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解剖

《批評的解剖》一書由一個“論辯式的前言”、一個“探索性的結論”和四篇文章構成。

第一篇文章《歷史批評：模式理論》從歷史演變的角度把西方文學作品分為虛構型和主題型兩大類。前者以敍述人物及其故事為主，根據主人公與社會關係的不同（是隔膜還是和諧）又分為“悲劇的”和“喜劇的”兩類；後者則以作者向讀者傳達某種寓意為主。

第二篇文章《倫理批評：象徵理論》從意義和敍述兩個方面對文學作品進行了層次分析。弗萊認為，文學作品具有多義性，有五個層次（或稱“相位”）的意義和敍述，分別為文字相位、描述相位、形式相位、神話相位和總解相位。

第三篇文章《原型批評：神話理論》是全書的理論主體，從原型的意義和敍述結構兩方面集中探討了原型批評理論。弗萊認為，神話體現了最基本的文學程式和結構原則，原型的意義就在於三個方面：神啓意象，即展現天堂景象和人類的其他理想；魔怪意象，即展現地獄及其他與人的願望相反的否定世界；類比意象，即介於天堂與地獄之間的種種意象結構。

第四篇文章《修辭批評：文類理論》從修辭的角度，也即從文學作品的遣詞造句、韻律節奏、修辭手段等方面分析了眾多文類的特點。 ^[4] 

《批評的解剖》一書主要是針對二戰前英美“新批評”獨霸文壇和文學理論領域的局面而創作的。以“新批評”為代表的微觀形式主義，強調通過“細讀”文本、精細地分析其語言、修辭方面的種種特點，去把握文學作品。這種批評對單個文學作品的研究細緻入微，但也往往表現出煩瑣片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流弊。弗萊批評了“新批評”派的眼界狹窄、觀念僵化，力圖突破其侷限而開創西方文學批評的新局面。他繼承並發展了在戰前已經興起但影響尚不廣泛的原型批評理論和結構主義方法，在把兩者有機結合起來的基礎上，吸收了當時在心理學、人類學、神話學、語言學等方面的新成果，融匯了卡爾·古斯塔夫·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和“精神分析批評”的某些觀念，也並不拒絕借鑑“新批評”的某些長處，由此建立了其獨特的、系統的宏觀形式主義的理論構架。 ^{[4]  [7]} 

所謂文學原型，是指文學中可以獨立交際的較穩定的結構單位。它可以意象、主題、人物等形態，在不同時代、不同體裁的作品中作為象徵或象徵羣反覆出現，形成並體現着傳統的力量，並藉助特定的語境使大多數人得以理解。原型本是心理學或人類學的概念，弗萊在人類學的原型批評中，將其移植到文學領域，作為其理論的核心。他認為各種文學類型全都是神話的延續和演變，這裏的“神話”，特指由神話故事引申出來的縱貫文學史的敍述結構原則。他把文學作品構織成一個由意象組成的敍述表層結構和一個由原型組成的深層結構，並通過原型批評的提示再發掘作品的真實含義。他認為文學批評是按照一種特殊的概念框架來論述文學的，這個框架不是文學自身，更不是文學之外的東西。他批評托馬斯主義、自由人文主義、新古典主義、精神分析理論、存在主義等，都是用一種批評的態度取代了批評，都不是到文學內部去為批評找一個概念框架，而是將文學之外的一個框架附加到文學批評上，讓文學批評服從一種從外部獲得的批評態度，從而誇大了文學與外部根源有關的價值，必然造成對文學的偏見。批評的原理只能從它所論及的藝術中生長出來，批評家必須做的第一件事是閲讀文學，對自己的領域做一個歸納性的概覽，並從他關於這個領域的知識中自行產生出批評原則，而不能搬用神學、哲學、政治學等文學外部的原則。

