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產出經濟學

投入產出分析是全部互相依存這一古典經濟理論的具體延伸。這種理論把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甚或整個世界的全部經濟當作一個單一的體系來觀察，並且根據這種經濟結構中某些可以計量的具體特徵來説明它的各種功能。在《投入產出經濟學》中，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投入產出分析方法的實際意義和理論結構進行了闡述，尤其介紹了這一方法的廣泛應用價值，包括工資、利潤、税金、技術變動與價格的關係，國內生產和國際貿易，多地區投入產出分析，裁軍的經濟影響，經濟發展的結構，人口與發展，國際投入產出模型，環境污染的影響，以及信息系統等不同問題。用代數學和其它數學方法系統闡明瞭投入產出分析法的理論基礎，既是方法的介紹，又是理論的總結。 ^[2-3] 

里昂惕夫從青年時代就研究投入產出法。1925年，他發表《俄國經濟的平衡——一個方法論的研究》，第一次闡述了投入產出法的基本思想。移居美國後，他開始對投入產出方法進行系統研究。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編制美國國民經濟投入產出表，並建立投入產出法的理論體系。五六十年代，他進一步探索和開闢運用投入產出法深入研究不同局部或個別環節的經濟問題的途徑。這些問題包括：生產結構、動態分析、成本與價格、計劃與預測、地區間的經濟關係、對外貿易、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裁軍對生產和就業的影響等。作為其投入產出分析法重要發展階段的總結，論文集《投入產出經濟學》於1966年出版。20世紀70年代開始，里昂惕夫致力於集中研究世界範圍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以及世界各國的未來環境污染問題。1986年，再版《投入產出經濟學》加入了他在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 ^[6]  。

作為里昂惕夫的一本重要著作，《投入產出經濟學》收入的11篇論文主要論述了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7] 

作者在《改進經濟預測的建議》《投入產出經濟學》《工資、利潤、物價和捐税》《發展的結構》這四篇論文中説明為什麼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可以描述為一個由許多性質相異，卻又彼此相互依賴的部門綜合而成的大體系。里昂惕夫在對國民經濟結構的研究中發現，經濟中任何一個方面產生的自發或外來變化，都會涉及到看來似乎毫不相干的其他部分，哪怕這些部分所處的地位十分偏遠。這種經濟上的連鎖關係實際上反映着整個經濟技術上的結構。在瞭解了事情的影響是怎樣通過把整個體系連接在一起的各種關係接鏈，一步步地傳輸到各個經濟部門的全過程之後，這種遠距離作用是可以認識的。在這方面，採用一種宏觀的數量比率表，可以幫助人們儘可能詳細地從數量方面瞭解整個經濟的內部結構。這種被人們稱為“投入產出表”的比率表格，最出色的功能在於它可以把事件的全部間接影響分解為在各個中間環節上的具體影響，並進行準確地度量。這種逆流溯源的工作方法，雖然工程異常巨大，卻能把一切隱藏在各級循環中的細微影響暴露出來。由於該表格中的一切數據都來自於對部門的直接調查統計，因而投入產出表實際上建起了一座貫通理論和事實的橋樑。 ^[7] 

投入產出法的巨大優越性，在於能夠通過矩陣的形式，來對經濟體系中直接間接的內部交易進行解剖和理論處理。有了投入產出矩陣，任何最終需求一旦確定，都能反過來計算出每個部門為滿足該產出計劃而對其他部門將提出的投入需求。這裏包括了所有的間接需求和最終需求。這樣，就能為人們對經濟體系的有目的的改造提供有效的預測和規劃工具。 ^[7] 

里昂惕夫還在論文中對成本—供給，工資—物價等有着複雜聯繫的問題，用投入產出方法進行了分析。例如，一個部門的工資增加10％以後，整體物價與生活水平可能會發生多大程度的波動？一個部門產品的成本變動10％以後，將會引起總供給和總需求發生什麼變化？此外，作者在《發展的結構》這篇論文中還用這一方法對美國、以色列、埃及和秘魯四國的國民經濟結構作了典型分析。研究表明，投入產出法能夠根據國內消費、投資、進出口的基本構成來預測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結構性變化。 ^[7] 

這一部分包含兩篇論文：《國內生產與對外貿易：美國資本地位的再審查》《要素比例和美國貿易結構：進一步的理論和經驗分析》。文章從經典理論和統計實踐兩個方式，描述瞭如何使用投入產出法分析對外貿易結構，並且從中導出了一些出入意外的結論。 ^[7] 

投入產出表依據大量的統計數據，可以估計出單個部門產量的增減對其他部門的影響，也可以用來分析部門在一定生產要求下對資本的需求量。作為一種特殊的資本——勞動，對它的需求也不難用投入產出表作出分析。作為一個開放型的國家，它的生產能力與其出口生產結構，決定了它必然擁有特定的資本勞動比。因此，利用投入產出分析，不難判斷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出口結構。美國是一個工業高度發達的國家，它在產業結構上自然以生產高附加價值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按照李嘉圖“比較利益”理論，美國當然應以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參與國際競爭，才能揚己之長，制人之短。經濟學界一向對此也深信不疑。但是，里昂惕夫用投入產出法分析的結果出人意外：美國參與國際競爭不是以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而恰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基礎的。這一現實與人們原有的觀念相反，這就是所謂的“里昂惕夫之謎”。作者分析後認為，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在於美國極高的勞動生產率，改變了美國資本相對過剩和勞力相對不足的經濟背景下本來應有的結果。為了證實這一設想，里昂惕夫仔細考察了投入產出矩陣中的各個係數，從中確定各個生產部門之間的依存關係。各系統客觀地給出了各部門單位產出所耗用的資本與勞動量，由此可最終得出美國外貿對資本和勞動的總消耗量。 ^[7] 

