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莫爾

托馬斯·莫爾，曾當過律師、國會議員、財政副大臣、國會下院議長、大法官。1535年因反對亨利八世兼任教會首腦而被處死。

1886年，在莫爾去世三百多年後，被羅馬天主教會的教宗庇護十一世冊封為聖人，在1980年與主教費舍爾一起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尊為殉教聖人。人們常説：“像托馬斯·莫爾那樣聖德卓越的人，自始至終是聖善的。”他常向天主祈禱道：“主呀，請你賜我常懷有與你結合的善念。這並不是為了逃避現世的苦，煉獄的暫罰，也不是為了逃避地獄的永罰，也不是為了享受天國的永福。我希望與你結合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為了愛你的緣故。’”作為天主教徒中的殉道烈士，他非常罕見地獲得了左右翼的一致推崇：左翼發現了他的共產主義理想，右翼發現了他的對天主教的忠誠。

他在英國曆史上最偉大100個名人中評選中名列第37位。

托馬斯·莫爾於1478年2月7日出生在英國倫敦一個不太顯赫的富有家庭。莫爾幼年喪母，由父親帶大。他的父親約翰·莫爾（JohnMore）曾擔任過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一位勤儉持家、正直明達的人，對兒子要求極為嚴格，這對莫爾一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 

在當時的歐洲，拉丁文被視為進入上層社會的通行證。因此，幼小的莫爾被送入了倫敦的聖安冬尼學校，學習拉丁文。十三歲時，父親將他寄住在坎特佈雷大主教、紅衣大主教莫頓（Morton）的家中作少年侍衞。莫頓是當時一位很有影響的政治家，他學識淵博、機智過人、談吐優雅，曾擔任過英國的大法官，對此莫爾在《烏托邦》中專門做過描述。從他那兒莫爾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影響。這位主教對聰明好學的莫爾極為賞識，常對朋友誇獎説：“我的這個孩子，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名人”。

1492年，莫爾進入牛津大學攻讀古典文學，在這裏他又學習了希臘文，這使得他可以盡情地閲讀柏拉圖、伊壁鳩魯、亞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其中，尤其是柏拉圖的思想對莫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後來的評論家中有人乾脆將《烏托邦》稱為柏拉圖《理想國》的續篇。在這裏，他還學習了不少人文主義學科，並與在此任教的著名人文主義者科利特、格羅辛、林納克等人有很深的交往。他還對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庇科（Pico，1463-1494）的作品很感興趣，曾將他的作品《十二把利劍》譯成英文。這些人文主義者，以及後來莫爾所接觸的歐洲大陸著名的人文主義者德西德里烏斯·伊拉斯謨（DesideriousErasmus，約1466-1536）都對莫爾產生了極深的影響，使他成為一位堅定的人文主義者。

老莫爾認為兒子從事古典創作沒有什麼前途，便逼他改學法學。

1494年他被迫離開了牛津大學，進入了新法學院（NewInn）學習法學，後又在林肯法學院（LinconsInn）攻讀英國法，在法律方面的苦心鑽研，使他的知識更為豐富，也培養了他的現實主義態度。

1496年2月，莫爾被獲准進入林肯法律協會，1501年成為外席律師。他有着廣泛的好奇心和驚人的工作能力，在從事法律的研究和實踐的同時，仍保持着對文學的愛好，以各種文學形式，包括戲劇和詩歌，磨練自己的才能，以求筆鋒的自由流暢。

十六世紀初期的英國，雖然表面上相對平靜，實則藴含着矛盾與危機。此時，王權已經對貴族（無論是新貴族，還是那些舊貴族）和教會勢力取得了絕對的控制權，農民和新興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從一定意義上講，他們的確是“寧可要秩序，也不願意要自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了王權的維護者。而且當時的資產階級正處於原始資本積累階段，有着屬於本階級的特殊利益，從十五世紀開始的“圈地運動”正是由他們發起的。在歐洲大陸上，由馬丁·路德發動的代表着下等階級利益的宗教改革，以及由此而激發起來的各階級反抗壓迫剝削的鬥爭風起雲湧，雖然也波及到了英倫三島，但宗教改革在這兒卻完全改變了方向。

