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壺

投壺活動的文獻記載最早出現於《左傳》。《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説明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的時侯，投壺活動已為統治階層所熟悉。

至於投壺活動的來源，宋代金石學家呂大臨認為：“投壺，射之細也。燕飲有射以樂賓，以習容而講藝也。或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眾不足以備官比耦，則用是禮也。”宋朝古禮學家應鏞認為“壺，飲器也。其始必於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寓射節焉。制禮者因為之節文，此投壺之所由興也”。明人汪褆認為：“投壺，射禮之細也。燕而射，樂賓也。庭除之間，或不能弧矢之張也，故易之以投壺，是故投壺，射類也。”（汪褆：《投壺儀節》，《觀自得齋叢書別集》本）可見，投壺活動是由射禮發展而來的“細”事，特別是與射禮中的燕射有直接關係。

西周時期，燕射是“明君臣之禮、長幼之序”的禮射的一種，有着嚴格、繁雜的禮儀要求。後來或因庭院不夠寬闊而不足以張侯置鵠，或因賓客眾多而不足以備弓比耦，或因賓客有不會射箭者而又須講禮時，就出現了含有部分禮儀要求的以棘代矢、以壺代侯（靶）、以投代射的投壺活動，使“宴射”變成了“宴投”。從而以投壺代替開弓射箭，以樂嘉賓，以習禮儀。這種遊戲一來可使嘉賓多飲酒，以示主人盛情款客，二來可增添宴會歡樂氣氛，三來不失賓主各自的身份，一舉多得。

此外，投壺的出現與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導致禮儀的簡化也有關聯。在某種意義上説，投壺就是射禮的簡化。“射禮重而投壺禮輕，射禮繁而投壺禮簡。”[1]根據文獻記載，鄉射禮及大射禮，需要提前邀請參加的賓，賓至，主人需親自迎接，而投壺則只在儀式舉行前邀請即可。此外，投壺沒有射禮中的司射教射及三耦射的內容，而且“投壺之鼓半射節”，即投壺所用鼓節是射禮所用鼓節的一半[2]。

自戰國時期開始，投壺的禮節性開始逐漸減弱，而遊戲性開始逐漸加強。齊國大夫淳于髡再向齊威王進諫時説：“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史記·滑稽列傳》）可見，在齊國的民間聚會上，投壺是宴會中常舉行的活動，而且男女都可以參加。説明投壺活動在民間已經成為一種普遍開展的文體娛樂活動了。

秦朝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以法為教”，實行法家政治主張，對儒家並不看重，因此儒家所提倡的投壺遊戲在秦時並不流行，史籍中也並不見有關記載。漢初以黃老無為而治,但統治者的一些舉動卻在一定程度上對儒家有利。特別是漢武帝時，統治者的政治主張向儒家大幅度傾斜，提倡尊孔讀經，設立“五經博士”，重用儒生，儒學成為封建社會的正宗。投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重新流行起來。

漢代的投壺是社會上層階級喜愛的消閒娛樂，據《淮南子·兵略訓》記載，主要是統治者要在民眾中樹立威信，“既信於民矣”，則統治者就是耽於遊樂也能使國治民安，“彈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在此例中，把投壺與彈琴、吹竽、六博同時作為統治階級的高雅娛樂，這説明當時社會投壺的地位。

這一時期，投壺比賽的方法已經逐漸向技巧型發展，器材用具也有了變化，奠定了古代投壺活動的基本格局。魏邯鄲淳《投壺賦》所説：“植茲華壺，鳧氏所鑄，厥（其）高二尺，盤腹修頸，飾以金銀，文以雕鏤。”投壺用具已經由專門的工匠鑄造，並用金銀裝飾雕鏤，極盡豪華。這種專用壺全高兩尺，長脖大肚，所以漢代稱此種壺為高壺，是專用於投壺的器具。

現存於南陽漢畫像館的一塊投壺畫像石（石縱134釐米，橫40釐米），形象地描述了漢代的投壺情形。畫面中間刻一壺，壺旁放一酒樽，上置一勺。壺左右各一人，每人已投一箭入壺，其懷中各抱三矢，手各執一矢，正全神貫注地準備向壺內投擲。左邊一人身體前傾，頭低垂，坐於地，已喝醉了，旁有一人攙扶，似為投壺的失敗者，已被罰下場去。右邊一人似為司射（即投壺的裁判），他手裏拿着一木質的獸形器具，用來計算投入壺中的矢的數目。它是一件最早有關投壺遊戲描繪的實物遺存。

