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導性

西方有些新聞媒體標榜自己的新聞報道不帶任何“主觀意圖”，也不想發揮什麼“指導作用”。實際上，西方新聞界並不排斥指導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責任論就開始強調新聞報道的指導作用和社會效果。美國學者西奧多.彼德森把“啓發公眾使他們能夠實行自治”，作為報刊的六項基本職能之一，啓發公眾自然是在在指導公眾。日本新聞協會1947年7月25日通過的《日本新聞編輯基準》中第六條規定：“指導性、責任感和光榮感，新聞同其他企業的區別所在是它的報道、評論給公眾以很大影響。”

在中國，一些報人、學者、政治家也極為重視新聞傳播的指導性。梁啓超認為，“嚮導國民”是報紙兩大天職之一。孫中山在為香港興中會擬定的章程中強調“設報館以開新風”，主張辦報倡導新思想，引導國民前進;他在為伍超《新聞學大綱》所作的序中，進一步闡述了新聞傳媒的指導作用。徐寶璜在《新聞學綱要》一書中指出，報紙應“成為社會教育最有力機關”，應“立在社會之前，導其人正當之途徑”。毛澤東1944年3月22日在《報紙是指導工作教育羣眾的武器》一文中指出:“應該把報紙拿在自己手裏，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一個武器，反映政治、軍事、經濟又指導政治、軍事、經濟的一個武器，組織羣眾和教育羣眾的一個武器。”

新聞的指導性是一個總的概念，是對整個報紙(新聞台、網)而言，並不苛求每篇新聞作品都要有指導性。另外，新聞的指導性是指新聞對讀者的思想乃至行為產生影響，從而發揮指導作用。因此，必須在關注受眾興趣和需要的基礎上進行指導性傳播，一味地發號施令只能是無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