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秀斯

中文 提秀斯 或譯忒修斯、忒休斯

希臘文Θησευ

英文Theseus

相傳，很早以前，雅典還是一個小國家，臣屬於地中海的島國克里特，每九年向克里特神牛（人頭牛身怪物米諾陶洛斯）獻上童男九人，童女七人。這一年克里特又來索要童男童女，雅典王子提秀斯為了解除人民的苦難，向國王埃勾斯請求自充童男，給他十三個人，去征服克里特神牛，為國雪恥。國王答應了他的要求，並在臨別前囑咐提秀斯，如果平安回國，回來時就去把船上的黑帆換上白帆，以免為父掛念。提秀斯來到克里特，在克里特國王女兒阿里阿德涅的幫助下，殺了克里特神牛，安全返回雅典。但是阿里阿德涅埃死在了回到雅典的途中，提秀斯過於悲痛以至於忘記換上白帆。埃勾斯看到船上掛的仍就是黑帆，以為自己的兒子離開了人世，悲痛萬分，投海自盡。於是提秀斯繼承王位，成為國王。

提秀斯年輕得志，雄心勃勃。一登上王位，便在頭腦中構成一個宏偉而奇妙的計劃。按照這個計劃,他廢除了阿提卡個城鎮的議事會和行政機構，設立了以雅典為中心的中心議事會和行政機構，實現了阿提卡的統一；放棄君王政治，建立起共和制；把居民分為貴族、農民和手工業這三個等級，讓貴族“掌管宗教儀式，講授法律，解釋天意”，掌握國家大權，而農民和手工業者則沒有任何權利，成為平民，提秀斯是古代雅典統一的國家的締造者。提修斯以不侵犯貴族私有財產為前提，動員貴族放棄司法審判權，以雅典為中心，建立中央議事會和各種行政組織，奠定了雅典國家的雛形。

提秀斯在世的年代古代史學家説法不一，他的事蹟也無文字可考。不過，關於提秀斯説法的某些內容，卻反映了公元前七世紀以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雅典歷史演變的一些真實情況。

發生在公元前13世紀中期的提秀斯改革與雅典氏族制度的解體和國家的產生、發展都有着重要的關係.提秀斯大約是來自南希臘的一支希臘人的首領,在擊敗阿提卡原有居民的聯合抵抗後,把當地貴族分子遷居雅典城,從而實現了阿提卡諸地方公社的初步"統一"或聯合.針對泥沙俱下的"所有外來人",提秀斯做了適當安排,從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因爭奪土地所有權而必然引發的大規模激烈衝突.這樣,一支數目較多、勢力較強的外來人通過"改革",以武力的方式強行定居雅典.此後,"外來人"比較順利地加入雅典居民的社會組織,進而成為雅典公民,似乎逐步成為一種慣例,直至古典時代.這是雅典民主制產生和發展不可忽視的歷史因素.提秀斯改革雖對阿提卡原有居民的社會組織產生過一定影響,使散居阿提卡的諸公社初步聯合起來,但決不是地域關係取代血緣關係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步,更不是國家組織取代氏族部落組織過程中的決定性一環. 提秀斯是古代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其所謂改革是指當時雅典某位首領及其民眾共同創建城邦制憲的活動。

中心內容：建立中央議事會、行政機構；把公民分為貴族、農民、手工業者三個等級。只有貴族有執政權。

提秀斯改革是希臘古典時代的開端。

英雄時代的國王①提秀斯(Theseus)在古典時代的雅典廣受崇拜。在雅典城內，豎立着為提秀斯建立的神廟②；在陶瓶畫中，提秀斯成為足以與赫拉克勒斯抗衡的角色；在悲劇詩人筆下，提秀斯被塑造成為懲惡揚善、鋤強扶弱的英雄；許多宗教節日也與提秀斯有關。大約在公元前430年代以後，提秀斯被雅典人尊奉為民主制度的象徵甚至是創建者。以至於2世紀的歷史學家鮑薩尼亞(Pausanias)在看到提秀斯的形象與民眾和民主女神站在一起時，發出瞭如下感慨：“如今，因為他們對於歷史的無知，以及對他們自兒時起就聽到的歌隊和悲劇裏的內容的盲目信任，人類大眾中存在許多錯誤的信仰。其中之一就是關於提秀斯，他事實上變成了國王，在墨涅斯透斯死後，他們家族的國王地位甚至延續到了第四代。”③ ^[1] 

