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魯·路德維克·柴門霍夫

世界語作者拉沙爾·路多維克·柴門霍夫（Lazaro Ludovik Zamenlof）1859年12月15日生於波蘭的比亞利托克城。父親是該城的一名中學教師。

早在柴門霍夫的童年時代，國際語理想就在他頭腦裏產生了，他為這一理想獻出了畢生的心血。正如他本人在致波洛夫克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説：“在比亞利斯托克，居民由四種不同的成分構成：

俄羅斯人、波蘭人，日爾曼人和猶太人。每種人都講着各自的語言，相互關係不友好。在這樣的城裏，具有敏感天性的人更易感受到語言的隔閡帶來的極大不幸，每到一處他都會得出結論，語言的分歧是使人類大家庭破裂、分化成敵對陣營的唯一原因，或至少是主要原因。是大家把我培養成了一個理想主義者，是大家教我認識到所有的人都是親兄弟。然而，在大街上，在庭院裏，到處都讓我感到，真正含義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俄羅斯人、波蘭人、日爾曼人，猶太人等等。這種認識時時刻刻強烈地折磨着我那顆童心，雖然許多人大概對這種小孩子的‘為世界而痛苦’會付之一笑。因為，當時在我看來，‘大人們’才擁有一種無所不能的力量，所以我反覆對自己説，待我長大成人，就一定要消除這一災難”。

他早已認定，要達到這一目的，古代和現代的語言都是不適用的。於是，他開始朦朦朧朧地憧憬着用一種新的人造的語言。後來，他進了華沙一所第一流的中學，其間對這種語言進行了各種嘗試，臆造出了大量複雜的名詞變格和動詞變位等形式。“人類語言的語法形式多得漫無邊際，大部頭的詞典，包羅成千上萬的詞彙，這些東西把我給嚇住了。面對這樣一部複雜而龐大的機器，我不只一次地告誡自己：丟掉這些幻想吧！這件工作是人力所及的。”

但是，當他學習了語法結構簡單的英語（在學習德語，法語、拉丁語和希臘語之後），注意到俄語後綴的作用之後，他的語法系統和那龐然大物般的詞典在眼前驟然開始縮小了。他興高采烈地叫了起來：“問題解決啦！”

“1878年這門語言基本上準備就緒，儘管當時的‘通用語（lingwe uniwer ala）’和今天的世界語（Esperanto）之間還存在着很大的差異。我將此事告訴了我的同伴們（我當時讀中學八年級）。1878年12月5日我們大家一起莊嚴地舉行了這種語言的誕生儀式，儀式上就講這種新的語言。我們滿懷激情唱起了頌歌，歌詞的開頭一段是這樣的：

Malamikete de las nacjes

Kado', kad', jam temp', esta' !

La tot' homoze in familje

Konunigare so deba' .

快消失，消失吧，各民族間的仇恨！

現在已經是時候。

全人類要團結一致，

友愛和睦親如一家人。

但當時柴氏年紀尚輕，還不能公佈他的著作。不久之後他中學畢業，又先後在莫斯科和華沙學醫。中學時代的夥伴們不久也撇開了這個“烏托邦”。父親為兒子的健康擔擾，他要兒子親口許諾：在大學唸書期間將不再幹這件事。

1885年，他讀完了大學。取得了文憑並開業行醫。這時他又考慮到要將這門語言公諸於眾，這期間他曾對它反覆加工，不斷完善，他用新語言翻譯和寫作了大量作品使之應用於實際需要；“廣泛的試驗表明，理論上看來完全站得住腳的東西，實踐中還不成熟。我還得大量地削刪，替換，修改，甚至從根本上進行改造。在理論上孤立的和短時間的試驗使一切都顯得那麼完好，而詞彙與形式，原則與要求卻又相互排斥、互相矛盾着。如通用介詞je, 用法靈活的動詞meti; 中性的、用法確定的結尾a之類的東西，如果從理論上來説，是不可能鑽進我頭腦中來的。我原認為是寶貝東西的幾種，形式在實際應用中卻成了不必要的累贅。譬如説，我就這樣捨去了幾個不需要的後綴。”最後，“念起來就流暢了，跟有生命力的父母語一樣靈便、優雅和自如了。”

有兩年的時間他都在為自己那本新語言的小冊子徒勞往返地尋求出版商。最後，在1887年7月，在他未來的岳父好心的幫助下，他才自己出版了這本書：D－ro Esperanto．lingvo internacia。la． Anta parolo kaj plena lernolibro．先是用俄語隨後不久又用波蘭語、法語、德語和英語出版。“在此之前我的心情十分激動不安，我感到我是處於應做出斷然決定的時刻，從我的小冊子將出版的那天起，我就將沒有開倒車的可能了。我知道什麼樣的命運正等待着一個其生涯取決於公眾的醫生，如果他們將他看成一個頭腦瘋顛。不務正業的傢伙的話。我覺得我是在把和我家庭未來的全部安寧與生計押在這張牌上。但是我不能放棄已鑽入了我的身體內和血液中的理想啊！我終於破釜沉舟了”。

這期間他還寫過一首美妙的詩：

Ho, mia kor', ne batu maltrankvile,

EI mia brusto nun ne saltu for !