儘管如此，不同階級之間，乃至統治階級內部的磨擦和鬥爭卻幾乎一直沒有停止過。同時與羅馬教廷和其他一些國家也有一系列糾紛。這便是莫爾所處的英國的歷史背景。

在1505年，27歲的莫爾娶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小他十歲的珍·考爾。根據他女婿和第一位的傳記作者──William Roper，莫爾原本打算娶約翰·考爾的第二個女兒。但是，後來又覺得這樣子珍·考爾會感到羞辱與丟臉，因為她妹妹比她早結婚。這段婚姻很快樂，他們有四個小孩，三個女兒──瑪格利特（莫爾最喜愛的小孩，暱稱為Meg）、伊莉莎白（Beth）和Cicely（Cecy），和一個兒子──約翰（傑克）。他們家，不僅僅只有他自己的小孩，他另外還領養了一個孤兒──瑪格利特·Giggs。他是一位很忠實的父親，當他不在家時，他通常都要求他的孩子們給他寫些東西，即使他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和他説。他希望女人和男人一樣聰明，所以他教育他女兒的時間和精力就和他教育他兒子的時間和精力是一樣的，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

1511年，珍去世，莫爾以最快的速度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這樣他的小孩子們才會有母親。他的第二任妻子──愛麗絲·Middleton大他7歲，是個寡婦。她和莫爾並沒有小孩，即便如此，莫爾仍認養了一個小孩並命名為愛麗絲。莫爾説他的第二任妻子“既不是珍珠，也不是女孩。”（原文為“nec bella nec puella”）其意義為她既不漂亮也不年輕。伊拉斯謨甚至刻薄的描述了她的鼻子是“鳥身女妖的鷹勾鼻”。即使在現實上他們的角色大不相同，但是莫爾和他的妻子顯然的變成很充滿深情的面對對方。雖然他不會用他教育或訓練珍的方式來教育她。在他寫給他自己的碑文中，莫爾讚揚珍幫他生了四個小孩，也讚揚了愛麗絲當了個温柔的繼母。他公開宣佈他無法説出他最愛哪一任妻子，也表示希望他們死後能夠團圓。

莫爾在宗教信仰方面，浸沉較深，他認真研究過奧古斯丁的作品。莫爾曾在法律協會附近的卡爾特修道院住過四年，嘗試修道生活，但當他意識到出家人不能有婚姻生活時，便“寧肯做一個純潔的丈夫，不願做一個不純潔的神父”，毅然回到塵世。決定以世俗的基督教徒身份獻身於上帝和他的同胞。

1504年他年僅26歲就被選為議員。風華正茂的莫爾，在國王亨利七世無理要求一筆補助金時，在議會中起而反對，使國王未能如願以償。為此事亨利七世將莫爾的父親投入監獄，並罰以鉅款。莫爾也無法繼續從政，回到律師界並從事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

1504年末或1505年初，莫爾與埃塞克斯郡一個鄉紳之女珍·考爾特結婚。他繼續過着虔誠的生活，不曾改變早起、長時間的祈禱、禁食、穿粗毛衫等習慣，上帝仍然是他生活的中心。

莫爾與歐洲著名人文主義學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有着深厚的友誼。伊拉斯莫1499年夏天來到英國，與莫爾結識。在伊拉斯莫第二次在英逗留期間（1505—1506），他已是莫爾家中的常客了。為增強運用拉丁語的能力，也為掌握諷刺對話藝術和雄辯講演的技巧，兩位朋友競相翻譯公元二世紀希臘作家呂西安的作品。他們的譯文於1506年在巴黎出版並多次再版。其間，莫爾還將《約翰·皮庫傳》一書譯成英文。

1509年伊拉斯莫來英作時間最長的一次僑居,他在莫爾的家中寫出了傑作《愚頌》，該書是在莫爾的建議下寫作的。

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莫爾重返政界，起先是承擔出使國外的工作。1509年莫爾代表部分倫敦商人與安特衞普的商人代表進行談判，解決糾紛，從而贏得了倫敦商人的信任。

