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穗者

74歲的瓦爾達領獎之後接受記者採訪時高興地説：“我拍了48年電影，數這部影片得獎最多。”她還説：“我在這把年紀獲得的獎項大多是對我的終生事業所做的評價，這裏的人們以雅緻的方式為我頒發先鋒獎，他們多少有點把我看作新浪潮的祖母了。”然而在中國，即便是許多資深的影迷甚至電影圈內的一些人士對這位法國女導演也不是非常熟悉，往往將她的名字與波蘭男導演安傑·瓦依達混為一談。 ^[2-3] 

也是一部關於節約的電影。這是立場鮮明充滿真誠的電影，但不是枯燥説教高高在上的電影。法國電影新浪潮祖母(grandmother of the New Wave)——艾格尼絲·瓦達(Agnès Varda)我還第一次聽説。而紀錄片《我與拾穗者》(The Gleaners And I)，也是我看過的唯一一部她拍的電影。據説瓦達有句名言：“就其形式而言，電影是不自由的。我深感苦惱，想用寫小説的方法來拍電影。”據説瓦達自一九五四年投身電影直到今天，她所有的作品都貫穿着一個重要主題，就是探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我與拾穗者》拍於二零零零年(兩年後，瓦達還拍了一部五十多分鐘的續集，有興趣的觀者當不容錯過)，在短短的一個來小時裏，瓦達的確是以散文般的敍述與饒富詩意的畫面，帶領觀者一會兒徜徉於法國鄉村的田間地頭，一會兒佇足於巴黎的街頭巷尾。她就像一位孤獨的漫遊者，有時候置身自然美景中喃喃自語，有時候與偶然相遇的路人閒話二三，而電影的主題就在散漫的形式下慢慢鋪展，這個主題就是——垃圾！

主題雖是垃圾，但電影的切入卻富於藝術氣息。瓦達追蹤溯源，從十九世紀法國畫家米勒的名作《拾穗者》談起。秋高氣爽，收穫已過，田地裏散落着零星的麥穗(從廣義角度理解，也可叫做垃圾)，三三兩兩的拾穗者彎腰撿取麥穗的情景，不僅是畫家筆下完美無缺的寫生素材，也讓人追懷以往歲月的勤儉美德。然而星移斗轉，鄉村拾穗的景象漸漸式微，田園牧歌般的詩意，多被城市街頭的拾荒者取代。電影採訪了多個現代“拾穗者”(或拾荒者)，既有失業的中年漢，單身母親，獨居老人，也有藝術家，餐館大廚，城市憤青。他們的個人背景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但在瓦達看來，就“拾穗”的本質而言，無論“拾穗者”的動機是出於生存需要還是個人樂趣，都是值得讚賞的行為。更有意思的是，為了理直氣壯地褒揚“拾穗者”，瓦達還請來法律專家，讓他們置身田間或鬧市，高聲宣讀聖經或法律條文，以認可這一行為的天經地義。

的確，不論“拾穗”還是拾荒均無可厚非。前者是自然的饋贈，就像電影中葡萄與土豆豐收之後，種植園主允許“拾穗者”進入田間地頭，採擷剩餘或無法出售的果實(反正它們都沒用)。那不僅是淳厚古風的遺響，更何況——“當我看到這些全被浪費，而一些人卻沒東西吃，這真是一種恥辱。”一位失業的“拾穗者”如是説。而且，“拾取別人不要的果實，總好過去商店偷竊。”——這恰好也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人窮志不窮。至於那些拾荒者，他們依靠城市的垃圾為生。但在瓦達的鏡頭下，這些所謂的垃圾中，有剛剛過期並未變質的麪包與肉類，有經過修理就能使用的家用電器與傢俱。食用匱乏的人能借此存活，藝術家也可以從中找到創作靈感(片中採訪了幾位以垃圾為材料創作的藝術家)。我猜瓦達並非想一味控訴消費社會的暴殄天物，她也不想掩蓋美化“拾穗者”或拾荒者的生存困境，或是讓人人都成為節衣縮食的苦行僧，但觀者看過這些畫面後，很難不反躬自省。

予我印象最深處，當數片尾那個擁有碩士學位的年輕素食者。他住在專為流浪者提供的避難所內，迄今已經八年。這位素食者每天在火車站賣報紙，拾取市場裏扔棄的麪包、水果與菜蔬作為食物。但在我眼中，他並非屬於主流社會不屑一顧的弱勢人羣，而是怡然自得的現代隱者。他曾是大學助教，但電影並未披露他“落魄江湖”的原由。其實姑且不論理由，他的生存方式讓人敬重有加。避難所的住客有一半是文盲，且大多為非洲新移民。六年來，他每晚無償為這些人上課，自己裝飾教室，自己設計課程。我想，在滿腦現世得失的聰明人眼裏，這位素食者的故事一定是個遙不可及的天方夜譚！

與拾荒者有福了！——看完《我與拾穗者》，我突然冒出這樣的怪念頭。那不僅因為富庶發達的商業社會有理由產生更“富庶”的垃圾，也因為在民智已開的社會環境中，弱勢人羣(當然還有以“拾穗”或拾荒為樂趣者)總能設法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甚至活出自己應有的人格與尊嚴。我周圍的社會充滿暴發氣息，我也很難想象哪位中國電影人(請原諒我的不敬)能夠如新浪潮祖母艾格尼絲·瓦達，拍出如此情懷如此靈動的紀錄片。其實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我們“拾穗”的傳統已經丟掉了。我們要麼哄搶，要麼打劫(合法或不合法)，我們都想成為成功人士，我們都不想做“拾穗者”與拾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