古典時代的提秀斯崇拜同樣引起了現代學者的注意。雅典人為何會崇拜一位英雄時代的國王，甚至將其作為民主制度的創建者?總體而言，學者們通常強調提秀斯所具備的優良品行與英雄行為，認為提秀斯崇拜是宣傳、美化、合法化雅典民主政治的產物④。這些研究頗具啓發性，為本文研究的展開奠定了基礎，但也存在可供補充之處。在學界普遍觀點之外，提秀斯崇拜是否還具有其他內涵，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一 古典作家對提秀斯形象的改造 ^[2] 

古典時代的提秀斯形象並非其原始形象。提秀斯形象之所以具有宣傳、美化、合法化民主政治的功用，固然在於提秀斯是早期雅典“歷史”中最為顯著的人物，更在於他所具備的優良品行和英雄業績。然而，提秀斯的優良品行與英雄行為並未存在於其原始形象中，而是由後人不斷改造而成。不同時代的雅典人，基於不同的現實需要，對提秀斯進行了不同角度和側重的刻畫。“神話人物忒修斯(即提秀斯——引者注)是時代需要的產物，是雅典國家和政治家們塑造的符合時代精神的政治和社會樣板。”⑤從原始形象到古典形象，提秀斯形象的建構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阿蓋德評論説：“提秀斯隨着雅典城的成長而成長。”⑥既然要考察古典時代提秀斯崇拜的內涵，就有必要先梳理古典作家對提秀斯形象的改造。

在古典作家改造之前，提秀斯在文獻資料中出現較少且形象單一，是一個孔武有力且情感經歷豐富的國王。《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中只有三處提及提秀斯，都是關於他的光輝出身以及個人情感⑦。赫西阿德在作品中也提到了提秀斯，描述的是他作戰英勇及個人情感⑧。在抒情詩人和散文家的筆下，提秀斯的形象雖逐漸豐滿，但主題依然是有關神聖出身、早年英勇經歷及情感事務⑨。

提秀斯在古典時代之前未受重視的原因不難理解。早期希臘作家所以輕視提秀斯，或許在於雅典當時並不是很重要的城邦。根據普魯塔克的記載，荷馬史詩雖只有三處提及提秀斯，也並非不存在問題。他指出，《奧德賽》第11卷第631行“”[(我本可見到我想見面的古代英雄)，有提秀斯和佩裏託奧斯，神明們的光輝兒子……]為庇西特拉圖所加。同樣根據普魯塔克的記載，庇西特拉圖對赫西阿德作品中的提秀斯形象也進行了修改，他刪除了赫西阿德指責提秀斯始亂終棄，拋棄阿里阿德涅(Ariadne)的詩句⑩。提秀斯形象在抒情詩人和散文家筆下的興盛，與阿爾克邁翁家族、庇西特拉圖、客蒙等貴族、僭主、政治領袖的推動有關(11)。

古典時代以來，提秀斯形象出現了較大變化。雖然依舊孔武有力且情史豐富，但提秀斯與城邦命運的結合逐漸成為中心。這表現在提秀斯被改造為阿提卡的統一者、法律和城邦的保衞者、奴隸和窮人的庇護者、為正義代表城邦而戰的軍事統帥。下文將就幾位主要作家逐一論述。

首先要提到的是希羅多德。在《歷史》中，提秀斯只出現過一次，其行為是搶奪少女時代的海倫(12)。希羅多德為什麼輕忽提秀斯?學界給出了多種解釋：其一，提秀斯是一個阿提卡本地英雄，因此來自小亞細亞哈利卡納蘇斯的希羅多德對其興趣不大；其二，提秀斯與《歷史》的主題即希波戰爭關係不大；其三，希羅多德沒有最終完成《歷史》，尚未顧及提秀斯；等等(13)。