1510年，莫爾擔任了倫敦司法長官，在以後數年間，英王兩次委派莫爾到荷蘭及加來，調停與當地商人發生的商務糾紛。

1511年，他年輕的妻子去世，留下四個子女。數星期後他又與倫敦一位紡織品商人的遺孀阿利絲·米德爾頓結婚。

在1510年到1518年，服務於倫敦市兩個行政司法長官中的其中一位的底下。他的身份屬於重要的、負責任的地位，他在那裏學到要贏得信任就是要誠實以對和做一個公家機關的僕人。

1517年，以一個律師的身分進入皇宮服務國王和做一個“私人的僕人”。莫爾在在擔任律師期間，他接觸了大量涉及到下層社會的訟案，目睹了廣大人民羣眾所遭受的苦難。他主持公道，能夠替受屈的人們撐腰，因而在倫敦很有名望。亨利八世早期反對宗教改革，這與莫爾的觀點相吻合。因此莫爾深受亨利八世寵信。

1518年莫爾被任命為王室申訴法庭庭長，樞密顧問官。

1521年任副財務大臣，並被封為爵士。

1523年經大法官托馬斯·沃爾西提名，莫爾被選為下議院議長，1525年受命為蘭開斯特公爵領地大臣。

1529年又取代沃爾西成為英國大法官，這是英國僅次於英王的第一號要人。

約在1513年至1518年間，莫爾用英文和拉丁文寫了《國王理查三世本紀》，這是英國曆史學的第一篇名著，雖然沒有完稿，但對後世產生影響，莎士比亞的戲劇《理查三世》就是以莫爾的這本書為藍本，成功地塑造了一個暴君的形象。

《烏托邦》一書是莫爾的不朽之作，它的全名是《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寫於1515年至1516年出使歐洲期間，用拉丁語寫成。書中敍述一個虛構的航海家航行到一個奇鄉異國烏托邦的旅行見聞。

“烏托邦”一詞來自希臘文，意即“烏有之鄉”。莫爾第一次用它來表示一個幸福的、理想的國家，莫爾説，“烏托邦”是南半球的一個島國。在那裏，社會的基礎是財產公有制，人們在經濟、政治權力方面都是平等的，實行按需分配的原則。公民們沒有私有財產，每十年調換一次住房，穿統一的工作服和公民裝，在公共餐廳就餐，每人輪流到農村勞動二年，官吏由秘密投票方式選舉產生，職位不得世襲。居民每天勞動六小時即能滿足社會需要，其餘時間從事科學、藝術、智慧遊戲活動。沒有商品貨幣關係，金銀被用來製造便桶溺器。烏托邦人也奉行一夫一妻制和宗教自由政策。莫爾的結論非常明確：私有制乃萬惡之淵藪。私有制使“一切最好的東西都落到最壞的人手中，而其餘的人都窮困不堪。”因此“只有完全廢除私有制度，財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類才能有福利。”莫爾在社會主義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問題。

莫爾讚揚島國的賢明制度，實際上是批判歐洲，特別是英國都鐸王朝的君主專制制度。莫爾生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代，他在“烏托邦”這本書中批判了新生的資本主義關係，描寫了人民的痛苦。他以無比激動的心情揭露圈地運動的結果説：“你們的綿羊本來是那麼馴服，吃一點點就滿足，現在據説變成很貪婪很兇蠻，甚至要把人吃掉……那兒的貴族豪紳，乃至主教聖人之流……不讓任何人在莊園上耕種，把整片地化做牧場，房屋城鎮都給毀掉了，只留下教堂當作羊圈……佃農從地上被逐出，他們的財產被用詭計或壓制的方式剝奪掉。有時他們受盡折磨，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家業。那些不幸的人們想盡辦法，只有離鄉背井了……等到他們在流浪生活中把賣來的錢花得一乾二淨，他們就只有盜竊，受絞刑的處分，否則就是挨家沿户討飯了。”

莫爾“羊吃人”的名言成了當時民歌中經常引用的佳句，他那對圈地運動的詳細描寫成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敍述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野蠻方法時所引用的生動素材。當然，處於那個時代的莫爾還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也無法指出實現理想制度的真正途徑，他的烏托邦只是一個空想而已。

亨利八世表面上非常歡迎人文主義的做法，令莫爾也很受鼓舞，他曾創作過一首長詩《獻給英國最光榮和最理想的國王亨利八世加冕紀念日》，而且，莫爾反對新教的主張與亨利八世最初對待宗教改革的態度相吻合，再加上莫爾本人的聲譽，亨利八世決意把他召入宮廷工作。

