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時代

《抒情時代》分為上中下三個部分，通過“我”的視角，講述了主人公少年時期在家鄉小鎮的生活經歷，以及求學後來到城市，成為作家的經歷；再現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鄉村小鎮的風土人情和經濟大潮下生活方式的改變，描寫了“我”對楊梅朦朧的感情，與父親、奶奶的親情，以及與妻子的愛情，對兒子寄託的希望。《抒情時代》通過“我”的成長經歷，表達作者對活出真實的自我的渴望。 ^[3] 

作者自述創作《抒情時代》的過程：“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説，此前尚無寫作長篇的經驗，因此，我就得耐心地敍述，尤其是在結構上應多下點功夫，以防敍述上鬆鬆垮垮，不夠緊湊。寫作的八個月間，我停下了短篇寫作，也拒絕了不少約稿，當我全身心投入進自己建立的小説迷宮中時，才真正體會到了敍述的快樂和酣暢。長篇對我的誘惑，在於每天都有東西可寫，思想上不會上有太大的負擔，畢竟面對的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是在荒野上一次漫長的跋涉，每天能做的，就只有耐心地推敲和打磨，誰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結束。只能慢慢地寫，慢慢地等。這本書算是我對前期寫作的一個總結，它容納了我各種怪誕的想法和探索，包括小説的結構、語言和整體瀰漫出的氣息。我不能説它就有多麼的好，但它的確凝聚着我諸多的真情和血淚，用心的讀者定然是可以窺見的。” ^[4] 

少年時期，楊大鵬喜歡待在樹杈巢穴裏。他在村鎮長大，村鎮的一切都在影響着他。他與張火箭、騾子之間有着少年時代最珍貴的友誼，又親眼看着他們消失在時代的浪潮中。楊大鵬也被時代裹挾着往前走，然而他的內心卻在村鎮的上空，另一個自我在寂寞地張望。最終楊大鵬考上了大學，離開村鎮，在城裏成家，絕口不提過去。他一度以為只要身體離開，就能把村鎮裏的人和事撇乾淨了。 ^[7]  城市對於楊大鵬而言，始終是陌生的，是捉摸不透的，是無所依存的。城市像一個巨大的怪獸一樣，時刻要將他吞噬。而他能做的，只是戴着面具左支右絀、閃展騰挪。曾經渴望的生活原來不過如此，城市的熙熙攘攘未能填補他內心的孤獨和惶恐，城牆上吹來的妖風，則時時將他的思緒帶回故鄉，帶回到那段他不願觸碰、卻又不能捨棄的過往。他患上了嚴重的城市病，面對着各種的譫妄和倒錯。楊大鵬試圖擺脱這一切，實現自我精神的救贖。這種救贖從寫作開始，寫作成為他精神自我療治的有效方式。楊大鵬自我救贖的第一步是重新審視和麪對鄉村。他終於回到逃離了十幾年的小鎮。他雖直面了現實，卻回不到過去了，小鎮的凋零肉眼可見，他的夥伴們也都“有各自的泥沼”。楊大鵬自我救贖的第二步是“尋找父親”。尋找父親的歷程，是作家楊大鵬重新認識農民工父親的過程，是一個知識分子重新審視、體認農民工羣體情感與認知的過程。楊大鵬自我救贖的第三步是重建與楊梅的關係。當與妹妹無從言説、又羞於言説之時，互聯網為其良性溝通搭建了一座便捷的橋樑。當楊大鵬化名網友與楊梅交談時，他們在虛擬的空間裏找到了言説的有效途徑。 ^[6] 