上述解釋是否充分很難證明。唯一能確定的是，希羅多德無意發展提秀斯的新形象。他對提秀斯的忽略，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是對提秀斯形象演變的不認可。《歷史》的核心是希波對抗，若無特別指出，大王(The King)一詞專指波斯國王，因而與波斯人的對抗可以具象化為與大王的專制對抗。儘管《歷史》中不乏對國王善行的描述(14)，但不可否認大王與希臘依然是衝突的兩極。因此，希羅多德或許不願將希臘，尤其是代表民主的雅典與英雄國王提秀斯聯繫起來，影響《歷史》的衝突效果。

修昔底德筆下的提秀斯較之以往有了較大變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提秀斯成了阿提卡的統一者。按照修昔底德的説法，提秀斯時代以前，阿提卡人住在“獨立的村鎮中，各有各的市政廳和政府”。提秀斯做國王的時候表現得“既明智又強大”，他取消各村鎮的議事會和政府，使雅典成為唯一的政治中心。“直到今天，雅典人為了紀念雅典娜女神而舉行雅典統一節，就是由提秀斯開始的。”(15)

這顯然是修昔底德的創造。首先，修昔底德的相關記載，是提秀斯首次以統一者的形象出現在文獻中。正如波爾所分析的，因為提秀斯的父親埃勾斯已經是雅典國王，所以提秀斯不可能是雅典的創建者，而為了將提秀斯與雅典建城聯繫起來，雅典人將他視為阿提卡的統一者。這個版本的雅典歷史被廣泛接受(16)。其次，修昔底德提及提秀斯的時機也值得注意。時值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階段，面對斯巴達盟軍的入侵，伯里克利試圖讓阿提卡鄉民遷移到雅典城內。伯里克利將鄉民遷入雅典，與提秀斯統一阿提卡構成了一組對照(17)。考慮到修昔底德對伯里克利一貫的褒獎態度，此處提及提秀斯有意無意間似乎都有合法化伯里克利政策的目的，因為阿提卡鄉民並不情願遷入雅典(18)。

較之相對審慎的歷史學家，悲劇作家對提秀斯傳統的改造更為明顯。在悲劇中，提秀斯主要出現於歐里庇得斯的《希波呂託斯》(Hippolytus，上演於公元前428年)《乞援女》(Suppliants，上演於公元前424～前416年間)《發瘋的赫拉克勒斯》(Madness of Hercules，上演於公元前424～前418年間)以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克羅諾斯》(Oedipus at Colonus，上演於公元前405～前401年間)。在《希波呂託斯》中，提秀斯被刻畫為一個陷入命運的悲劇中遭受痛苦的武斷固執的國王。其後的三部悲劇中，提秀斯開始重視城邦榮譽，尊重法律和民主，直至發出了伯里克利式的政治論斷：“我們的城邦是一個自由的城邦，不是由一個人所統治，每年裏人民輪流執政，不給富人偏袒，窮人有同等的權利。”(19)可見，在悲劇詩人筆下，提秀斯增添了民主色彩。

公元前4世紀開始，提秀斯與民主政治的聯繫被進一步鞏固和強化。古代作者們似乎開始在理論上區分提秀斯的統治與傳統君主制的區別。亞里士多德在研究中明確指出：“提秀斯的統治已經稍稍偏離了君主制。”(20)伊索克拉底則進一步強調提秀斯與傳統上“奴役人民，獨享安樂”的統治者不同，他“將危險留給了自己，將利益賦予民眾”，他的統治是“如此的公正美好，以至於今日我們仍舊緬懷他的仁慈”(21)。伊索克拉底不僅豐富了提秀斯統治的細節，而且強調了“今日”民眾對提秀斯仁慈的緬懷，反映出作者自身豐富提秀斯形象的現實考量。

提秀斯形象在古典作家筆下的變遷，不僅包含隨歷史發展而發展的客觀層面(22)，還包含古典作家主動“過濾”(sanitized)的主觀層面(23)。雅典人對提秀斯進行的“過濾”，也表現在舊喜劇中。喜劇作家通常將政治領袖戲擬為某個神話人物，通過對神話人物的戲謔發泄對政治領袖的不滿。如伯里克利就被比作阿伽門農、奧利匹斯山上的國王、庇西特拉圖，甚至宙斯(24)，但唯獨沒有被稱之為“提秀斯”(25)。因此，提秀斯形象經歷了一個被古典作家不斷完善的過程，伴隨的是提秀斯形象與現實政治關聯的逐漸加強。進入到公元前430年代以後，提秀斯的早年經歷與情感事務不再是提秀斯傳奇的主要內容，與城邦的聯繫，與雅典民主政治的聯繫逐漸成為主旨。古典作家對提秀斯形象的改造，既是提秀斯崇拜在古典時代發展的結果，本身也構成了提秀斯崇拜的重要表現。

