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魯·次旺多吉

拉魯·次旺多吉（1914-2011），男，藏族，西藏拉薩人。原系西藏地方政府官員，曾任過藏軍如本，色朗巴、宗本、“噶諄”、“孜本”、噶倫兼昌都地區總管、糧食總管等職。1959年參與西藏叛亂，任藏軍總司令，不久被捕，1965年獲釋。1977年後任自治區政協委員、常委。1983年4月任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1998年5月任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第5－7屆全國政協委員。夫人索朗德吉。

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同黨長期合作共事的堅定愛國主義者，第五、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西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拉魯·次旺多吉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1年9月15日9時38分在拉薩逝世，享年98歲。

拉魯·次旺多吉同志1914年1月生於拉薩，出身於貴族家庭，曾在舊西藏地方政府供職，擔任過米扎色郎巴、達孜宗宗本、孜本、噶倫、昌都總管等職務。西藏民主改革後，拉魯·次旺多吉同志經過認真學習，成為新時期人民的一員，積極投身於我區社會主義建設，歷任自治區政協委員、自治區政協常委、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等職務。2003年經組織批准退休。拉魯·次旺多吉同志曾任第四、五、六、七屆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第五、六、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拉魯·次旺多吉同志出身於舊西藏貴族，擔任過舊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在擔任昌都總管期間，與進藏人民解放軍有過接觸；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受到黨的感召，為《十七條協議》的簽訂執行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西藏民主改革以來，拉魯·次旺多吉同志順應社會發展潮流，經過學習提高，實現人生的重大轉折，轉變為堅定的愛國主義者，成為中國共產黨親密忠誠的朋友，同黨真誠合作，為西藏的發展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歷經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實踐鬥爭教育，目睹西藏的發展變化，拉魯·次旺多吉同志深刻認識到舊西藏生產力發展停滯，文化教育落後，農奴毫無人身自由，是最殘酷、最黑暗的社會。他深刻認識到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西藏才能繁榮昌盛，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自治區成立以後，他先後擔任自治區政協委員、常委、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等職務。在工作中，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他堅決擁護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中央關於西藏工作的決策部署，自覺接受黨的政治主張，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瞭解社情民意，向廣大人民羣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充分發揮了愛國統戰人士的作用。他積極參政議政，向自治區黨委、政府建言獻策，為西藏穩定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作為舊西藏的上層人士和西藏和平解放以來各個重要歷史時期發展變化的見證人，拉魯·次旺多吉同志擔任自治區政協委員和領導職務以後，在拉薩發生騷亂事件、十世班禪靈童尋訪認定及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態度鮮明，立場堅定，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批駁達賴集團、國際反華勢力和境內外分裂主義分子的罪惡行徑，揭批達賴集團宣傳“西藏獨立”的反動政治主張，用歷史事實證明西藏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育引導廣大人民羣眾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自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他順應潮流、品格高尚，作風樸實，謙虛謹慎，在境內外有較大影響，在愛國人士和幹部羣眾中有較高聲望。

拉魯·次旺多吉同志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親密合作的朋友，是我黨愛國統一戰線的一個重大損失。他的愛國風範，黨和人民將永遠銘記。

拉魯·次旺多吉同志遺體告別儀式2011年9月18日上午在拉薩舉行。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對拉魯·次旺多吉同志的逝世表示悼念並對其親屬表示慰問。李源潮、朱鎔基、杜青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和慰問。 ^[1] 

●他的家族——西藏最大的農牧主之一，歷史上曾出過兩世達賴喇嘛；

●他——1959年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發動叛亂時，擔任叛軍司令；

●如今——他成為一位愛國主義者。一位與西藏一起獲得新生的歷史老人。

飽經滄桑的拉魯·次旺多吉在西藏是一位家喻户曉的人物。他傳奇般的經歷廣為流傳：在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原地方政府——“噶廈”中，他是達賴手下四位最高級官員。1959年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發動叛亂時，他但任了叛軍司令。平息叛亂後，他被關押了6年半，1965年8月得到特赦出獄。1977年，他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和西藏自治區政協黨委。1983年4月，他又被選為西藏政協副主席。