1518年莫爾被任命為王室申訴法庭庭長，樞密顧問官。1521年任副財務大臣，並被封為爵士。1523年經大法官托馬斯·沃爾西提名，莫爾被選為下議院議長，1525年受命為蘭開斯特公爵領地大臣，1529年又取代沃爾西成為英國大法官，這是英國僅次於英王的第一號要人。莫爾平步青雲，聲望日重，國王對他極為推重,不拘禮節地約他一同進餐，還和他一起研討數學和天文學，可是莫爾對此並不感到榮幸。有一次人家祝賀他受到國王的寵愛，他回答：“假使我莫爾的人頭真會讓他得到一座任何一個無足輕重法國城池，這顆頭準得落地。”莫爾深知亨利八世的為人是反覆無常和冷酷無情的。

當時歐洲正值宗教改革運動蓬勃開展的時代。亨利八世開始是反對路德的改革主張的，曾寫了《保護七項聖禮》的小冊子。以論戰迴應馬丁路德關於天主教會罪惡的囚禁。莫爾是宗教改革的堅定反對派，他幫助國王進行撰寫。當遭到路德的回擊時，莫爾以卡利爾莫·勞山的筆名寫了《回答路德》一文（1523年），反唇相譏。1526年他又在一個《書信集》裏對路德的全部教義進行抨擊。在雙方的論戰中混雜了很多對人身攻擊的過分侮辱，這進一步加深了莫爾為烏托邦中所描述的秩序和紀律而奮鬥的信念。

但是英國的宗教改革勢在必行，國王亨利八世的離婚案加速了改革的進程。1502年，亨利的哥哥──阿瑟去世，亨利變成英國王位的法定繼承人。並在1509年娶了他哥哥的妻子──阿拉貢的凱瑟琳、天主教雙王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貝拉一世的女兒。亨利八世娶妻的意義是為了維持和西班牙的同盟。亨利也發現到他正愛着凱瑟琳。儒略一世宣佈聖經裏面並不允許一個男人和他哥哥的妻子結婚。（這是根據《利未記》第20章第21節）這個宣佈有一部分是照着凱瑟琳的聲明，她的第一次婚姻並未圓房。多年來亨利八世和凱瑟琳的婚姻進行得是很順利的，但是凱瑟琳一直無法幫亨利八世生個兒子做王位繼承人。亨利後來迷戀於凱瑟琳皇后的一位宮女──安妮·博林。在1527年，亨利命令自己的樞機主教沃爾西向教皇申請離婚。但根據聖經的禁令，教皇克雷芒七世拒絕讓亨利八世與凱瑟琳離婚。1529年，亨利把沃爾西撤職，由托馬斯·莫爾繼任此一職務。此時陷入愛河的亨利開始相信新教徒所説的教皇只是羅馬的主教而已，因此教皇無權管理全部的基督教教會。由於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問題上突然改變態度，這就註定了莫爾與國王之間的矛盾衝突。莫爾依舊篤信天主教，在1529年至1533年間，莫爾發表了七本辯論的小冊子，第一本也是寫得最好的一本名為《論異端問題的對話錄》。

身為大法官的莫爾，在公開場合仍然以國王代言人的面目出現，但他深知他和國王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1530年英格蘭的貴族和高級教士聯名寫信給教皇，要他宣佈亨利八世與安妮的婚姻無效，莫爾未在信上簽名，他認為凱瑟琳應是國王真正的妻子。他反對在英國進行宗教改革，儘管他也曾對天主教的腐敗現象加以抨擊，但他主張天主教內部改良，主張用全教會代表會議來限制教皇權力。他認為歐洲應由一個統一的教會來維繫，以減少戰禍。

莫爾於1532年毅然辭去大法官職務。亨利對於莫爾的不為己用和辜負信任，深感惱怒。但莫爾不願拋棄自己的信仰以換取亨利的開恩，繼續堅持自己虔誠的天主教信念。1533年莫爾寫了兩本替自己辯護和反駁異端的著作。這時已是流言四起，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加到莫爾的頭上。莫爾憑着其崇高的聲望和敏捷的辯才，保護了自己。

