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歌詠運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犯華北，國民黨政府聲言“先安內，後攘外”，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掀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救亡運動。隨着救亡運動的發展，羣眾的愛國歌唱活動逐漸展開。1934年下半年，聶耳創作了《畢業歌》、《前進歌》、《自衞歌》、《義勇軍進行曲》等，通過電影和戲劇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為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開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2]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中國各階層人民紛紛要求抗日救國，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為代表的音樂院校的一些師生，以創作、歌唱抗敵愛國歌曲作為響應。其中，黃自等人創作的合唱歌曲《抗敵歌》《旗正飄飄》等，表達了人民要求團結御悔、救亡圖存的呼聲從城鎮到農村激起了強烈反響。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音樂組織，積極開展以抗日救亡為中心的音樂工作。耳等人在為左翼電影、戲劇創作的大批歌曲中，突出了抗日救亡的內容，如《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自衞歌》《自由神之歌》《新編“九一八”小調》等，以戰鬥的風格和大眾化的形式，唱出了廣大羣眾強烈要求開展抗日鬥爭，拯救民族危亡的心聲。這些作品通過銀幕、舞台唱片、廣播等途徑，在社會上迅速傳播，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起到了宣傳羣眾、動員羣眾、組織羣眾的作用。

至1935年初，“民眾歌詠會”和“業餘歌詠團”相繼成立，進一步推動了救亡歌曲在民眾中的傳播、傳唱。民眾歌詠會由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劉良模發起，並得到左翼音樂工作者的支持，參加者以上海的愛國青年（店員、職員、教師以及大中學校學生）為主。它明確宣告“為民族解放而唱歌”，號召“凡是會唱歌的人,都應該把這雄壯的歌聲傳播到他周圍的羣眾中間去，這是歌唱者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應該負的責任”。民眾歌詠會以集體歌唱、歌詠大會、歌詠比賽、廣播演唱等多種方式開展活動，影響日益擴大，至1936年，會員已增至1000多人，並在香港、廣州等地建立了分會。

抗日救亡歌詠在1935年下半年有過兩次音樂活動：第一次是“耳追慎會”，會中一些歌詠團體演唱了耳的大部分歌曲；第二次是在精武體育會禮堂舉行的羣眾歌曲音樂會。兩次活動都對廣大聽眾產生了很大影響，有力地推動了羣眾歌詠活動的開展。緊接着在“一二·九”運動的推動下，逐漸形成了羣眾性歌詠熱潮，並發展為具有全國規模的歌唱運動。北平的青年學生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等大規模的羣眾集會、救亡宣傳和示威遊行時，都高唱各種救亡歌曲，併成立了“海燕歌詠團”（清華大學）等組織，在各大中學校開展了救亡歌詠活動；繼而天津、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廣州等數十個城市的青年學生，也先後舉行愛國集會和示威遊行，救亡歌詠活動也隨之在這些城市開展起來。1936年1月成立的“平津學生南下擴大宣傳團”，又進一步把救亡歌曲傳播到平津鄰近各縣城鄉。上海、武漢、廣州、開封、長沙、濟南等地的學生，也相繼舉行同樣的活動。從此，救亡歌詠活動開始向中小城鎮普及。

羣眾性的救亡歌詠熱潮，促進了救亡音樂隊伍、救亡歌曲創作和救亡歌詠團體的發展。1936年初，在中共中央“八一宜言”的召喚下，相繼成立了詞曲作者聯誼會（又名歌曲作者協會）和歌曲研究會等組織，參加者有來自各個方面的詞、曲作家，如施誼（孫師毅）、安娥、周鋼鳴、塞克、許幸之、任鈞、呂驥、張曙、任光、冼星海、賀綠汀、江定仙、劉雪庵、沙梅、孫慎、周巍詩、麥新、孟波、吉聯抗等。以這支創作隊伍為主，在“一二・九”運動前後，創

作出了一大批新的救亡歌曲，如《五月的鮮花》《救國軍歌》《救亡進行曲》《中華民族不會亡》《打回老家去》《保衞國土》《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松花江上》《全國總動員》等，都迅速唱遍全國。救亡歌詠團體也如雨後春筍般遍及各地，上海地區在“一二・九”運動至1937年底，僅見於《立報》記載的救亡歌詠團體就有近百個之多。許多歌詠團體以各種方式展開活動，如1936年6月，民眾歌詠會在上海公共體育場舉行的“民眾歌詠大會”，同年7月，由