歲月流逝，今天的拉魯老人已經從一個與祖國離心的舊官僚轉變成一位愛國主義者。他一生中經歷了前後兩個40年，他説：如果可以作比喻的話，新舊西藏一個是天，一個是地。我今年已經80多歲了，我親眼看到40多年前的西藏是一個十分貧窮落後的社會。就説人口吧，解放前西藏人民生活貧困，醫療條件極差，瘟疫流行，人口逐年下降。從清朝初年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夕300年間，藏族人口減少了一半以上，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僅有100萬人口。老百姓過着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生活。

——西藏最大的農奴主之一

舊西藏也曾有一些高級官員想進行改革。拉魯的父親龍夏·多吉次傑曾任噶廈政府的“四品官”——孜本，30年代曾留學英、法、意等國，接受了一點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回西藏後推行過一些改革。這便是30年代發生的所謂“龍夏運動”。這場運動僅僅是調整三大領主間的權利關係，並沒有考慮廣大人民的利益，但卻觸犯了大小貴族的利益，為舊制度所不容。龍夏最後被扣上“密謀造反”的罪名挖去了雙眼，其同黨也都被流放。

拉魯的家庭是西藏最大的農奴主之一，擁有20多個大小莊園，幾千名奴隸。拉魯曾是舊西藏的高級官員，竭力維護舊制度，在一些關鍵時候還站在封建農奴主的立場上，企圖投靠帝國主義勢 力以維護封建特權，分裂祖國，搞“西藏獨立”。結果雖然得到了達賴的賞識，卻背叛了西藏人民。

西藏和平解放後，拉魯同其他上層人士一樣，迫於大勢所趨，接受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但那時候他們想的還是如何維護三大領主的利益，而共產黨想的卻是百萬農奴和整個西藏民族的利益，雙方在要不要進行民主改革的問題上展開了激烈鬥爭。

毛主席問拉魯：怕不怕民主改革?

拉魯説：“怕”。

毛主席説：“我們不僅不會殺貴族，而且會保障你們的生活。”

1955年，為了消除西藏上層人士對民主改革的恐懼心理，黨和政府安排西藏各界人士組團到內地參觀，拉魯出任團長。他們參加了當年的國慶大典，受到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親切接見。毛主席問拉魯怕不怕民主改革，拉魯説“怕”。毛主席説：“不用怕，我們不僅不會殺貴 族，而且會保障你們的生活。我們要讓全體西藏人民都能過上好日子。”毛主席還説：“沒 有拇指，雙手無力，西藏與祖國不可分離。”在內地參觀時，黨和政府還特意安排他們到上海，訪問了榮毅仁先生。回到西藏後，拉魯向噶廈作了詳細的彙報，但噶廈未予以任何重視。

1957年噶廈政府任命拉魯為糧庫總管，達賴為此還召見了他。當時拉魯十分感動，接受了這一重任。他忠心效力於噶廈政府，期望噶廈能重振威望，繼續維持、延續舊日的統治，保留一切特權。

拉魯成為叛軍司令。但羣眾鬥爭大會上，他卻一拳也沒挨着。

儘管中央政府已決定推遲西藏的民主改革，但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層官員們還是發動了武裝叛亂。拉魯被任命為叛亂藏軍的司令。但叛亂很快被平息，達賴帶着手下的重要官員逃往印度。拉魯也很快被捕了。

被捕後，拉魯以為共產黨要處決他，態度很頑固，拒不交待罪行。儘管如此，黨還是非常耐心地向他交待“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給他指出重新做人的光明道路。但他還是非常懷疑。這年藏曆6月一天，看守所通知拉魯參加羣眾鬥爭大會。他被押進會場一看，上萬怒不可遏的羣眾掄起拳頭，高呼“打倒拉魯”的口號，向他湧來。他想今天即使不被處決，也會被羣眾打死。擔是，他身邊的兩位解放軍戰士卻攔住了人羣，使他一拳也沒挨着。這時，拉魯才相信黨的政策。自此以後，他徹底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老老實實進行改造。在看守所裏，他學會了洗衣服，後來還當上看守所洗衣組的組長。

