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理論

（註釋：一直以來我也和舊思想者、舊知識擁有者的認識有過同流之時，我也曾經認為政治理論、文學文藝思想是為某個政治勢力服務的，沒有絕對的真理性可以探討，沒有科學性、物質性和理性延伸到平民的利益可以探討，因此在今天之前，特別在今時我的學識還沒有積累到中西皆通的今天之前，我是絕對不會相信符合客觀規律的政治行為原來是為億萬百姓負責任的行為，是為了我們從小人（小孩子）走向大人、從成長中不可避免的變成壞人（身體和思想）而轉化到好人所做的良心上的管理，為曾經冤枉、不幫助他們和牴觸過這一個具備戰略上管理才能的羣體的行為而感覺到羞愧，同時也堅定了我從事管理學術（政治理論）的科學技術依據理論探索的動力，雖然我的家族歷史（我的祖父曾經是民國末年的地方政府官員，特別是於文上有建樹，因此造成在土改後我的家族經受了難以言語的小人的迫害，尤其是在1960年受小人誣陷死於監獄，在階級為綱的年代給我的父輩造成了極大的災難，雖然後來得以平反，但是給我的父親造成的階級觀念和所謂爭氣思想直到今天我才得以成功矯正，使我的才華陷入了家庭矛盾和家庭建設中的泥潭，使我到今天也沒有底氣告訴我的族人我是一個有良知的人，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和一個可以為他們解決經濟上壓力的人，但是我無怨言，因為我還有幾畝水田可以活命，這就足夠了。）、我的家族和家人的環境經歷（我雖然具備計算機專業技能，但環境所迫，我不得不回家侍奉父母，為了他們的幸福和依靠我必須要這麼做，我弟弟曾經三次南下打工，也受到了國家的一些機構的傷害，雖然具備很出色的管理才能，但是隻能服務於企業管理上，而且工資缺很低）也不斷的對我進行了強有力的考驗，但是我還是從小愛得以成長為大愛，得以心繫整個曾經和我一樣有過痛苦的人類，得以心繫中華民族的命運前程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但又不會違背事物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而違背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前程和利益。所以凡是有良知的人看到我的學術著作、學術論文和體會到我的學術思想的人需要平心靜氣的先看看我的學術文章，特別是《人生參考規劃學》在去正視黨和國家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和對自己造成的影響，然後再決定自己是否需要從舊思想、舊學識轉變為新思想、新學識，是否需要了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理論是否具有科學技術上的基礎，是否在物質性上是合理的和科學的，是否在整個人類的良知的天平上是合法的、是否是比資本主義政治更為先進的、負責任的管理上的規律，是否是對每個管轄下的人的長遠負責。）

