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派

古人有語，士可殺，不可辱。上下五千年，中國歷史上忠義之士層出不窮，如寧死不屈的文天祥，不食美國麪粉的朱自清等，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榜樣。當然，有正就有邪，任何民族任何時代都不會缺少貪生怕死賣國求榮的人渣，如秦檜、汪精衞之流。

投降派有個著名的三段論：因為弱小，所以需要發展；因為需要發展，所以需要和平；因為需要和平，所以必須投降。投降派這個三段論是一種孤立、靜止的看問題的思想方法，這裏有兩個致命的錯誤：(1)他們假定敵人也是靜止的。但是敵人的胃口不會因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滿足，既然輕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會不斷打上門來。歷史上無數先例證明投降派總是麻煩不斷，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捱打。(2)他們假定投降的代價小於發展的成果，但實際上投降付出的代價遠遠高於投降後發展的成果。除了物質利益之外，還有國際信譽、政權的道義基礎、軍民士氣等等軟實力的損失。

魯迅早在一九三○年一月發表的《流氓的變遷》一文中，在分析了《水滸》中“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以後，就深刻地對《水滸》作了如下的評論：

“一部《水滸》，説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宋江在上梁山以前，就對要去二龍山入夥的武松説了一段推心置腹的私房話：“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攛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槍一刀，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為人一世。”這番話，是宋江的醜惡靈魂的自我暴露。他終生為之奮鬥的就是要“攛掇”農民起義軍投降，把他們引進地主階級的屠場；同時，他自己踏着農民起義軍的屍體爬上去，藉以升官發財，封妻廕子。

所以他一上梁山，就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篡奪了梁山起義軍的領導權，用他的投降主義的路線代替了晁蓋堅持農民起義的路線。他把晁蓋的聚義廳改成忠義堂，一字之差，卻反映了農民和地主這兩個對立階級的不同的世界觀。“聚義”是要起義，要革命；而“忠義”則是要招安，要投降。江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號。他心目中的“天”，就是皇帝和朝廷；他所行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就是要幫助宋王朝瓦解和鎮壓農民起義，以鞏固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他口口聲聲説要“保國安民”：“保國”，指的是保衞地主階級的反動政權；“安民”，就是自己當奴才，還要別人也都跟着他去當奴才。

就在梁山“大聚義”那一天，宋江乘興寫了一首《滿江紅》，下令樂和單唱：“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結果在梁山泊山寨中激起了一片反對聲。但這絲毫沒有能動搖宋江“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為國家臣子”的反革命決心。他一投降，就馬上率領大軍打方臘，打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他代表的是哪個階級的意志和願望，難道還不夠清楚嗎？宋江是帝王將相和整個地主階級的鷹犬。對於這樣的鷹犬，《水滸》竭盡美化歌頌之能事，吹捧成忠孝仁義色色俱全。這種歌頌正好證明了它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

三國時期天下紛亂，謀臣武士東奔西投，美言之則雲良禽擇木而棲。要説到投降，其中最可憎惡的當數呂布，殺丁原刺董卓、逼劉覆袁，不能不説他是投降派。

最不幸的投降派，卻當是孫吳諸文士，欲做投降派而不得，卻被諸葛亮斥之為“此等小人之儒也”。唯一主戰的魯肅，後雖肩負王佐之任，然孫吳天下，到了孫皓一代，終被一班儒將聞風而降，成就了杜預大功。諸儒遺風若此，必魯肅所未曾料也。

至於正統的蜀漢，只因先主劉備是個仁人，仁人有仁心，因此收留的一班手下也是三教九流魚龍混雜的。既有鞠躬盡瘁的諸葛亮、單騎救主的趙子龍；也有陷叔的劉封殺飛的範繮張達；更且有隱藏極深的反賊魏延，而這一干人物裏面活得最長生活享受得最好的，仍然是投降派。你道是誰？原來卻就是譙周。此子巴西西充國人，先在劉璋門下做官，他勸劉璋向劉備投降時説“某夜觀星…象小兒謠雲…不可逆天道”，後劉備對“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譙周自此得享榮華。及過了幾十年至鄧艾入川，又是這個時任光祿大夫的譙周諫劉禪降魏，鄧艾受下玉璽重待譙周。

一八五六年九月，地主階級分子韋昌輝，發動反革命武裝暴亂，妄圖奪取太平天國的最高領導權。事先參與密謀的石達開，聞訊從武昌趕回天京，表面上裝做“和事佬”，説是“要與他們排解”，其實是要和韋昌輝分掌大權，於是兩隻惡狗互相廝咬起來。石達開擺出一副“仁義”面孔，假腥腥地指責韋昌輝殺戮太多。後來聽説韋昌輝要殺他，便“吊城由小南門而出”，逃到安徽，搖身一變，打起擁洪討韋的旗號。洪秀全粉碎了韋昌輝的武裝復辟政變後，他神氣活現地回到天京，大耍兩面派手法，騙取羣眾信任，樹立個人威信，要挾洪秀全把全部軍政大權交給他。