這部分涉及兩篇論文：《投入產出分析》《美國經濟的結構》。前者是一篇技術性文章，對投入產出法的基本理論基礎及其簡單應用作了系統的論述，這是該書中第一次用數學語言表達其思想的論文。後者用前一篇文章所介紹的方法對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動進行了分析。 ^[7] 

里昂惕夫在此對投入產出法的中心：投入產出表及其對應的矩陣元素，投入產出係數的經濟意義作了介紹。

部門間的依賴關係，可以按是否考慮時間滯後效應，或稱為速率的影響，而分為靜態投入產出與動態投入產出兩種體系。里昂惕夫對這兩種理論的異同和動態從靜態中分化出來的原因分別作了介紹。他認為，根據數學原理，矩陣與線性方程組之間存在着一致性，因此，部門間聯繫平衡關係可以用線性方程組來表達。同時，通過求解這一系列的方程組，可以為規劃經濟結構的變動提出重要的依據。一般的靜態與動態投入產出法都不考慮資本的閒置問題，如果採用新的分析方法，把閒置資本作為一個動態因素放在投入範圍內考慮，就使簡單的投入產出體系變為一個線性規劃模型。作為一個具體應用的實例，里昂惕夫選擇了一個包括81個部門的美國國民經濟的投入產出表，並詳細介紹瞭如何應用這一工具來分析美國經濟結構。他指出：“國民經濟中不同部門所有可能的相互關係，都可視為矩陣代表中一個單一大方程組的通解的一些特例。”方程的係數就是投入產出係數，它們回答了一個投入與產出的比例問題。按Ⅲ計劃規定的最終需求，解方程組就可得出要求各部門提供的產品量。 ^[7] 

在論文《裁軍的經濟影響》《削減軍備對各部門和地區的經濟影響》中，作者試圖通過投入產出法來計算裁軍將會引起的資本和勞動力在各部門間的流動和就業率的漲落。軍費支出約佔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0％，它對整個經濟的興衰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作者在文章中用了8張表格來説明，一旦費用支出由軍用轉到民用之後將會產生的後果。這對政府制定財政措施有重大意義。文章還進一步討論瞭如果在削減軍備的同時增加非軍用需求的話，能否在保證美國經濟總就業水平不下降的同時，使各部門、各地區的就業克成和就業分配不至發生太大的震動。這一點，對於政府同時處理好裁軍和穩定經濟的雙重問題，是一個重要決策依據。 ^[7] 

里昂惕夫還在文章中提出了多地區分析法，避免了孤立地進行區域研究時經常會出現局部與整體在各項投入產出流量上的不平衡。使用該方法能成功地描述如果等比例削減軍用需求和增加非軍用需求，將使產量和就業人口在部門與地區間的配比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最後一文則以數學形式介紹了多地區投入產出方法。該方法是為了在有限的信息，有限的統計資料的情況下，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不充分的信息作出較準確的分析而設計的。新方法把總體的均衡體系分解成一組普通的局部部門投入產出體系，而這些投入產出體系又在一個單獨編制的地區間關係體系內連接在一起。在數學方法上，該方法使用了一些複雜的方程體系和線性規定原理，在參數估計中還使用了統計中的點估計方法，技術上有一定難度。 ^[7] 

《投入產出經濟學》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經濟學界具有重大影響。事實證明，里昂惕夫的投入產出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學性，聯合國於1968年推薦投入產出表作為西方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組成部分。20世紀70年代以後，投入產出法普及到了全世界幾乎每個國家，中國也於1975年開始使用它編制實物型投入產出表。 ^{[2]  [8]} 

該書的英文版於1966年由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初次出版，收錄里昂惕夫1947年—1965年的論文11篇；1986年，該書再版時，刪去初版中的2篇，保留9篇，連同新增11篇，共收有20篇論文。該書的中譯本，由崔書香翻譯，198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90年7月，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了崔書香、潘省初、謝鴻光翻譯的《投入產出經濟學》，這是1986年再版《投入產出經濟學》的中譯本。 ^[1] 

沃西里·里昂惕夫（1906年—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原藉俄國，1906年出生於彼得堡，1925年畢業於蘇聯列寧格勒大學並獲碩士學位，還獲“優秀經濟學家獎”，1928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1927年在德國基爾大學工作，1929年曾到中國擔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鐵道部顧問。1931年移居美國，先後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研究助理、哈佛大學教授、紐約大學教授、美國經濟計量學會會長、聯合國顧問。1972年曾出訪中國。1973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75年退休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