1965年8月，拉魯獲得特赦，被釋放出來。西藏軍區看守所把他的金耳環、金手錶、鋼筆等都還給了他。當他踏上拉薩街頭時，看到的盡是喜氣洋洋的羣眾，昔日的“乞丐街”再也不見了。政府還分配給他一處安有玻璃窗户的樓房，座落在拉薩城北。拉魯向政府提出了務農的要求，政府分給他約5克土地(約等於1畝地)，他逐漸學會了農活。

後來，拉薩城北一大隊吸收拉魯為社員。當時他家裏妻子患病，孩子又小，只有拉魯一個人是全勞動力。他辛苦勞動，仍能掙得三個人的口糧，基本上是自食其力，養家餬口。居委會安排拉魯去幹農活，翻地，修水渠，他從來不怕累，不怕髒，表現很不錯。

1978年6月間，拉魯在地裏幹活時，不慎丟失了一塊手錶。他認為自己是個被改造的農奴主，不想把這事張揚出去。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一個半月後，派出所突然通知他，説找到了他的表。原來，這表是一個社員的孩子拾到的，立即交給了派出所，幾經周折，才到理了他這個失主。拉魯深為孩子拾金不昧的品德所感動，這就是新西藏的一代新人啊!

西藏自治區政府經常組織獲釋的原西藏上層人士到西藏各地參觀。西藏山南地區、林芝地區等地都發生了讓拉魯吃驚的變化。山南地區乃東縣克松公社社員豐衣足食，家家還有不少餘糧，即使連遭3年災荒，也不愁沒吃的。山南過去“驛馬傳書”的羊腸小道，已經變成了一條平坦寬闊的公路。糧食總產也比民主改革前增長了兩倍，每年除留足口糧、種子糧、儲備糧外，還有幾千萬斤餘糧賣給國家。林芝從一個荊棘叢生、荒無人煙、野獸出沒的山溝變成了一座有毛紡、電力、印刷等10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新興工業城市。通過參觀，拉魯深深感到，西藏的社會要前進，民族要繁榮，人民要幸福，就必須進行民主改革不可，這是西 藏人民的共同願望，也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西藏上層發動叛亂，是不得人心的，必然會失敗。西藏民族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統一於社會主義祖國之中，才會有今天這樣光明的前途。他深信，今後隨着四個現代化的建設，西藏一定會更加繁榮昌盛。

“拉魯家族失去了封建特權，整個西藏民族卻獲得了新生。”

1977年，拉魯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和西藏自治區政協常委。後來又當選為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在西藏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里，拉魯從事着整理與研究西藏曆史資料的工作，並完成了長篇回憶錄《拉魯家庭興亡史》，已經出版。他説：“我經歷了新舊兩個西藏，是 歷史的見證人。我要把自己知道的歷史寫下來，讓年輕人瞭解舊西藏的真面目。

“我對祖國、對人民犯了罪，但幾十年來，黨和人民沒有唾棄我、岐視我，而是教育、挽救我，使我獲得了新生。和平解放40多年來，我親眼目睹了西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全國人民支持下，驅除了帝國主義勢力，推翻了封建農奴制度的統治，建立起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髮展、繁榮的新西藏。西藏40多年翻天覆地的變化是以往幾個世紀都不可能取得的。拉魯家庭失去了封建特權，整個西藏民族卻獲得了新生。

“現在，我不僅是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而且繼續參與西藏以及全國的大事。我真正感到自己是有所作為了。”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40多年發生的巨大變化，使拉魯不得不信服這樣一個基本道理，那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救了西藏，只有在祖國大家庭中西藏才能發展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