魏晉時期，戰亂頻仍。下層民眾温飽尚且不易，更不會有餘力去遊戲。因此，投壺這種高雅游戲自然而然的受到上層社會的喜愛。這一時期的投壺活動，在其娛樂化進一步增強的同時，也逐漸地成為士人飲宴集會時不可或缺的助興內容，並在技巧上有所發展。西晉末，王澄任荊州刺史，面對嚴重的流民起義的威脅，他毫無憂懼之意，只知道日夜縱酒，投壺博戲。北朝時，高澄之子高孝珩、高孝瓘對投壺活動更是喜好有加。他們投壺時都在壺前加置一小屏障，以增加投壺的難度（《顏氏家訓》卷七《雜藝》）。

顏之推在其《顏氏家訓·雜藝》中，對投壺作了這樣的描述：“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為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

“驍”是指矢入壺後反彈出來，然後接之再投，甚至“一矢百餘反”，這種技法稱之為“驍”。投壺欲“驍”，在兩晉南北朝時得到發展。如《南史》卷38《南史·柳惲傳》記載：“齊竟陵王常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驍）不絕，停輿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是説南齊竟陵王蕭子良與文學侍從柳惲好夜宴投壺，兩人飲酒皆自稱海量，投技也旗鼓相當，常常通宵達旦不分勝負。有一次蕭子良因此而誤了早朝。齊武帝怒問其故，蕭子良誠惶誠恐，只得以實情稟告。誰知齊武帝也酷愛此戲，聽完之後反而轉怒為喜，令人抱矢提壺於朝堂之上，讓當場表演一番。蕭子良抖擻精神，操矢連投，妙招迭出，贏得文武百官的陣陣喝彩。齊武帝見狀未加斥責，反而“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反映當時統治者對投壺的愛好，也記錄了“驍”技的發展。此外，投壺活動也深為一些貴族婦女所喜愛。晉時的大富豪石崇有一寵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太平御覽》卷753引《晉書》）。《古今圖書集成》卷797《投壺》輯有南朝梁時無名氏所作的詩云“夜相思，投壺不停箭，憶歡作嬌時”。顯然是描述當時一婦人夜間以投壺來緩解相思的情景。

隋唐五代的投壺活動，仍主要見於宮中和文人士大夫之間。士大夫投壺，常伴以飲酒、賦詩，如“閹令促傳觴，投壺更聯局”（唐彥謙：《遊南明山》，《全唐詩》卷六七一），就是指酒宴上的投壺。投壺也是宮人消磨時間的娛樂，“分朋閒坐賭櫻桃，收卻投壺玉腕勞”（王建：《宮詞》，《全唐詩》卷三百二），就是詩人王建對宮人閒暇時投壺活動的描繪。

由於投壺活動的流行，許多人練就了一手極高的投壺技藝。唐初人薛昚惑，“善投壺。背後投之，龍躍隼飛，百發百中，時推為絕藝”（《薛昚惑》，《全唐詩》卷四五）。説明其投壺之技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開元時人戴令言“好投壺”。武后時，大將軍馬神威“響雜投壺之樂”。軍中宴客席上也同樣少不了投壺，“他日觀軍容，投壺接高宴”（李白：《江夏寄漢陽輔錄事》，《全唐詩》卷一七三），“黃金每留客，投壺華館靜”（高適：《鉅鹿贈李少府》，《全唐詩》卷二一一）。宴席之上，館舍之中，自然少不了投壺這一助興的遊藝活動。

五代十國時期，投壺活動仍在發展，敦煌壁畫中就有投壺遊戲的畫面。五代第61窟第21扇，圖中上部為太子與釋子砍多羅樹；中部為太子與釋子相撲；下部左側為投壺，太子與四釋子圍繞一台，台右上角有一壺，即太子與釋子投壺；下部右側為太子與一釋子下圍棋。有四釋子在側觀棋。據《佛本行集經·角術爭婚品》經文記載：“或畫草葉，和合雜香，博奕樗蒱，圍碁雙六，握槊投壺，擲絕跳坑，種種諸技，皆悉備現。如是技能，所試之者，而一切處，太子皆勝。”不過，該畫面現在已經模糊不清。南唐畫家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描繪的是晉王景遂與南唐中主李璟、齊王景達及江王景逖下棋的情景。四人身後案上置有一投壺，壺內插有數支投矢，壺外有投矢散落，似剛剛進行完投壺遊戲。這是南唐皇族喜愛投壺的例證。

宋王朝為了鞏固其統治，積極提倡遊戲享樂，企圖以此來消餌可能的反抗。宋太祖就曾對石守信等人説：“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3]”。由於統治者的提倡兩宋君臣的娛樂之風盛行不衰，而投壺則是深受其喜愛的遊戲形式之一。