一般認為，改造神話人物形象的動因是現實需要。證之於提秀斯，古典作家所以改造其形象，也是為了現實需要。尤其是在政治宣傳方面，通常認為提秀斯有着無可替代的影響力(26)。然而，在為現實服務層面上，提秀斯形象的作用，是否僅僅在於宣傳、美化、合法化民主政治?是否具有更深層次的內涵?解答這些問題，需要首先分析古典作家對提秀斯形象的使用。

鑑於陶瓶畫、神廟、建築等考古材料分佈時間較廣且缺乏具體語境，而提秀斯與民主政治的直接關聯大致發生於公元前430年代的悲劇作品之中，因而這個時期的悲劇作品是較好的分析對象。同時，由於古希臘悲劇與政治聯繫素來密切，有着很強的現實關懷(27)，因而考察悲劇作家對提秀斯形象的使用，能在較廣層面上反映提秀斯形象在現實中的運用。其中，歐里庇得斯的《乞援女》尤為重要，這不僅因為提秀斯的民主形象在本劇中最為典型，常常被用作提秀斯民主性的論據，更因為該劇的劇情主旨圍繞提秀斯展開，因而其形象較為豐滿和全面。下文將以《乞援女》為中心，以歐里庇得斯對提秀斯形象的使用為例，分析古典作家對提秀斯形象的使用。

在該劇中，底比斯使者首先發起對民主政治的詰難。在得知雅典是由民眾而非僭主統治之時，底比斯使者指出了民主政治的缺點，稱民主政治中充滿了“哄騙民眾、誹謗政敵的政客，愚笨且無閒暇的農民”(410～425)(28)，“短視、自私的選民”(481～485)。

關於這一詰難，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底比斯使者與提秀斯關於制度的辯論與悲劇情節的發展並無太大關係。使者的使命是勸誡提秀斯不要幫助阿爾戈斯人，對雅典城邦的攻擊非但與其使命無關，更有礙於其任務的完成。為了掩蓋這一與中心無關的辯論，歐里庇得斯讓提秀斯將原因歸為底比斯使者話多(457～462)。其二，底比斯使者對雅典政體十分陌生，他對雅典民主的洞見不可能那麼深刻。底比斯使者所指出的民主政治的問題，是雅典民主實踐中存在的切實困境(29)。這種洞察顯然不會來自“第一句話就説錯”的底比斯使者(403)，因為他對雅典政體簡直一無所知(399)。因此，可以認為這一制度辯論是歐里庇得斯刻意為之。通過戲劇角色闡述對雅典政治現狀的不滿，是戲劇作家慣用手法之一。阿里斯托芬就曾言道：“諸位觀眾，請原諒，我，一個窮鬼，寫喜劇，想對雅典人談論國家大事。因為喜劇也懂得正義。我的話會駭人聽聞，但卻正當。”(30)

在迴應底比斯使者時，提秀斯並沒有正面解答這些指責。他指出了僭主政治的缺點以襯托民主政治的優點：在僭主城邦中“沒有公共的法律”，而民主城邦中因為有了成文的法律，“窮人和富人便有了同等的權利”；僭主城邦“殺害有頭腦的優秀人物”，而民主城邦“喜歡年輕人”(428～456)。對於使者或者説歐里庇得斯本人所指出來的民主制度的缺點，提秀斯，或者説歐里庇得斯並沒有直接回答。