現代性鄉愁是一種背井離鄉的地域鄉愁。人是生活在特定地理空間中的人，自古以來，中國户籍制度嚴苛，農耕文化發達，形成了祖祖輩輩以土地空間和血緣宗親為本的穩定鄉土社會和精神系統。城市的擴張和經濟重心的固定性必然導致時間和空間上的斷裂，從而使得故鄉成為難以回去又難以割捨的存在。範墩子繼承了陝西作家的“土地情結”，致力於對棲身之地的尋找和回憶，其長篇小説《抒情時代》便講述了這樣一個關於故鄉、變革與孤獨的故事。故事塑造了一系列鄉村青年羣像，他們成長的時代是一個追求改變與速度的時代，連取名“張火箭”的少年也追不上時代飛馳而來的變革。他深信不疑的農耕時代就這樣被工業化的浪潮擊得粉碎。在那個變革的時代，人們把所有熱血的、朦朧的、關於南方的想象，都寄託在一輛摩托車上，鄉村的人像是堆放了多年的乾柴禾，一旦遇到點火星，便要奮不顧身地燒個樣子出來。有些人一門心思擠上南下的列車，攢着那麼一股勁，想做南下的掘金人；有人抓住機遇，在經濟浪潮中迅速致富；有些人一步三回頭，卻也還要步步向前走；也有些人心無大夢，固執地守在原地，孤獨地度過一生。作家在紛繁複雜的現實底色中書寫着村鎮和時代的縮影，也在不斷記錄和思考着社會變革與拓展的途徑。

現代性鄉愁是身份認同缺失下的文化鄉愁。小説中雙線並行的敍事更像一個人格的兩個側面。楊梅終日面對田野與羊羣，目光陰鬱，卻堅韌純真，殘疾的身體也渴望去往南方。她像是哥哥留在鄉村的另一個自我，永遠感受着這片土地的呼吸，等待着和土地一起消亡。她是浪漫的、獨立的、充滿女性力量的，她是渴望離開的自由靈魂，又是禁錮在輪椅的現實人。哥哥是人羣中央的作家，拿到了城市的通行證，光鮮亮麗，心底卻盡是悲哀，自卑與恨同時生長。他像桐樹上的鳥，終於飛出了村莊，卻飛不出巨大的、孤獨的陷阱，城市裏的高樓像囚籠一樣禁錮了他；公園的角落是短暫放肆的避難場，永恆的孤獨吞噬着他，如同城市張開大口吞噬了鄉村。他不是巢居在樹上的鄉村少年，也不是人羣中央的城市作家，而是永遠帶着視頻中的面具，在面具背後經歷着人間最為煎熬的放逐。身份認同的缺失早已成為現代性進程與城鄉矛盾的主要特徵之一，這有關乎個人的存在認知及生命體驗，揭示了所處時代的矛盾，帶着一種普遍性的焦慮和不安。

現代性鄉愁的悲劇性和複雜之處還在於，這種焦慮與孤獨並不一定會隨着生活的慣性而改變，反而在青春流逝和社會變遷中加劇，使得個人成為被流放在外的個體，時刻充斥着“異鄉為異客”的漂浮感；即便是守在鄉村的人，也會因鄉村空心化的人口現狀和親朋好友離去而產生出物是人非感，同樣是另一種被邊緣化、被主流世界拋棄在外的流放感。加繆在《鼠疫》中這樣形容流放感：“時刻壓在我們心頭的這種空虛、真真切切的這種衝動，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過去，或者相反，加快時間的步伐，還有記憶的這些火辣辣的利箭，這些正是流放感。”在《抒情時代》中，每個人的命運並沒有如少年時預料的那般美好，父親沒有成為成功的淘金者，卻長眠在南方的黃土之下，到死都只是一個沒有名字的“老陝西”。鬥志昂揚、意氣風發的張火箭也只能頹然老去，最終連兒子也沒能留住。當兒子如同當年那批人一般毅然南下，他只能孤身一人留守在物是人非的故土，靠着童年的記憶過活。在一幕幕真實而又殘缺的眾生相中，是鮮明的時代感和無力感，他們未能接受“此心安處是吾鄉”的安慰，終生都與故鄉有着牽扯不斷的感情。 ^[8] 

2021年12月16日，該小説入選中青閲讀11月推薦書單。 ^[5] 

2023年5月26日，“百名作家話永壽”暨範墩子長篇小説《抒情時代》研討會在雲集生態園召開。 ^[9] 

範墩子，1992年生於陝西永壽。入選陝西省文化廳“文學創作百人計劃”，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陝西文學院簽約作家。魯迅文學院第32屆高研班學員，在《人民文學》《江南》《野草》《青年作家》等發表大量作品，已出版長篇小説《抒情時代》，童話《去貝加爾》，短篇小説集《虎面》《我從未見過麻雀》等多部。曾獲首屆陝西青年文學獎、第十六屆《滇池》文學獎、第二屆長安散文獎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