宰相司馬光也特別鍾愛投壺遊戲，在他隱居洛陽時，時常投壺娛樂。據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記載：“司馬温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五總志》也記載：“司馬温公昔在西都，每覆被獨樂園，動輒經月，諸老時過之，間亦投壺，負者必為泠淘。”司馬光對投壺遊戲的鐘愛可見一斑。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司馬光的《投壺新格》一卷問世。他從維護統治者禮儀規範的角度出發，依據封建禮教對投壺進行了改革，藉以鞏固封建秩序。司馬光在編撰《投壺新格》過程中，整理、修訂歷代和時行的投壺格譜，盡顛倒其例，“更定新格”以“寓其教”，使投壺更加符合封建道德的要求。

由於宋代司馬光“更定新格，增損舊圖”，在投法計分上多加以限制，“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徼倖者無所措手焉”，使其禮儀特徵更濃。這實際上阻礙了投壺活動向技藝多樣化的發展，也在某種程度影響了它的娛樂性和進一步普及。不過，宋代喜愛投壺的文人依然不乏記載。

此外，原本是士大夫娛樂遊戲的投壺，也在宋代融入市民文化而成為普通民眾熱衷的娛樂遊戲。自宋代起城市中就出現了面向普通民眾的遊樂場所，陸地上有勾欄瓦舍，水上則有各種遊船。《夢梁錄·湖船》記載杭州的湖船中有：投壺、打彈、百藝等船。”《武林舊事·西湖遊幸》記載當時西湖之上有“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墩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水禽、水傀儡、瓷水道術、煙火、起輪、走線、流星!水爆、風箏”等各式各樣的表演藝人。這些投壺表演的遊船，將投壺帶入普通民眾的生活之中，為普通民眾帶來歡樂。

進入明代，投壺並未拘泥於舊法，而是隨着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日益繁盛起來。明徐應秋輯《玉芝堂談薈·投壺百嬌》稱：“今則以躍為貴，謂之驍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妙者有蓮花驍。……今之投壺，名最多，有春睡、聽琴、倒插、捲簾、雁銜蘆、翻胡等項，不下三十餘種。”

明代統治者逐漸將其先輩勵精圖治的精神拋諸腦後，縱情享樂。《明宣宗行樂圖》是宣德時期的畫作，描繪了明宣宗出行遊獵的場面。其中有一部分是明宣宗投壺的畫面。

饒智元《明宮雜詠·崇禎宮詞》有“玉女投壺天一笑，有人畫下謝銀牌”之句，注引《甲申小紀》曰：“十一年二月某日，上幸西苑，坐萬春亭，宣後暨東西兩宮至，投壺。貴妃勝，賚銀牌四事。這是宮廷女子投壺。

明代的投壺進一步傾向於娛樂性，其方法“淫巧百出”。與此同時，一些文人士大夫追本溯源，並且根據自己的理解繪製投壺譜，企圖通過這種方式來扭轉“壺而不壺”的局面。

因此，明代出現了不少投壺著述。如汪褆《投壺儀節》—卷（刊於嘉靖八年，1529年）、明末侯珦的《壺譜奏矢》一卷外，還有朱權的《貫經》，李孝元《投壺譜》一卷（刊於嘉靖年間，已亡佚）、無名氏《投壺譜》一卷，牟廷相的《禮記投壺算草》等。

清代，雖然投壺出現了雙四耳壺，進一步增加了投壺的娛樂性，但清代史籍中所見有關投壺遊戲的記載相對減少。

一些文人雅士的投壺，仍倡導古法的投壺禮。如丁晏的《投壺考原》記曰：“餘徵之古籍，輯禮典傳記賦文圖格四篇，共為考原一卷，以備燕賓習射之娛，庶幾志正體直、反求諸身、考禮正俗，此其嚆矢也夫。”（丁晏：《投壺考原》，《南菁書院叢書》本）可見，丁晏肯定了司馬光的《投壺新格》，並考證投壺源流以提倡古禮。

但直到清朝末年，宮中也偶見流傳。現北京中山公園（明清社稷壇）內還有一個十字形亭子，叫“投壺亭”，就是明清兩代帝王在此投壺演禮的地方。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4只投壺，都是清乾隆年間所制。其中一壺鑄有乾隆帝御題投壺詩：“文士風流非所慕，先王制作至今存。賓主雍容歡既洽，降升揖讓節堪論。哨壺枉矢雖微物，我欲為之一探源[4]。”反映乾隆還是比較提倡投壺古禮的。

投壺幾經演變，流傳了2000多年。從最初的禮儀性的活動，演變成娛樂性的遊戲，其間雖有不少活動方式和規則的變化，但始終沒有完全割斷與“禮儀”的聯繫。及至清末，隨着西方近代體育的傳入，投壺也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幾乎銷聲匿跡了。

[1]孫希旦.禮記集解.卷五十六.投壺.北京:中華書局,1989:1384.

[2]李學勤.禮記正義.卷五十八.投壺.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576.

[3](宋)邵伯温.邵氏聞見錄.卷一.中華書局,1983:3.

[4]愛新覺羅·弘曆.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