋街的交匯處，經2003年、2004年、2007年3次發掘，發掘面積合計約5000平方米，清理出了北門的陸門遺址以及位於陸門西側的水門遺址，揭露出了主城牆和主城門、甕城和便門、露道、水門邊壁和駁岸、河道基礎設施等遺蹟，並出土了大量唐宋時期的銘文城磚、唐—清的銅錢和瓷片等遺物。發掘結果表明，宋大城北門始建於五代時期，一直沿用到元末，北宋時期加築了甕城，南宋時期擴建加固了甕城並重修了水門。 ^[11] 

北門遺址是揚州宋大城四座城門中唯一發現有水陸並行設施的城門，北門水門北與漕河相連，向東可直通大運河，向西北可與古邗溝相接直通蜀岡。

2008年，建成的宋大城北門遺址公園，再現了水門、陸門的歷史面貌。 ^[3] 

唐子城·宋堡城遺址，位於揚州蜀峯東峯的蜀岡之上，城址平面呈不規整的多邊形，面積約3平方公里。1987年以來，對唐子城·宋堡城遺址進行了全面的考古勘察。四面城垣保存基本完整，地上殘存夯土城垣高出地面2~10米不等，城基（包括坍塌的夯土）寬達30~40米，護城河寬達20~100米。

2011年以來，對宋寶祐城西城門外擋水壩遺蹟、蜀岡古代城址北城牆東段、蜀岡古城址的木構及其他遺存、南宋寶祐城東城門北側城牆和東側城壕、蜀岡古代城址西城壕、蜀崗古代城址北城牆東段西部城門遺址等進行了發掘工作。 ^[4] 

曹莊隋唐墓（隋煬帝墓），位於揚州市西湖鎮司徒村曹莊組，東距唐代揚州子城西南角約1.8千米。墓葬土墩近方形，東西長49米，南北寬48米，為隋煬帝楊廣與蕭後同塋異穴合葬墓。2013年4月至11月，經過科學的考古發掘，兩座墓葬共清理出墓誌、玉器、銅器、陶器、漆器等珍貴文物近400件（套）。其中“隨故煬帝墓誌”、蹀躞金玉帶、鎏金銅鋪首、玉璋、銅編鐘、編磬等遺物不但佐證了墓主人身份，而且較為罕見，為研究隋唐時期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提供了詳實的科學資料。曹莊隋唐墓（隋煬帝墓）考古成果被評為201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5] 

揚州城考古遺址公園的功能分區為“三區四軸三廊六點”的總體佈局。“三區”為蜀岡上遺址展示區、宋夾城—瘦西湖遺址展示區、唐宋南門遺址展示區。“四軸”主要為四條南北向的景觀軸線。“三廊”為三條東西向的景觀視廊，串接起各景觀軸線，形成景觀網絡。“六點”為六個重要的景觀節點。

揚州城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以城門、城牆、水系等主要遺址的保護展示為重點，通過遺址保護展示工程建設、博物館建設、服務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等項目，使揚州城蜀岡下被城市佔壓的大部分地下遺址的重點部位在地面進行模擬展示；同時整合已經建成的宋夾城考古遺址公園、瘦西湖風景區等文物或景觀資源，系統展示唐宋揚州城主要遺址的形制，保護遺址本體，塑造歷史文化景觀。通過完整展示揚州城遺址，增加人們對揚州歷史文化的瞭解，同時也促進遺產價值的傳播，提高揚州城遺址的社會效益，推動揚州經濟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建成後的遺址公園將成為集大遺址保護、文化展示和旅遊休閒為一體的多功能大型文化公園。 ^[9] 

東門遺址廣場主要採用遺址復原展示的手法，對地下遺蹟進行掩埋保護，在甕城部門上面進行了部分復原，對露道等重要部位用玻璃罩保護展示，在主城門處建設鋼結構門樓一座，並利用內部空間佈置《千古傳奇東關街》歷史文化陳列展示，城濠外側空間綠地建成廣場。 ^[10] 

