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姦

zhuō jiān

[capture the persons who are in adultery] 捉拿正在通姦的人。

亦作“捉姦”。

元·李文蔚《燕青博魚·第三折》：“常言道：‘捉賊見贓，捉姦見雙’，燕大，你既要拏奸，如今還我姦夫來便罷，若沒姦夫，怎把這樣好小事兒贓誣著我。” ^[2] 

《清平山堂話本·簡貼和尚》：“捉賊見贓，捉姦見雙，又無證佐，如何斷得他罪。” ^[3] 

明·施耐庵《水滸傳》第二六回：“後巷住的 喬老 兒子 鄆哥 ，去 紫石街 幫 武大 捉姦，鬧了茶坊。”

明·湯顯袓《牡丹亭·第五三出》：“誰是賊，老大人拏賊見贓，不曾捉姦見牀來。” ^[4]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一七》：“況且捉姦捉雙，我和你又無實跡憑據，隨他説長説短。” ^[5] 

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三一》：“一起人開了門走出去，只因裏面嚷得多時了，外面曉得是捉姦。” ^[6] 

周立波《掃盲誌異》：“你毀壞了我的名譽。你幾時看見我們偷人了，老遠地跑來捉姦。”

國內首例“捉姦舉證”案在嘉興市桐鄉法院開庭審理。原告許某以“夫妻感情破裂”為由，要求法院准許他與妻子錢某離婚；而被告一方出人意料地“反戈一擊”，當庭出示了捉姦時拍到的原告與第三者同居的照片，並對原告提出了索賠15萬餘元的反訴。

2001年4月28日出台的新婚姻法在第46條增加了“離婚過錯賠償原則”，即因有配偶與他人同居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賠償，但要求無過錯方出示明確的證據。此案是新婚姻法頒佈後國內首例“捉姦舉證”的離婚案，這樣的私人舉證是否具有合法性，成了司法實踐的一道難題，同時也成為法學界等眾多人士關注和爭議的焦點。由於此案是新婚姻法頒佈後國內首例舉證“第三者”的離婚案，私人舉證的合法與否在法律上還沒有先例，所以桐鄉法院對本案的審判將會較為謹慎。正如一些法律界人士所説，如果採納私人取證，有可能導致“捉姦成風”；如果不能採納，也會提出一個很深刻的問題：根據《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誰主張誰舉證”，那麼不“捉姦”靠什麼手段才能取得證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銀河也覺得這是一個難題，她説，讓無過錯方提供證據，對於他們來説是一種傷害。此外，她堅決反對賦予公安機關捉姦的職能，這樣警力將大大增加。那麼，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呢。這位大名鼎鼎的社會學家也是一籌莫展。一位曾辦過重婚案的檢察官説，對於重婚和包二奶的問題，除了界定難，取證難是另一個困擾。1997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原先屬檢察院管轄範圍的“重婚事實偵查”，要靠當事人自己舉證了。這位檢察官説，這些案件具有跨地域和隱蔽的特點，這就決定了取證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和時間。除了拍攝重婚嫌疑人的住所和共同生育子女的照片外，還必須收集周圍羣眾的證言。而這一點隨着近幾年商品房出租的增多，鄰里關係的疏遠，已逐漸變得艱難。一個有着各種辦案經驗的檢察官對此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些普通的當事人呢，只要捉姦符合《民事訴訟法》中有關取證的規定，不侵犯對方的人身權，這種行為本身並不違法。她認為，法庭採納捉姦舉證也不會造成捉姦成風，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以前的婚姻法沒有“過錯賠償”這個條款，但不少當事人也是通過捉姦的方式，向法庭提供證據的。

全國婦聯權益部的有關專家也認為“捉姦取證”無可非議，因為這往往是當事人在無法取得其他證據時的無奈之舉，否則當事人又該如何舉證呢，新婚姻法第4條規定，夫妻應當互相忠實，其主要表現為性的專一，夫妻一方與他人通姦，另一方有權制止這種行為和獲取證據。這並不能視為對隱私權的侵犯，因為公民的任何一項權利都是以合法為前提的，另一方有外遇的行為本身是違背婚姻法的，所以這種行為不能被視為隱私。因此，在不損害對方人身權利的前提下，捉姦取得的證據也是合法的證據，應該被法庭採納。

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法庭不應採納“捉姦舉證”。認為妻子必須遵循正確的途徑來解決問題，決不能“以毒攻毒”，因為這隻會導致夫妻矛盾激化；甚至於不但自己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法律保護，反而使自己由“受害者”變為“加害人”，如捉姦者反應過激，打傷對方或者到處散播照片，便構成侵權。法庭採納“捉姦舉證”，無疑在鼓勵大家都去窺探別人的隱私。在法庭上，雙方也可能互相大揭隱私，人們一向諱莫如深的“性”將成為離婚案的一個重頭戲。

捉姦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因為它大多數是一種蓄謀已久的行為，你要先懷疑他，然後調查他，跟蹤他，再然後捉姦在牀，人贓並獲。

捉姦的行為對於夫妻雙方的社會形象、心理健康都有巨大的負面影響，會導致雙方產生心理陰影或障礙。導致家庭破裂、社會形象下降等非常惡劣的影響，且可能出現侵犯對方隱私權的法律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