儘管缺少言語上的正面迴應，歐里庇得斯卻沒有忽略這些問題。提秀斯在劇中的行動實際上解答了這些詰難。提秀斯無須哄騙民眾、誹謗政敵，自己便可進行高效的決策：決定是否援助阿爾戈斯人的並非公民大會，而是提秀斯與他的母親；乞援的阿爾戈斯人首先尋找的並不是雅典的公民大會，而是提秀斯的母親埃特拉，求她“勸説你的兒子”(60)；在聽過阿德拉斯托斯的乞援理由後，提秀斯未經公民大會允許，就決定讓前者“好好地走開”(248～290)；埃特拉在勸服提秀斯時，用的兩條理由分別是“神的懲罰”和提秀斯“個人的榮譽”(302～320)；當提秀斯決定去底比斯時，他決定諮詢雅典民眾的意見，但顯然他並不是去提請公民大會表決，他告訴他的母親“只要我想去，他們就會贊成”(350)。

基於此，斯特勞斯稱提秀斯的民主更像一種施捨，民主政治從屬於提秀斯的個人意志(31)。這種觀點並不完全正確。提秀斯儘管做出了自己的決斷，但是決策過程依然受到雅典民眾的制約：如在一開始拒絕阿德拉斯托斯的請求時，提秀斯考慮的是“沒有理由向我的同胞解釋”(248～290)；在決定幫助阿爾戈斯人後，提秀斯決定告訴公民大會，因為“申訴了理由，我就能得到人民更大的支持”(351～352)；在派遣使者前往底比斯時，提秀斯告訴使者倘若底比斯拒絕歸還屍體，那麼就“等着我持盾的軍隊”，之後，特別強調了城邦的支持，“獲悉我的願望後城邦也高興，自願地接受了這一任務”(380～395)。

可見，在決定援助阿爾戈斯人的決策過程中，歐里庇得斯同時強調了王權與民主的作用。他一方面通過提秀斯的強力國王身份，解決了民主政治的弊病；另一方面又通過公民大會的約束，解決了僭主政治的弊病。作為高效且正義的統治者，提秀斯不哄騙民眾，也無須誹謗政敵，民眾也將不會受到哄騙，導致在倉促之下做出錯誤決定，這顯然迴應了底比斯使者的詰難。同時，為了取得人民的擁護(351～392、380～395)(32)，提秀斯敬畏神靈(210～230、591～598、1227～1230)(33)，注重禮法(310～312、525～526、670～672)，尊重女性(941～950)，政體中的民主因素同樣得到了保障。

在劇情的後續發展中，王權與民主相得益彰，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民主城邦——雅典的“同情不幸”與英雄國王——提秀斯的“年輕勇敢”並列起來，成為了乞援的阿爾戈斯國王阿德拉斯托斯選擇求助於雅典人的原因。其中，阿德拉斯托斯尤其強調了後者的重要性，“許多城邦就因為缺少這樣的人統領軍隊而滅亡了”(190～192)。征戰底比斯勝利的榮譽，同樣既屬於民主城邦——“給城邦帶來了美名”，也屬於作為統帥的將領——(給他們帶來了)“加倍的榮譽”。最後，歌隊的宣誓對象也同時包括代表民主的城邦與代表王權的提秀斯——“提秀斯”和“他的城邦”(1232～1234)。

總之，歐里庇得斯對提秀斯形象的使用，實際上是用王權作為解決民主政治困境的一種途徑。也就是説，悲劇詩人首先在現實中感覺到了民主制度的某些困境抑或弊病，然後通過提秀斯這個角色的王權屬性在悲劇中嘗試解答這些弊病。賦予提秀斯以民主屬性，不僅使其王權屬性能在雅典城邦框架之下運行，也反映了悲劇作家將王權和民主政治協調的構想。提秀斯在雅典傳統中的地位，提秀斯形象在既往階段的發展，使其成為民主政治困境下最為理想的選擇。因此，古典作家對提秀斯形象的使用，不僅在於宣傳、美化、合法化民主政治，還在於用提秀斯所象徵的王權解決民主政治困境的嘗試和構想。