1533年，亨利八世與凱瑟琳離婚後與安妮·博林結婚。莫爾拒絕參加安妮·博林的加冕典禮。次年，議院通過《至尊法案》，宣佈亨利八世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首領，全國臣民都要宣誓承認，莫爾拒絕宣誓因而被關進倫敦塔。

在被囚禁的日子裏，莫爾寫了《耶穌受難史》，但寫到聖餐制的設立時，由於獄中沒有精確的參考資料而輟筆。他又另寫一部著作，題為《快樂對苦難對話錄》，書中點綴着不少聖經的訓誡和幽默的趣聞軼事，其中有些情節帶有自傳性質。

在獄中一年多的時間裏，他三次拒絕宣誓，由於他堅不吐露拒絕宣誓的理由，所以無法審判定罪。在獄中托馬斯·莫爾曾與朋友諾福克有一段經典的對話：諾福克：在英國，誰不服從國王，就沒有好結果。

莫爾：我已經再三思索考慮了，但是，我不能違背自己的良心。

諾福克：托馬斯，我怕你將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莫爾：自由的代價的確很高。然而，即使是最低級的奴隸，如果他肯付出代價，也能享有自由。

他的審判於1535年7月1日舉行，亨利八世的檢查官理查德·裏奇（Richard Rich），是未獲承認的政府首腦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的產物，他作假證誣告莫爾説過“議會無權宣佈亨利八世為教會的最高首領”的話。儘管莫爾據理抗辯，可是陪審團還是一致裁決他“有罪”，應處死刑。在審判他的法官中有新王后安妮·博林的父親、哥哥和叔叔。 ^[2] 

莫爾被判定為叛國罪，國王將肢解刑從輕改為斬刑。當莫爾得知這一消息後大聲説：“求天主保佑我的親朋，免邀此種恩寵。”這句詼諧語是對亨利八世專制暴虐的嘲諷。在臨刑前的五天時間裏，他寫好了一篇漂亮的祈禱詞和告別信。1535年7月6日他走上斷頭台，臨刑前還幽默地對司獄長説：“請幫我上去，至於下來，我自己安排好了。”這位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就這樣與世長辭了。

莫爾去世的消息震驚了歐洲。伊拉斯謨為這樣一位他讚揚備至的人的死去而深感悲痛。“他的靈魂之純潔勝過白雪，在英國從來沒有過像他這樣的天才，而且將來也不可能再有”，伊拉斯謨把他譽為“適合於任何時代的人”。即使在新教的土地上，莫爾作為叛徒的官方形象也沒有獲得信任。 ^[2] 

伊拉斯謨在莫爾生前和死後都有文字記載這位好友，這些記載反映了當時人們對莫爾的評價。伊拉斯莫在寫給德國人文主義者烏爾利希·馮·胡登的信中，把他的這位倫敦朋友奉為歐洲知識界的楷模。按照伊拉斯莫的描述，莫爾中等身材，白皙的皮膚，淺藍色的眼睛，生性愉快，衣食樸素，天生愛好友誼，愛好趣味橫生的幽默，異國的物品和珍奇的動物也是他特別喜愛的，他有着即席應對的辯才和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在宗教方面他虔誠而不迷信。

雖然英國國教的最終勝利使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在某種程度上黯然失色，但國家出版的文件恢復了莫爾更全面、更真實的畫面，為他的祝福（1886年）做好了公眾輿論的準備。他於1935年5月被庇護十一世封為聖徒，儘管這個人比作家更偉大，儘管莫爾的一生中沒有“像離開它那樣成為他”，但他的“金色小書”烏托邦為他贏得了比殉難或其它英文作品勝過百萬的東西。 ^[3] 

伊拉斯謨將莫爾描述為omnium horarum homo的短語後來被譯為“四季皆宜的人”，並被羅伯特·博爾特(Robert Bolt)的戲劇《四季之人》(A Man for All Seasons，1960年)所採用。更多的莫爾的紀念碑也被放置在倫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廳、倫敦塔和切爾西堤岸。英國天主教辯護者GK Chesterton説莫爾“可能會被認為是最偉大的英國人，或者至少是英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歷史人物”。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