1.揚州是海上絲路聯繫黃河文明的臍帶

海上絲路經過以揚州為龍頭的運河文化傳播臍帶，大大深化和拓展了它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力。“齊魯文化的倫理特性和江南文化的詩性氣質”，沿着大運河、沿着海上絲路，被太平洋、印度洋的熱風吹到南洋西夷。如果沒有揚州，海上絲路聯繫的僅僅是中國沿海的商業城市，它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僅僅侷限在中國南部沿海邊疆一閩台文化區和嶺南文化區，它對中國傳統的齊魯文化、中原文化等黃河文明核心區的影響就缺乏一個文化地理空間上的過渡和銜接。 ^[2] 

2.揚州是儒教東傳的文化出發點

學界公認海上絲路有南線與北線之分。海上絲路北線在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中起了關鍵的橋樑作用。塑造中國人人格價值和道德倫理的並廣泛影響世界的儒學，在唐代的揚州因運河開通得以沿着海上絲綢之路北線便利地傳遍東亞。

新羅人崔致遠在唐都長安求學後在揚州淮南幕府為官五年，歸國後無論是身在仕途還是開壇講學，都極力推崇孔子，倡導儒學，對韓國文化傳統的塑造和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被奉為“東郭儒宗”“百世之師”。此外，7世紀至8世紀的日本遣唐使漂洋過海，由長江口登陸，沿運河北上至長安、洛陽，學習中國先進的文化、科技、典章律令、社會制度等，並從中國帶回大量的佛經、佛像、佛具等，均見證了日本、朝鮮在文化傳統上與中國深厚的儒學淵源關係。 ^[2] 

3.揚州是海上絲路聯繫佛教東傳的關鍵環節

鑑真對佛教東傳貢獻最大。揚州是鑑真的出生地和弘法地大明寺則是鑑真長時間駐錫的本寺。揚州更是鑑真東渡的始發地至今揚州還有起航碼頭、寶塔灣等遺蹟和大明寺鑑真紀念堂等紀念場所。揚州可説是佛教經海上絲路東傳的始發點。

鑑真東渡弘法，圓仁跨海求經，一個出發地是揚州，一個目的地是揚州。揚州作為唐代東方大港，不僅有中日兩國佛教僧徒的對航，而且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林邑（即今越南中部地區）、安國（今烏茲別克布哈拉）、婆羅門等國的僧人，經由揚州，東遊日本。揚州是唐代海上絲綢之路佛教經中國向東亞傳播的一個關鍵環節。 ^[2] 

4.揚州是伊斯蘭教在中國比較早的傳播據點

唐初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依靠的就是海上絲路。揚州因為在海上絲路中的重要地位成為伊斯蘭教傳人中國比較早的立腳點。唐武德年間，穆罕默德門徒大賢4人來華傳教，一賢傳教於廣州，二賢傳教於揚州，三賢、四賢傳教於泉州。1980年揚州唐城東北郊的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背水壺，正面為一組阿拉伯文字，意為“真主偉大”，其年代為唐代中期，它成為大食胡商沿海上絲路東傳伊斯蘭教的信物。

沿着海上絲路來華傳教的阿拉伯人中，以普哈丁最為知名。南宋鹹淳年間，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第十六世裔孫普哈丁來揚傳教，主持建造了著名的仙鶴寺，該寺與廣州的懷聖寺、泉州的麒麟寺、杭州的鳳凰寺齊名，同為中國東南沿海伊斯蘭教四大清真寺。普哈丁歸真後，人們在古運河東岸土岡上修築了墓園，先後又有南宋、明清多位西域先賢歸葬於此，為佐證揚州在伊斯蘭教史、海外交通史上的作用保留了珍貴的資料。

海上絲路承載着不同文明文化價值、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的傳播，體現着作為文化線路的價值互動和思想分享，而揚州是這個商品、思想傳播鏈上至關重要的節點。 ^[2] 

1957年，揚州城遺址（隋宮城、唐子城）被江蘇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省級保護單位。 ^[6] 

1996年11月20日，揚州城遺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7] 

2006年，揚州城遺址進入國家100處重要大遺址名單。 ^[6] 

2021年10月12日，揚州城遺址入選國家文物局《大遺址保護利用“十四五”專項規劃》“十四五”時期大遺址”名單。 ^[1] 

揚州城遺址位於江蘇省揚州市明清老城區及其西北郊。 ^[8] 

乘坐19路公交到蘇北醫院站下車步行261米到達揚州古城南門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