鑑於雅典民主政治的繁榮以及提秀斯的特殊地位，有學者認為用提秀斯所象徵的王權解決民主困境只是個例。波爾評論道：“在希臘歷史寫作的進程中，所有的歷史學家在某一時刻都思考過一個問題，即從概念上講不能作為政治幸事的王制，何以在提秀斯的身上變成了一件幸事。”(34)確實，在那個時代，被指責為“僭主”甚至可以危及一個政治家的政治生涯：雖然承認阿克比阿德斯在作戰方面功績顯赫，但民眾仍力圖把戰事移交給其他人，修昔底德認為原因是“民眾認為他的目的是想做僭主”(35)。至少在修昔底德看來，雅典之所以在公元前415年將阿克比阿德斯從西西里召回，是懷疑他想成為僭主(36)。提秀斯身上有太多的特殊性，這似乎意味着用王權解決現實政治問題，是隻能發生在提秀斯身上的個例。

然而，事實恐怕並非如此，更深入的研究表明，歐里庇得斯對提秀斯形象的使用，在公元前430年代之後的作家中並非個例。修昔底德對伯里克利讚賞有加，因為“是他領導民眾，而不是民眾領導他”。伯里克利由於“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敢於對公民“提出相反的意見，甚至向他們發怒”。在城邦過分得意時，伯里克利會提醒他們的危險；而當城邦喪失勇氣時，伯里克利會恢復他們的信心。正是在此意義上，修昔底德稱：“雅典雖然名義上是民主制，但權力實際上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同時，伯里克利又嚴格遵守法律，並未完全脱離公民大會的控制(37)。修昔底德對伯里克利的描繪，顯然與歐里庇得斯對提秀斯的描繪有相似之處。他們有優秀的個人品行，極強的決策能力，但又在城邦的約束之下行事。這種描述還使我們想到色諾芬——儘管他的寫作晚於我們主要關注的時間點——在他筆下，斯巴達的阿格西勞斯與城邦間的關係，似乎也與提秀斯或伯里克利與雅典之間的關係存在相似之處(38)。

由此可見，用王權解決民主困境，並非提秀斯形象的專利。無論是修昔底德，還是色諾芬，無論是伯里克利所代表的“第一公民”，還是阿格西勞斯所代表的強力國王，在某種程度上都與歐里庇得斯的提秀斯存在某種共性。這種共性塑造了一個既在城邦政體之下，又在城邦政體之上的個人領袖，這實際上反映的就是通過王權與民主結合，來解決城邦現實困境的嘗試(39)。無疑，在這種嘗試之中，雅典人王權觀念的轉變是前提條件。

公元前430年代以後，雅典人的王權觀念何以發生轉變?通過分析相關史料，其原因或可歸為兩點：首先，就雅典城邦而言，民主政治遭遇困境，探索其他政體成為必要；其次，就國際形勢而言，雅典困境可以歸為兩個層面：在城邦內部，伯里克利之後，平民與領袖之間的關係隨着戰局的發展而惡化。 雅典城邦政治運作效率低下，多種政治弊端激化。即使修昔底德、阿里斯托芬等古代作者對伯里克利 及其繼任者的區分受到學界質疑，也不可否認城邦內部政治環境的惡化導致了民主困境的第二個層 面即城邦的外部困境。從某種意義上講，雅典民主政治的外部困境既是內部困境的後果，又是內部困 境的表現。因而對民主困境外部表現的分析，顯得尤為必要。

雅典城邦的外部困境，主要是對盟邦的控制出現了危機。盟邦的叛離或獨立，不僅影響了雅典的 貢金收入，使它陷入財政危機，而且使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中兵力分散，左支右絀。列斯波斯島 的米提列涅人、開俄斯人、愛裏特萊人相繼叛離雅典。其中公元前428年列斯波斯島的米提列涅人暴 動最具代表性。是時，雅典遭遇瘟疫以及伯羅奔尼撒人的入侵，米提列涅決定發起暴動。暴動選擇在 這個時機，實際上有趁雅典之危之嫌，但選擇暴動也實乃米提列涅人的無奈之舉。他們一方面不想再 遭受“雅典人的奴役”，另一方面也不想“再繼續費盡心機地去討好法庭上的平民和領袖”(39)。值得注意的是，米提列涅人為了爭取斯巴達人的幫助，指出雅典人存在的薄弱之處，其一是民窮財盡，其二是兵力分散(40)。以此為例分析，雅典城邦內外兩方面的困境相互影響，惡性循環，互為因果。雅典內部 政治環境是促使米提列涅人反叛的原因之一；米提列涅人的反叛，又加劇了雅典內部環境的惡化。這 種情況下，伯里克利的“才能”以及他所實施的“温和的、穩健的政策”(41)，被以客觀著稱的修昔底德所 懷念就較為合理了。