弗萊指出，文學是移用的神話。近現代文學的結構是神話和宗教信仰的移用。小説中的大量情節，如誕生、成長、遇難、勝利或死亡，都是對神話中某位神的誕生、成長、遇難、勝利或死亡的移用。他認為，凡進入“好故事”之列的作品、其結構肯定是對神話和宗教信仰的移用。在弗萊眼中，千姿百態的文學作品中儘管人物事蹟不同，但表現的卻都是原始神話的基本結構，文學是神話的延續，是“移用”神話的結果。

弗萊認為，作家不必有獨創性，只要能發現神話或宗教信仰的結構模式就行。換句話説，一個好的作家是努力發現人類的原型，成功移用神話原型的人。弗萊從古代神話故事及其在後世的種種置換變形過程的描述分析中，引申出三種依次出現的神話原型模式，分別是原生的神話模式、浪漫故事和現實主義。他認為在這三個模式中，神話是文學構思的一個極端，自然主義則是另一個極端，在這兩者之間是浪漫故事的廣大領域。另外，這三個模式中，後兩個模式均是對原生神話模式的置換變形式移用。具體來説，神話是一個隱喻的世界，其中每一事物都在暗中意指其它事物。浪漫故事是神話向人的方向的置換變形，其特點是由隱喻轉向明喻。現實主義模式則是對浪漫故事的進一步置換變形。就作品中的文學內容與現實事物的相似關係來看，可以説它是一種擴展的或含蓄的明喻藝術。這樣從神話—浪漫故事—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線索就由比喻的結構原則貫穿其間，而由隱喻到明喻再到擴展的或含蓄的明喻演變的基本動力，則是原型模式的置換變形。 ^[8] 

弗萊的藝術分類有兩個基本原則，一是人類學原則，二是宇宙論原則。他的人類學原則是在吸收亞里士多德《詩學》理論的基礎上，按照主人公行動的力量比普通人大或小，或與普通人大致相同，把文學作品分成五類。第一類，主人公在性質上遠遠高於普通人及其生存的境遇，他是神。神既不受人的法則制約、也不受制於自身的生存境遇。這種以神為主人公的故事是神話。第二類，主人公在性質上是人類的一員，在程度上比普通人及他自身的生存境遇優越，他是典型的浪漫英雄。他擁有超自然法則的奇異武器，能與動物交談。關於浪漫英雄的故事是傳奇和民間故事。第三類，主人公在程度上比普通人高，卻不比他自己的生存境遇高。他無法超越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這是現實的英雄、國王和領袖。他具有比普通人強大的權威、激情和力量，但其所作所為又得服從社會法則和自然規律，關於他的故事是高級模仿。第四類，主人公既不比普通人優越，也不比自己所處的環境優越。其所作所為與普通人的人性觀念產生共鳴，關於他的故事是低級模仿。第五類，主人公在能力和智力方面都比普通人低。從而使普通人處於一種優越的地位上，俯視主人公所遭受的奴役，挫折及荒唐可笑的境況。關於他的故事就是反諷。

弗萊上述人類學的劃分法，以文學作品中主人公的性質作為尺度，把文學作品劃成五種模式：神話模式、傳奇模式、高級模仿模式、低級模仿模式、反諷模式。他認為，歐洲過去1500年間的文學作品，其重點一直是沿着上述五項下移的。所以，這種劃分既反映了作品的類型，又劃出了審美對象的類型，更廓清了文學作品的發展流程。

宇宙論分類原則把宇宙中的事物分成五大類：神界、人界、動物界、植物界和礦物界。它們中形成了五種不間的意象：神啓意象、魔怪意象、天真類比意象、自然和理性類比意象、經驗類比意象。這五類意象又與上述五種模式相對應：神啓意象對應神話模式，魔怪意象對應反諷模式，天真類比意象對應傳奇模式，自然和理性類比意象對應高級模仿，經驗類比意象對應低級模仿。 ^[8] 