洪秀全看穿了石達開篡奪最高領導權的狂妄野心，在委他管理天國政務的同時，收回了他掌握的軍權，並對他採取監督措施。石達開眼見篡權無望，更怕原形華露，使不顧敵軍壓境，形勢危急，悍然分裂出走。

一八五七年五月，他用期騙手段，拉走長江中游戰場上十幾萬最精鋭的太平軍，公開扯起分裂主義的黑旗。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強大壓力下，蔣介石接受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國共兩黨實現了合作。但是，在國民黨內，以汪精衞為首的親日派卻大肆散佈抗戰亡國謬論，公開反對抗戰，主張對日妥協，走上了賣國投降的道路。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汪精衞就積極鼓吹和推行對日妥協方針，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容共抗日政策。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汪變本加厲，不顧民族利益，違背全民抗戰公意，公開鼓吹賣國投降理論，組織“低調俱樂部”，宣稱“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大肆散佈民族失敗主義思想。1937年8月3日，他公開發表《大家要説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的廣播講話，要求國民“説老實話”，宣稱日本不可戰勝，極力要求對日妥協議和。汪精衞的投降賣國思想和言論，代表了國民黨內妥協動搖分子的思想意志，成為投降派的精神旗幟。 ^[1] 

在益州士族階級，是土生土長的益州人。諸葛亮依法治國，那是井井有條，有條不紊。他主張“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就是一視同仁。所以益州本地士族集團就不滿。士族得不到優待，不能有權有勢。這時曹丕實行的政策是九品中正制。士族可以永遠做官，世世代代世襲官位。所以益州本地士族集團就偏向於曹魏，就大唱投降論調。譙周這樣才勸後主投降。

在宋徽宗、欽宗被俘後，女真貴族要立張邦昌為傀儡，時任御史中丞的秦檜不發一言。御史馬伸等人上書反對立張邦昌，要求秦檜也簽名。秦檜起先不同意，但數十名官員先後簽名，馬伸“固請”，秦檜無奈，只得簽名。因在上書者中秦檜官職較高（言官之首），於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檜反立張邦昌，將他捉去，同去的還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從等．這時宋徽宗得知康王趙構即位，就致書金帥粘罕，與約和議，叫秦檜將和議書修改加工潤色。秦檜還以厚禮賄賂粘罕，金太宗把秦檜送給他弟弟撻懶。

吏部官員王孫會在大順軍入城時，坦然告訴其家人不用害怕，曰：吾自有定心丸在此。命家人取來竹竿拴上白布大書大順永昌皇帝萬萬歲九個大字。

他勸別人投降的理由是百善孝為先先全個孝吧

張家玉説：殷人從周古已有之，若至家玉，願學孔子

龔鼎茲説：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耳

錢魏昆説：我夜觀天象發現大明氣數以近。立刻投降。自己在打通大順關節後逢人便説我明日便非凡人也。後人作不凡人傳來諷刺他。

錢謙益嫌水太涼，不肯和娼女出身的小妾投水自盡。

生於1777年，比林則徐長9歲，浙江杭州人，1809年中進士，歷任御使，廣東按察使，太常寺少卿(太常寺系官署名，少卿為大卿或正卿的副職)。此人官位不大，只因主張弛禁鴉片而引人注目，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稱許乃濟是"中國最為有名的政治家之一"，有些過譽。如果説他是政治家，只能算禍國殃民的政治家；如果説他有名，不過是臭名、惡名，最後留下千古罵名而已。當道光帝一時傾向嚴禁派時，許乃濟失寵，1838年11月被降為六品小吏，第二年他就死掉了。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汪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12月潛逃越南，發表“豔電”，公開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衞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佈“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1940年3月，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魯迅作為一個戰鬥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宋江這類以革命者的姿態幹反革命勾當的投降派是深惡痛絕的。特別是當他經歷了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刀光和血光之中，既看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堅貞不屈，也看透了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鬼蜮嘴臉。

縱觀古往今來的投降派，他們最拿手的就是宣揚審度時勢，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實則在他們眼裏時勢之變易莫測，終究比不過投降後所能享受的榮華富貴來得實惠，因此雖身敗名裂者不乏其例，仍樂此而不疲，至於時呀、勢呀、人道天道等等之類的話語，只不過是拿來為他的投降主義虛幌一槍，遮遮人家的眼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