其二，王權觀念改變的可能性，在於雅典與波斯等王權國家、城邦的接觸增多。尋求結盟以對抗 斯巴達，是雅典與王權國家接觸的重要原因。雅典與波斯的關係可謂典型。希波戰爭以來，波斯是雅 典名副其實的“他者”。對於雅典人而言，波斯意味着完全的對立：雅典是民主，波斯是專制；雅典是自 由，波斯則是奴役；雅典是解放者，波斯則是入侵者(42)。究其根源，是雅典“身為希臘典範”的民主制度 與波斯“大王統治”的君主制度之間的對立。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之後，當自由的希臘人之間的對抗 逐漸佔據雅典人的中心位置之時，雅典與波斯的對抗逐漸居於次要的位置。波斯國王逐漸演變為決 定伯羅奔尼撒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在波斯之外，馬其頓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作用也日益顯著，雅 典與馬其頓的頻繁接觸同樣值得注意(43)。　　

在與王權國家或城邦接觸的過程中，雅典人的政治觀念難免受到影響。主要表現在，想要取得與 這些國家或城邦尤其是波斯人的聯盟，雅典就必須“有一個更為明智的政體，讓少數人執掌政權”，以 便“贏得波斯國王的信任”。修昔底德記載的一個細節值得注意：公元前411年，為了更有希望得到波 斯人的援助，雅典甚至廢除了民主制度，用寡頭製取而代之。一開始提出上述建議的皮山德在公民大 會上遭遇了“反對和唾罵聲”，尤其是阿克比阿德斯的政敵，認為此舉的目的是召回阿克比阿德斯，因 而非常憤慨。但隨後，當皮山德“分別把每一位反對者拉到旁邊”進行質問時，他們就“舉行會議，做出 讓步”(44)。這個細節表明，處於公民大會的個人與單獨的個人在進行決策時可能存在不同。作為個體 的公民，似乎對於改變民主政體並無太大反感。事態的後續發展更證明了這一點，當公民大會做出改 變政體的決議時，持反對意見的公民業已被説服(45)。儘管此次取代民主制的是寡頭制，但其重要性在 於鬆動了雅典人不可觸碰的民主觀念，反映出民主之外的政治觀念在雅典成為可能。正如戴維·布 勞恩德所評價的，“公元前411年對類寡頭政體的接受，為君主制提供了一個可能的利好”(46)。

總之，雅典人王權觀念變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陷入了重重困境，曾經 讓雅典人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在這些困境中暴露出了諸多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困境，雅典在政治實 踐中進行了多方位的嘗試。在理論層面，古代作家不僅注意到了民主制度的諸多缺點，而且開始尋求 替代方案的種種探索。這時候，與王權國家結盟的需要，加之合法化雅典帝國統治、個人領袖統治的需要，使得本來就在不遠處的王權觀念進入了他們的視野。正如斯塔爾所指出的，當貴族和平民間的平衡不再存在時，“僭主和其他個人領袖將在希臘歷史進程中再現”(47)。

綜上所述，古典作家對提秀斯的刻畫代表着用王權解決民主困境的嘗試，其呈現的表象是崇拜提 秀斯，賦予其民主化特徵，但深層含義卻是對雅典政治的深刻洞見和探索。思索王權，將其作為一種 解決民主困境的途徑，並不僅限於《乞援女》一劇，也不限於歐里庇得斯一人，而是公元前430年代前 後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這一現象伴隨着雅典乃至希臘城邦的危機延續到了下個世紀，即使在民主信仰重塑之後也沒有停歇。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雅典乃至整個希臘都陷入不斷的戰亂之中，系統的王權思想在色諾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論著中逐漸成熟。是故，古典時代的提秀斯崇拜，不僅在於宣傳、美化、合法化雅典民主政治，更在於將提秀斯所象徵的王權作為解決民主政治困境的一條路徑。提秀斯與民主政治的關係愈加緊密，雅典的藝術、建築見證並且表現了這一趨勢，以致鮑薩尼亞發出了本文開篇時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