弗萊認為，把文學分為五種意象結構，是一種靜態的定式，而敍述本身包含着從一種結構到另一種結構的運動過程。由此，他就把循環運動規律引入原型批評理論中。他認為，每個意象範疇內部都在進行循環運動。在對文學的原型意象進行分析時，弗萊曾概括出七個意象範疇，他對這七個意象範疇從敍述的動態轉換角度，分析它們的循環運動特徵。一是神性世界，主要的運動過程是神的死亡和復活，消失與重現，以及化為人形與消除人形的運動。二是天體中火的世界為我們再現出三種重要的循環節奏。三是人類世界。伴隨着太陽的光明、黑暗，人進入了甦醒與入夢的循環。作為太陽節奏的對立物，當太陽沉睡時，人的力比多就會甦醒，而白晝的光明常是慾望的黑暗，從而形成一種慾望的循環。四是動物世界。同人一樣受自然法則的制約，其生命也顯現為一種生死循環。五是植物世界。常展示出一年一度的四季循環。六是文明社會。在文學中，文明生活常被視為另一種個體形式表現出來的生長、成熟、衰老、死亡以及再生這一有機的循環。七是水的象徵。其循環節奏表現為：從下雨到泉水，從泉水到河流，從河流到海洋或冬天的大雪，終而復始。

弗萊認為，文學的敍述程式對應着自然的循環運動和神話運動的方向。他從宇宙哲學可以是神話的分枝，因而宇宙哲學像神話一樣將是詩歌的一條結構原則出發，認為上有天堂、下有地獄，中間有循環的宇宙或自然的秩序這一概念，形成了但丁和彌爾頓的基本構思。他認為，這一結構可以應用於敍述的兩種基本運動：自然秩序的循環運動和從這一秩序上升到神啓世界的辯證運動。他把自然循環運動又分為上、下兩部分。上半部是浪漫故事的世界和天真類比，下半部是現實主義的世界及經驗類比。由此推出有四種主要的神話運動：在浪漫故事內部的向上、向下運動，在經驗內部的向上、向下運動。他認為向下運動是悲劇性運動，向上運動則是喜劇性運動。由此他劃分出四個比普通的文學體裁更寬闊、邏輯上更優越的文學敍述範疇：浪漫故事、悲劇、喜劇、反諷或諷刺。

文學的四個敍述範疇作為自然秩序的循環運動，又分別對應着神話運動的四個方向：喜劇對應春天的敍述結構，述説英雄的誕生與復活；浪漫故事對應夏天的敍述結構，述説英雄的成長與勝利；悲劇對應秋天的敍述結構，述説英雄的失敗和死亡；反諷與諷刺對應冬天的敍述結構，述説英雄死後的世界。在四個神話運動方向中，喜劇和浪漫故事是向上運動，悲劇和反諷是向下運動。反諷至極又出現喜劇色彩，冬天又會轉入春天，它們連在一起，構成由春到冬再回到春的循環往復運動。於是，四個文學敍述範疇就被納入到共時性循環運動的框架之中。

弗萊認為，歐洲文學的發展歷程是一個歷時性的循環運動。在他看來，歐洲的敍事文學正好顯示了一條歷史發展的循環規律：中世紀以前，是基督教、古希臘羅馬和條頓民族的神話。中世紀的文學主潮是浪漫故事。文藝復興時期，描寫帝王朝臣和宮廷生活的高級模仿成為文學主流，隨後中產階級文學帶來了低級模仿模式。從1850年至1950年，大多數嚴肅小説日益趨向反諷模式，而這股反諷潮流中又明顯含有神話內容，意味着反諷模式正在向神話模式復歸，而這種復歸又證實了宇宙的循環規律。 ^[8] 

弗萊認為，文學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一個自主自足的體系。其中的任何單個作品都只是文學整體的組成部分。人們在文學世界中所偶然讀到的單篇作品其實是所有文學的縮影，是一個整體的詞語秩序的單個展現。所以，他強調對各類作品的分析研究，都應着眼於其中相互關聯的因素，正是這些因紊體現了人類集體的文學想象，並且表現為一些相當有限而且不斷重複的模式或程式。為此，不能把每部作品孤立起來。而要把它們置於整個文學關係中，從客觀上將其視為一體。弗萊認為批評家的立足點就是文學的程式和整體交流技巧。只要抓住了它們，就等於抓住了文學的中心點。因為文學在本質上具有對話交流的特性，為使對話交流順暢無阻，就必須建構一定的程式，設置一些技巧。而批評要想切合文學實際，就一定得立足於上述程式和技巧。