Jam teni min ne povas mi facile,

Ho, mia kor'！

Ho, mia kor'！ Post longa laborado，

Ĉu mi ne venkos en decida hor'！

Sufie！trankviliu de l' batado，

Ho, mia kor'！

啊，我的心，別惴惴跳動，

千萬不要從我胸中跳出！

我已經控制不住自己了呀，

啊，我的心！

啊，我的心！在長久的努力後，

難道我不能在決定的時刻成功！

好了吧！請靜一靜，

啊，我的心！

柴氏不僅把世界語看作一種技術性的語言工具，而且從一開始他就把世界語與各國人民之間相互友好、和平共處的理想聯繫起來，這就是他後來發展為一整套人類主義的所有內在思想。對於他來説，正是這內在思想才最為重要，才正是他努力奮鬥的主要目的，而語言本身卻不是。在日內瓦第二屆世界語大會（1906年）上他在開幕詞中雄辯地闡明瞭這一點：“如果我們世界語戰士主動給予廣闊的世界以一種只從實用方面來看待世界語，並只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它，自然這並不是給予任何人一種要求我們所有的人把世界語只看作一種實用的東西。我們大概不會討得那些把世界語只用於對自己實用的事情上的人們歡心，出於這樣的擔心，我們就不得不從自己的心裏去掉世界語主義中最重要、最神聖的那一部分，即世界語事業的主要自標是永遠指引着每個世界語戰士前進的北斗星。哦不，不，決不能這樣！我們絕不隨意放棄這種要求。倘若人們要迫使我們第一代世界語戰士在行動中迴避一切理想的東西，我們將會憤怒地將我們過去為世界語寫作的一切撕個粉碎，燒得精光，我們會痛苦將我們畢生從事的工作和事業譭棄，我們將把戴在胸前的綠星拋到九霄雲外，我們還會深惡痛絕地叫道：與這種只為商業和實用目的效勞的世界語，我們不共戴天！”

“有朝一日，當世界語成為全人類的財產，並失去其理想的性質時，那時，它將僅僅是作為一門語言，人們已無須為此鬥爭，只是從中獲利了。然而在今天，幾乎所有的世界語者還都不是獲利者，而只是戰鬥者。我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促使我們為世界語而工作的，不是其實用性，而是國際語本身所包含的神聖、偉大而莊嚴的理想。這一理想——大家都能充分地感受到——就是所有民族之間的友好和公正。從界語誕生的那個時刻起到現在，這理想都一直伴隨着它；當世界語作者還是個小小的孩童時，這理想就激勵着他……。”

“如果我情願在巨大的痛苦和犧牲中，而且不為自己留下一點著作者的權力——難道我這樣做是為了某種實利嗎如果第一代世界語者不僅耐心地忍受了接連不斷的譏嘲，而且還作出了很大的牲犧，譬如一位清貧的女教師，她長時經受着飢餓之苦，只為了能省出一點錢來宣傳世界語——難道他們大家這樣做是為了某種實利嗎如果常常有人在要離別人間之際，寫信對我説，世界語是他們生命行將結束的唯一慰藉——難道他們這時考慮的是某種實利嗎哦不，不是的！每個人一心想到的只是藴含在世界語主義中的內在理想；每個人都喜歡世界語，不是由於它使人們的身體相互靠近，甚至也不是由於使人們的頭腦接近，正只是由於它使人們的心貼近了。”

在帕利佛（E. Privat）博士那本膾炙人口的書中這樣描寫了柴門霍夫博士（1905年在布倫第一屆世界語大會開幕式上）：“這時，敬愛的大師隨着主席團走上了主席台。他個頭不高，生性怯眾，心情很激動，他的前額寬寬的，戴着一副圓邊眼鏡，鬍子有些灰白了。立時，手臂、帽子、手絹在空中揮動飛舞起來，歡呼聲長達半小時之久。市長致詞後，柴門霍夫站起身來，此刻熱情的到會者向他報以雷鳴般的掌聲。”他是一性位性格非常謙遜的人，所以他並不喜歡世界語界譽稱他“大師”的稱號，而且從不在世運中接受一官半職。

