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遊記

1879 年春，王韜訪問日本。三月十一日（公曆5月1日），船抵長崎。王韜先後遊歷了長崎、神户、大阪、西京、橫濱、東京等地。他每至一地，都受到熱烈地歡迎。

考察明治維新後的社會變化是王韜赴日的基本目的所在。在日本旅行的128 天裏，王韜廣泛接觸了日本各界人士。對日本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況進行了全面地考察。廣泛的考察加深了王韜對日本社會的瞭解和對西學的認識，也豐富了他的思想，拓寬了他的改革思路。王韜特別留心瞭解日本社會在明治維新以後發生的急劇變化。他首先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後，社會性質已經發生變化，王韜不禁感慨萬千："鳴呼！僅十許年耳，而滄桑更易，人事變遷，可勝嘆哉！"

日本社會形態變化以後，原有的等級制度也分崩離析。資本主義的機會均等和能力競爭原則代替原來的血緣世襲原則溶入了社會生活。王韜觀察到這一階級結構的變化。從日本華族世家的衰落，王韜似乎也體悟到了歷史規律的不可抗拒性。政治和經濟的變化引起了社會風尚的變化，傳統的儒學及建立其上的舊價值觀在明治維新以後遭到挑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西學感到興趣。王韜觀察到這種文化的裂變和轉軌。與儒學不斷式微的情況相反，西學在日本社會長驅直入，取得了文化統治地位。

對日本社會在明治維新以後文化方面的急速變化，王韜抱有一種複雜的矛盾心態。作為一位具有世界意識的改革呼喚者，王韜對日本明治時期儒家文化的式微和西方文化的勝利進軍感到興奮，為之歡呼喝彩，以為可作為中國學習西方的借鑑。但是，作為孔子之邦的"孔學中人"，王韜又對此情此景表示無限的傷感和挽惜。變化節奏太快，令他惴惴不安，害怕社會就此脱序，這種挽惜和優慮是王韜不時給"全盤西化"潑冷水的心理機制。 ^[2] 

《使東述略扶桑遊記》是其光緒五年（1879年）前往日本遊歷考察的記錄。王韜先後遊歷了長崎、神户、大阪、西京、橫濱、東京等地，對日本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況進行了全面的考察。其訪問日本的時間，正好處於何如璋擔任駐日大使的任期，二人在日本還有多次相聚交流的機會。當然，作為非官方的清末文人騷客，王韜記錄了更多社會底層的景觀，包括日本傳統的藝妓的生活方式。

王韜（1828年11月10日 — 1897年5月24日），原名王利賓，字蘭瀛。後改名為王瀚，字懶今，字紫詮、蘭卿，號仲弢、天南遁叟、甫裏逸民、淞北逸民、歐西富公、弢園老民、蘅華館主、玉鮑生、尊聞閣王，外號“長毛狀元”，清末傑出的思想家，政論家。十八歲縣考第一，王韜於1874年在香港創辦了中國報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論為主的報紙——《循環日報》 ^[3] 

與王韜交往的日本各界人士，既有政府官員、社會名士，也有詩人墨客和普通百姓；既有學問精深的“東國耆儒”，也有“叩門求見”的少年童子；既有維新志士，也有遺老遺少。儘管他們的地位、身份、經歷、思想傾向不盡相同，但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對王韜的敬重友好之情，卻是共同的，體現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王韜學問淵博，出口成章，使日本人十分欽佩，“皆願納交恐後”，視之為“人中之龍文中虎”，贊其“囊中詩刻三千首，海外名傳二十年”。甚至説他“嬉笑怒罵無不成詩”。王韜在其《扶桑遊記》中提到的日本友人不下百人，並對許多人加以介紹評論，描繪了明治十三年日本文壇羣英的形象。如他稱岡千仞“性豪爽高亢”，贊吉田易簡“為人磊落奇偉”，頌中村正直“文章倜儻稱一時”。 ^[4] 

王韜常與日本友人們暢論天下大勢，比較東西文化。針對當時中日兩國都有一部分人不顧國情主張全盤照搬西方文化的傾向。王韜認為學習西方，應該加以分析鑑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他説：“法苟擇其善者而去其所不可者，則今之道矣。”他還指出學習西方文化，要學其根本，而不可徒襲皮毛，“餘謂仿效西法，至今日可謂極盛，然究其實，尚屬皮毛。並有不必學而學之者，亦有斷不可學而學之者。又其病在行之太驟，而摹之太似也”。(《扶桑遊記》) ^[4] 

王韜周遊日本各地的名勝古蹟，用優美的文筆描述了在神户遊千鳥瀑，在大阪觀博覽會，在京都登華頂山，在東京上野觀櫻花，墨江看煙火，以及墨田川盪舟、日光山觀瀑等等。他還到後樂園懷古，瞻仰朱舜水墨寶，謁拜德川氏家廟，憑弔源賴朝墓冢。王韜還深入考察了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影響及其變化。如敍述東京的孔廟已改成圖書館，“舊幕盛時，事孔聖禮極而隆盛”，而“維新以來，專尚西學，此事遂廢。後就廟中開書籍館，廣蓄書史，日本、中華、泰西三國之書畢具，許內外士子入而縱觀。”他在日本還發現了不少在中國已經佚失或罕見的珍本秘籍。如在重野安繹處見到清初文人孫豹人的《溉堂文集》，感慨“此集在中土甚少，不知何年流入日東也”。王韜對日本的古典戲劇歌舞伎曾作過細緻的觀察和傳神的描述，稱讚“日本優伶，於描情繪景，作悲歡離合狀，頗擅厥長”。他還對東西方戲劇藝術特點加以比較，認為“東西洋戲劇，魚龍曼衍，光彩陸離，則以西國勝。廬舍山水，樹木舟車，無不逼真，兼以頃刻變幻，有如空中樓閣彈指即現，則以日本為長”。

1879年8月21日，王韜歸國前夕，日本友人為其設宴餞行於東京中村樓。駐日公使何如璋、參贊黃遵憲等也前來赴宴，中日文人學者出席者不下百人。王韜當場吟詩留別日本友人，除本篇一開始所引用的豪言壯語外，還寫道：“瀛州縹渺神仙居，百日因緣亦足喜。”日本文人學者們也紛紛作詩送別。 ^[4] 

自序

重野安繹序

中村正直序

扶桑遊記上

扶桑遊記中

扶桑遊記下

龜谷行跋

平安兩尾跋

岡千仞跋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