上海15個歌詠團體聯合舉行了紀念聶耳的歌詠演出，以及在全國各界救國會組織的歷次愛國示威遊行中（如在魯迅逝世追掉、送殯活動中）出動的羣眾救亡歌詠隊，都對上海市民產生了很大影響，並得到各界愛國人士和社會典論的支持。《生活日報》《立報》《光明》《大眾生活》和《救亡日報》等，均以相當篇幅刊登救亡歌曲和報道救亡歌詠。1936年10月以後，隨着全國抗日民主鬥爭的再度高漲，救亡歌詠運動拆起了新的高潮，舉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歌詠活動。如1936年10月為魯迅葬禮舉行的“輓歌遊行”；1936年年底為援助綏遠抗戰舉行的“援綏音樂會”；1937年6月為賬濟西南、西北各省災民舉行的一系列“販災音樂會”和“販災歌詠大會”；1936年底至1937年上半年，呂驥、劉良模及“青年會戰區服務團”赴綏遠抗戰前線，舉辦“軍民聯合歌詠大會”和“軍官歌詠訓練班”，後又到山西等省繼續推廣；其他愛國宣傳團體如新安旅行團等也在綏遠前線進行相同的活動，並巡迴宣傳於全國各地。這都標誌着救亡歌詠運動不斷向縱深方向發展。

1937年七七事變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序幕，也把救亡歌詠運動推向最高潮。全面抗戰激發起更多作曲家的創作熱情，促使他們源源不斷地創作出大批藝術形式更多樣、民族風格更鮮明的抗戰歌曲，如《大刀進行曲》《武裝保衞山西》《游擊隊歌》《長城謠》《打殺漢好》《巷戰歌》《歌八百壯士》《打回東北去》《丈夫去當兵》《在太行山上》《到敵人後方去》等等。為了進一步點燃各地的抗戰音樂烈火，平、津、滬等地一大批救亡歌詠活動的骨幹，如洗星海、呂驥、麥新、孟波、盛家倫、劉良模等人，聯合影劇界等各方面人士，先後組織了數以百計的救亡演劇隊、青年戰區服務團、兒童抗戰宣傳團等，奔赴祖國各地，深入前線、工礦和農村。所到之處，不僅傳播救亡歌聲，播撒抗戰音樂火種，並幫助當地組織起了眾多的歌詠團體，使救亡歌聲傳唱於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從而形成了“有人煙處，即有抗戰歌曲”（豐子愷《談抗戰歌曲》，《戰地》1938年5月第四期）的形勢。

救亡音樂隊伍的團結，也在全面抗戰的形勢下得到加強。1937年8月，上海成立了有50多個歌詠團體參加的“國民救亡歌詠協會”。1938年前後，各種抗戰文化組織和歌詠團體雲集於當時被稱為“戰時首都”的武漢，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號召下，1月份成立了包括全國音樂界各方面代表的“中華全國歌詠協會”。3月份又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文藝界各方面的人士，不分派別，不分階層，一致團結起來。同年4月，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直接領導，在國共合作組成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成立了專司抗戰宣傳工作的“第三廳”，郭沫若任廳長，洗星海和張曙主持抗戰音樂的領導工作。他們組織了數百個歌詠團體，並連續發動了“抗戰擴大宣傳週”“七七抗戰週年紀念”歌詠遊行、“抗戰獻金音樂大會”“七七兒童歌詠大會”“八一三宣傳遊藝會”、“抗戰歌曲播送會”“九一八紀念音樂會”，乃至數十萬人蔘加的慶祝台兒莊大捷抗戰歌詠火炬遊行等規模宏大的歌詠活動。音樂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和不斷擴大，為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的進一步發展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以延安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部隊、機關、學校的羣眾歌詠運動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蓬勃開展起來。1939年春產生了抗戰歌曲巔峯之作《黃河大合唱》。此外，海外華僑也開展了救亡歌詠活動。如在抗戰爆發前後，法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的華僑中，均建有各種救亡歌詠團體，其中以任光在新加坡舉辦的“民眾歌詠訓練班”和他輔導的“銅鑼合唱團”等影響較大。1940年後，劉良模在美國華僑中組織了“華僑青年歌唱隊”，並與著名黑人歌唱家P.羅伯遜合作，錄製了以“起來”為題的一組中國抗戰歌曲和民歌唱片，其中包括羅伯遜用中、英文演唱的《義勇軍進行曲》。 ^[3] 