各國人民之間友好與平等就是他生活的目的。但在其博愛的一生中最後的歲月裏，無情的命運卻要他親眼目睹了人民之間最可怕的互相殘殺，這就是那場載入史冊的血腥的世界大戰。他生命之火在隆隆炮聲中絕望地熄滅了。1917年4月14日他逝世於華沙。彌留之際，陪伴他的只有幾位波蘭和一位德國的世界語者，以及一些他作眼科醫生經常免費幫助照顧過的人。因戰事，邊境已經關閉，外國同志無法進入波蘭境內。 ^[3] 

世界語是波蘭醫生柴門霍夫博士（拉扎魯·路德維克·柴門霍夫）於1887年創制的一種語言，至今已133年。他希望人類藉助這種語言，達到民族間相互瞭解，消除仇恨和戰爭，實現平等、博愛的人類大家庭。旨在消除國際交往的語言障礙，被譽為“國際普通話”。後人根據柴門霍夫公佈這種語言方案時所用筆名“Doktoro Esperanto”（意為“希望者博士”）稱這種語言為“Esperanto”。20世紀初，當世界語剛傳入中國時，有人曾把它音譯為“愛斯不難讀”語，也有叫“萬國新語”。後來有人借用日本人的意譯名稱“世界語”，並一直沿用至今。

1859年12月15日誕生在波蘭一個猶太人的家裏，他的故鄉是波蘭東部的一個小城鎮——比亞里斯托克。

1885年，他讀完了大學。取得了文憑並開業行醫。

1887年7月，當他28歲時，在他岳父的資助下，他以“希望者博士”的名義，自費出版了《第一書》，正式公佈了世界語方案，並對這本書放棄全部著作權。

1888年，他又聲明自己不願做新語言的創造者，只暫作一個發起人，他宣佈把世界語交給羣眾，讓它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和得到發展。

1905年法國布洛涅“第一屆國際世界語大會”的召開。從這以後，世界語便逐步在全世界傳播開來。

1917年4月14日，柴門霍夫病逝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波蘭戰區，年僅58歲，他的一生雖然是短暫的，但他對人類的貢獻卻是巨大的，值得人類永遠紀念。

放棄權利

在西方，人們對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私有財產是十分尊重的，法律規定，個人的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其子女有繼承權，受到國家保護。柴門霍夫為創造世界語不僅耗盡了他畢生的精力，而且為《世界語第一書》的出版幾乎傾其所有，一生過着清貧的生活，但是1887年7月26日，在出版《世界語第一書》時，他鄭重聲明：“國際語同每一種民族語一樣，都是社會的財富，作者永遠放棄對它的一切個人權利。”柴門霍夫把這種語言的命運完全交給了使用它的羣眾，由羣眾去決定它的未來。

柴門霍夫不僅放棄了作為世界語創始者的專利權，而且還放棄了他的全部世界語著作和譯作的版税，任何出版社和個人都可以免費使用和再版他的作品。生前，他多次拒絕出版社和個人付給他的稿酬。1905年6月20日，他在給哈契特出版社的信中寫道“經常有各種各樣的人建議我索取版税，(例如，兩年前向我提出建議的有斯特德、馬丁、弗裏德、阿爾伯特等；後來博弗隆特想出版《世界語文庫》一書時，他也提出了這個建議；弗魯克蒂埃爾也為《大詞典》等書的出版提了這樣的建議)。但是，雖然我在經濟上一直處在困難的境地；雖然他們不要求我作任何工作和發表任何公開的聲明或承擔責任，而只是為了感謝我而付給我稿酬；雖然我有充分的權利接受這些付款，但是我總是拒絕了。”

1912年12月27日，柴門霍夫在給英國世界語協會的信中寫道：“弗賴爾小姐為編她的課本從我的《練習集》中摘選了一些句子，要付給我一些稿費，我是絕對不同意的。你們協會的理事會決定給我稿費，對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謝，但這筆錢我絕對不能接受。”

不謀求個人榮譽和特權

柴門霍夫一向淡泊名利，即使對自己的子女也嚴格要求，絕不向社會索取特權。1909年在西班牙巴塞羅那舉行的第5屆國際世界語大會上，亨利·多爾博士説，柴門霍夫博士的天才發明，實際上給人類帶來了和平，因此他建議大會為柴門霍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努力。柴門霍夫對多爾博士的建議表示非常感謝，但他要求大會不要提出這樣的建議，也不要把這件事列入大會的議程。（參見《國際語》1909年9月第189期第427頁）。