他指出，文學可以具有生命、現實、經驗、自然、想象的真理、各種社會條件，或者你願意可以加進內容中的任何東西，但文學本身不是由這些東西構成的。文學只能產生於文學自身的程式。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人類最初講述的都是無所不能的神的故事，以後逐步發展到講述似乎可信或相當可信的故事。於是，神話逐漸消融到英雄傳説中，英雄傳説逐漸又消融到悲喜劇情節中，悲喜劇情節又逐漸消融到現實主義情節中，雖然故事的主角不斷變化，但講故事的結構原則卻一直保持不變。

原型批評認為，文學的敍述方面是象徵交流的一種重複進行的行為，即一種儀式。文學的內容則是意願和現實的衝突，具體説就是夢。分析一部小説的情節原型，實際就是同與儀式相似的、普通的、復現的、程式化的行動打交道。挖掘這種作品的意義或意味原型，就要對被其情緒和決心所指示的普通的、復現的或程式化的模型進行研究，因為這種模型把意願經驗的關係表達了出來。進一步來説，儀式不僅是復現的行為，而且是表達意願和嫌惡的矛盾對立的行為。在人的夢幻中有一種與儀式相似的對立統一，即既有願望達成的夢，也有叫人厭惡的夢。神話是儀式和夢幻在語詞交流形式中的統一，文學作為神話的移用，使儀式和夢幻成為可交流的信息。必須從整體上把握其有機的節律或佈局。 ^[8] 

《批評的解剖》一書以開闊的眼界剖析和總結了西方現存各種批評流派的是非得失，突破了從20世紀20年代起即統治英美批評界的“新批評”派的眼光狹窄、觀念僵化的侷限，打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文藝批評的新局面。該書標誌着“原型批評”流派的崛起，從此結束了“新批評”獨霸文壇的局面，而出現了多種文學批評流派共存共榮的勢態；結束了各批評流派絕對地互相排斥的局面，而開創了在把已有的經驗作為共同財富的基礎上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的新格局。該書既是五十年代以前西方文藝批評的系統總結，又是五十年代以後西方文學批評新動向的明確宣言，因而成為一部劃時代的批評專著。 ^[9] 

弗萊的原型批評理論對當代西方文論的貢獻是巨大的，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運用原型系統，對文學進行整體考察。這就為人們觀察文學提供了一種新視角，為分析文學作品提供了新的方法。二是把文學批評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系統考察了學術式批評與審判式批評各自的特點和相互關係，有助於人們進一步認識文學批評的功用，提高文學批評的學術性、科學性，以建立科學的文學批評觀。

但是弗萊理論的缺點也是非常明顯的：他認為文學的根源在於神話原型而非社會生活，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論觀絕對不能接受的。他只關注文學的共同模式而忽視文學的個性創造，顯然不符合文學實際。 ^[8] 

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1912—1991），加拿大思想家和文學理論家。1912年生於加拿大魁北克。他先後入多倫多大學和牛津大學學習。28歲時他獲得牛津大學碩士學位，畢業後回國，在多倫多大學維多利亞學院教授英國文學，一直在此教授達半個世紀之久，他還一度兼任《加拿大論壇》的編輯。期間他一直從事學術研究，不到40歲他的學術影響就超出了國界。他曾到許多國家講學，並先後獲哈佛、牛津、多倫多和普林斯頓等36所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稱號。他的主要著作有《批評的解剖》《同一性的寓言》《批評之路》《頑強的結構》《世俗聖經》等。弗萊深入地探索了統治西方文化的神話本質，系統地建立了神話原型批評。他的《批評的解剖》等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西方文學史和文化史方面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