左翼音樂運動的參加者，在思想上、組織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左翼文學、戲劇、電影工作相配合，主要進行了以下幾方面的音樂活動：

自1933年起，聶耳、任光、賀綠汀、張曙、呂驥、冼星海等，先後為《母性之光》、《漁光曲》、《大路》、《桃李劫》、《風雲兒女》、《自由神》、《船家女》、《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壯志凌雲》、《夜半歌聲》等影片和《揚子江暴風雨》《回春之曲》《復活》、《放下你的鞭子》等戲劇，寫作了一系列歌曲；1935年後,他們和周巍峙孫慎麥新孟波等更多的作曲家，為羣眾性的救亡歌詠寫作了大批歌曲。其中以《義勇軍進行曲》、《救國軍歌》、《中華民族不會亡》、《救亡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打回老家去》、《大刀進行曲》、《保衞國土》、《游擊隊歌》等為代表的鼓舞人民抗日救亡鬥爭的歌曲，具有廣泛的羣眾影響。反映30年代工農羣眾苦難生活和走向革命的歌曲，如《碼頭工人歌》、《大路歌》、《開路先鋒》、《新女性》、《搖船歌》、《車伕曲》、《拉犁歌》、《搬夫曲》等，是“五四”以來的專業創作中，第一批把覺醒中的工農羣眾作為中國革命的主力來表現的音樂作品。還有為電影、戲劇中各種人物寫作的獨唱抒情歌曲，如《漁光曲》、《鐵蹄下的歌女》、《春天裏》、 《新編“九一八”小調》、《夜半歌聲》等，則從各個側面反映了被壓在社會底層的人們的苦難遭遇和思想感情，表現了他們對鬥爭道路和光明前景的追求。這些歌曲的音樂語言通俗生動，風格明快有力，結構短小精悍，常採用戰鬥性的進行曲、勞動歌曲和富於激情的大眾化的抒情歌曲形式。由於這些歌曲的問世，樹立了中國革命音樂創作的戰鬥傳統，開創了具有革命的時代精神和大眾化、民族化特點的專業音樂創作的嶄新局面。 ^[4] 

左翼音樂家響應“左聯”發出的“到工廠、到農村、到戰場上、到被壓迫羣眾當中去”的號召（“左聯”執行委員會決議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形勢及我們的任務，1930年8月），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險,以各種方式尋找接近和深入羣眾的機會。當時，聶耳、張曙、呂驥、孫慎、麥新、孟波、冼星海、吉聯抗以及1935年 5月成立的業餘合唱團的許多成員，都先後深入到工人夜校、城市郊區和農村、大中學校和市民羣眾中，通過教唱革命歌曲、講授音樂知識和組織歌詠活動等方式，瞭解羣眾的生活，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大眾化歌曲創作的實踐。這是中國的革命音樂家同人民羣眾相結合的最早嘗試。 ^[4] 

為了衝破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在更大範圍內傳播革命音樂，組織起廣大的進步音樂隊伍，左翼音樂工作者作了多方面的努力。如:在瞿秋白的親自過問下,任光、安娥、聶耳等在百代唱片公司和聯華影業公司任職期間,將大批進步歌曲通過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國；同時還組織起百代國樂隊、百代新聲會、聯華聲樂團等，擴大了左翼音樂活動在社會上的影響。又如:1935年春,通過左翼電影小組領導的電通影片公司，邀請趙元任和黃自同賀綠汀、呂驥合作，共同為進步影片《都市風光》製作音樂,取得很大成功。1936年成立的詞曲作者聯誼會，爭取了更多的詞曲作家加入創作抗日救亡歌曲的行列。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