柴門霍夫在1911年7月31日給賽貝爾特將軍的信中寫道“給我的旅費我當然不能接受，我只能接受大會至今為止的傳統的規定待遇：在開會的城市裏，我和我的妻子作為大會的客人免費食宿，但我的兒女們當然不是大會的客人，對於發給他們證件及供給的食宿等，由我自己付錢。”

謝絕友人資助

在柴門霍夫的書信中，人們還發現他多次謝絕友人和世界語者的資助，其精神令人感佩。1905年5月20日，柴門霍夫在給賽貝爾特將軍的信中寫道“懷着極大的感激之情，我收到了你的來信和376個盧布。這是一位素不相識的朋友為了讓我參加大會而捐贈給我作旅費用的。雖然我高度讚賞這位素不相識的捐贈者的好意，然而非常遺憾的是，我不能接受這筆錢。因此，我請求你向捐贈者轉達我的最真摯的衷心的謝意，並把錢還給他。我在你面前絕不隱瞞這樣的事實，即我去參加大會，實際上是有很大困難的。我們沒有一點積蓄，我和我的一家全靠我一個人每天勞動所得維持生活，所以，旅費和三個星期的工作損失對我來説是足夠沉重的了，然而在我的思想上，感到更沉重的是：我拿別人的錢去參加世界語的第一個重大節日。所以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筆慷慨的捐贈，雖然我特別感謝你一尊敬的先生以及那位高尚的素不相識的捐贈者的友好情意。”

1905年7月18日，柴門霍夫在給“非常尊敬的先生”的信中寫道：“請接受我的最衷心的、最真誠的感謝，感謝你給我付旅費的建議，但是請原諒，你的建議我不能接受。我高度評價你的良好的願望，但是我認為，如果不用我自己的錢，旅行就很不好。”

扶危濟困 樂於助人

柴門霍夫在立陶宛、波蘭華沙行醫多年，雖然他的家境並不富裕，但仍然免費為許多窮人治病，並資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柴門霍夫在立陶宛韋伊塞耶市行過醫。在這裏，他不僅醫術高明，而且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個婦女抱着一個小孩，小孩病得很重，不斷的咳嗽和喘氣，原來，當地一位江湖醫生胡亂治病，使小孩中了毒。經過柴門霍夫三個小時的搶救，小孩才排除了危險。柴門霍夫不僅分文未取，走時還給這位貧困的母親一個盧布買藥。

又有一次，韋伊塞耶市一位農夫家裏因為失火，孩子被燒傷，柴門霍夫被請去治療。他同樣沒有收取醫療費，而且還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錢拿出來給了這位農夫，以至不得不向別人借路費回家。

1887年的春天，柴門霍夫乘馬車離開考納斯去旅行，途中車伕的馬因虛弱而倒斃。柴門霍夫立即給車伕50個盧布，要他去買一匹新馬，為此車伕感動不已。因為對他來講，馬是他生活的唯一依靠。

阿納託洛·科黑在《我對柴門霍夫博士的回憶》一書中寫道：“柴門霍夫博士是華沙每週一天免費為窮人治病的唯一的醫生。”（《今日保加利亞》1958年第12期第22頁）

埃米利安·洛茨在他的《回憶柴門霍夫》中寫道“柴門霍夫不是一個實利主義者，作為一個眼科大夫，他經常為窮人免費治病。”（《波蘭世界語者》 1959年10-12月第6期第4頁）

卡齊米埃爾茲·蒂明斯基曾參加過柴門霍夫大師的安葬儀式。他在《在墓旁》一文中寫道：“跟隨在他後面的是浩浩蕩蕩的人羣，他們大部分是來自西伯萊地區的羣眾。由此可見，説我們的大師生前免費為窮人治病並幫助他們是可信的。”（《波蘭世界語者》1956年3—4月第2期第2頁）

1906年10月中下旬，柴門霍夫去布魯塞爾和巴黎，為的是在那裏分別同查理·勒曼爾和埃米爾·亞瓦爾討論關於世界語的改革問題。當他從巴黎到柏林時，謝絕朋友們為他買頭等車廂的車票。10月23日勒曼爾寫給亞瓦爾的信中説：“柴門霍夫離開了，我心中感到很壓抑，看着他離去——消失在這個廣闊的世界裏——這位半個基督徒，他不讓我為他買頭等車廂的車票去柏林，自己坐三等車悄悄地走了，只給他的小女兒帶了一點糖果，給他自己帶了兩塊蛋糕。我認為，他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值得欽佩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