無論對個人、對羣體，還是民族，或者國家，他們的根本單元是人，而作為人就必須要活着，不但要活着，還要活的有希望，要做到這些關鍵就是物資的擁有、享受。我們知道科學技術指導我們創造出可再生的物質資源，然後就是在享受這些物資的時候能夠愉悦，這就需要文化的幫助（或者説文學文藝的幫助），要擁有可再生的物質資源就必須要勞動，也就是必須要掌握科學技術知識（可再生物質的技能），在社會發展的比較低級的階段，我們對文學文藝的需求還不是特別強烈的時候，我們可以不強調（或者需要）社會的高度協作，但是一旦我們需要高級別的文學文藝的的時候，我們就需要高度的社會協作，要協作，人的侷限性也就突顯了出來，生命有限啊，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常識，但是到底能夠存在多長時間？到底我們這個生命體是一次性的物質實體，還是可轉世的多次生命體，這就需要我們瞭解我們生存的這個物質空間和物質的轉化規律，也就是需要了解物質空間和時間上的規律，但是我們能夠以文字流傳下來的規律總結畢竟也就是一個人百年左右的努力勞動後的認識，但是我們需要生存，我們就需要物質資源，因此我們需要繼承能夠創造出可再生物質資源的科學技術知識，用來節省一些時間來探索文學文藝上的東西，用來明白我們為什麼而生？我們存在的環境是什麼？所以高度集中的社會協作就又需要進行精密的專業分工，而要進行專業分工，進行物質的再生和物質的分配就需要社會整體上的管理技能，而這些管理技能需要以理論文化的形成傳承下來，並不斷的總結髮展，所以就需要政府了，需要政治理論了，需要能夠維護和創新政治理論的羣體，而這個羣體經過分工協作就組成了政黨，這個政黨就成了科學、理性、先進和人類良知的代表者，在這些代表者進行社會分工和協作的社會管理職能的過程中，需要考慮和照顧由於客觀地理環境而造成的落後者，需要考慮和照顧他們在高度協作和精密的分工後的勞動量的問題和創新分工協作的問題，因此需要將社會的整體性突顯出來，也需要將地理環境、環境人事制約和環境人的文化能力制約考慮進去，從而使他們在有限的生命中不要累死，也不要活的沒有希望，更不能對生活絕望，所以就需要兼顧社會的整體規劃和個人的打算這兩個關鍵量，但是又不能無限制的將整個社會創造的可再生資源無限度消耗，所以必須對落後者和先進者進行雙重管理，也就是將先進者創造的部分不制約先進者創造再生財富的物質和文化資源無償的提供給落後者，用以幫助他們對地理環境、人事環境和人事環境的整體文化水平進行規劃教育，這個社會狀態的實現由於受物質財富的制約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需要從原始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逐漸過渡，過渡時間是根據地理環境、人事制約和環境羣體上人的整體文化水平來決定的，直到中國的近代，我們已經具備了分工和協作進行有機統一的時期，因為我們具備了整體社會創造的物質財富和文化財富進行全民分工的時機，特別是在物質財富還無法使我們富裕的時候，但是我們具備了文化上的指導財富，那就是中華民族的整體物質科學技術哲學（天地人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因此我們迎來了以毛澤東等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使高度的社會協作開始轉向兼顧高度社會協作的情況下的社會分工，也就是民主集中制和土地革命以及包產到户等政治措施，在這個推行中我們也是從一波三輒中走過來的，不停的在探索高度的社會協作和精密的社會分工之間的度的問題，因此我們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純馬克思主義哲學走向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諧理論以及民生理論等，但是這些理論都是我們基於管理理論上的考慮而創新獲得的，我們雖然心理明白這是對億萬百姓負責任的行為，但是我們無法從提供人的生存的不斷髮展的物質財富上進行解釋和證偽我們的理論，無法使我們的百姓站到個人角度去指導他們規劃自己的打算，無法使他們活的明白，也就無法使他們感覺到心靈上的幸福和安穩，因此我們又感覺我們的政治理論是建立到理想上的，我們做了好多有利於人民的事情，但是隻要局部出現一點問題，哪怕是一個小問題，也會讓壞人大做文章，我們要理論又感覺底氣不足，所以必須要找到解釋整個社會分工協作和資源分配的物資轉化上的依據，也就是找到管理的初衷和着眼點，那就是為了讓我們物資上更富有和精神上更快樂的科學技術上的支持，直到今天他們終於探索和總結全了組合並創新出新文化時代的新文化的所有基礎理論，然後我得以有幸接受了完成組合和創新出新文化的歷史任務，那就是中西科學技術整合後形成以中華科學技術為主體的新文化中的科學技術部分理論，也就是《三元物質相對論》、《物質論》、《整體物質哲學原理和解析》、《周易成書原理解析》、《中醫學科學哲學概論》、《人生參考規劃學》、《新文化》、《中華文藝復興實施步驟（丁亥中華宣言）》、《和諧社會具體推行辦法探討》以及《論台灣同胞的出路》，這些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理論、和諧理論、民生理論的科學上的可操作、可還原、可證偽的依據，也是啓動中華文藝復興的啓動理論和迎來人類新文化時代的引渡理論。

具備了這些理論後，我們就可以通過教育、國家的規劃建設説服億萬百姓使他們看清楚對自己負責任的社會管理行為到底是什麼，從而將禍國殃民的人審之以法，使國際社會上也無話可説，將全人類引向理性、科學、和平和文明的新文化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