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曼

托馬斯·曼(5張)

托馬斯·曼1875年6月6日出生於德國北部港市呂貝克，他的父親是經營穀物的鉅商，母親出生於巴西，有葡萄牙血統。托馬斯.曼是五個孩子中的老二，長他四歲的亨利希·曼後來也是一位著名作家。作為成功的商人，托馬斯.曼的父親作風實際，在呂貝克很有影響；而他從母親那裏則得到音樂、文學和藝術的薰陶。父親的實用主義與母親的藝術氣質所代表的二元性，成為托馬斯·曼後來文學創作的重要主題。 ^[2] 

青少年時代的托馬斯·曼並非是一個缺乏天賦的孩子，但他對於學校的課程表現地毫無興趣。他更願意致力於發展其由來已久的對於寫作的愛好，並以散文隨筆和作文的形式參與其與他人共同編輯出版的雜誌《春天風暴》。在一封保存下來的1889年的信中，當時只有14歲的托馬斯·曼在信的末尾屬名“托馬斯·曼，抒情戲劇詩人”。這反映了托馬斯·曼對於自己將來當作家這件事是很認真的。

托馬斯·曼的父親於1891年在41歲的年齡上早逝後，孩子們被指定了一位監護人。這位監護人認為，托馬斯·曼離開學校後應該選擇一個正當的職業。托馬斯·曼順從了這一意願，並且在此之後任職於一家火災保險公司。在辦公桌前的工作對於托馬斯·曼來説極其無聊和不具挑戰。

1892年，托馬斯·曼的母親遷往慕尼黑。托馬斯.曼則留在呂貝克完成大學預科學校的學業。他把大部分精力轉向了文學，他的學習成績並不理想，畢業時只得到了一箇中等文憑。

1893年，托馬斯·曼離開呂貝克前往慕尼黑。1895年，托馬斯·曼放棄了在火災保險公司的工作。

1894-1896年間，他參加了慕尼黑技術大學的歷史、藝術和文學課程。最初，他心裏想着的是選擇從事記者這一職業。中學時期的毫無目標，依然在他大學學習期間延續。

當1896年托馬斯·曼年滿21歲時成年時，他有資格從父親所遺留下來的財產中獲得每個月160到180馬克的零花錢。這樣，他就有了足夠的收入。托馬斯·曼決定從那些被動的教學活動中把自己解脱出來，成為一名自由作家。

1897年，托馬斯·曼開始他第一部長篇小説《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創作。1901年這本小説發表並立即獲得巨大成功，從此奠定了托馬斯·曼在德國的文學地位。

1905年，托馬斯·曼同卡蒂婭普林斯·海姆結婚。儘管曼對自己的同性戀傾向不是一無所知，但他選擇了壓抑剋制。他們生了六個孩子，三兒三女。除了長子克勞斯.曼，長女艾麗卡·曼也是一位作家、演員和社會活動家。克勞斯·曼和艾莉卡·曼都是公開的同性戀者。

托馬斯·曼1912年寫成中篇小説《死於威尼斯》搬上銀幕之後，引起了國際上的注視。 ^[3]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托馬斯·曼深受叔本華、尼采和瓦格納影響，充滿浪漫的民族主義思想，把戰爭看成是某種精神的淨化、解放和希望，認為戰爭可以保衞德意志的民族精神。而當時斯蒂芬·茨威格、赫爾曼·黑塞、施尼茨勒和羅曼·羅蘭都是反戰的。托馬斯·曼的哥哥也反戰，為此兩兄弟幾乎絕交了。戰爭的失敗使托馬斯·曼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變化，他成長為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此時他認為，“民主與人文主義是統一的，如果人們要遵循人文主義，就要學會人與人之間民主地相處。對於自己過去的反理性主義，他感到一生的“罪過、負債與責任”。

1919年，托馬斯·曼被授予波恩大學哲學系的名譽博士。 ^[3] 

托馬斯·曼從一個不問政治的藝術個人主義者轉向社會政治事務的積極參與者。1922年，魏瑪共和國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被年輕民族主義分子殺害，這個事件使他站出來公開表態支持共和與民主，並發表演講譴責“感傷矇昧主義從事的恐怖活動”，指出“未來的思想是人性、博愛”，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他稱自己的政治活動是想要把青年人“爭取到共和國，爭取到被稱之為民主，以及我所説的人道主義一邊來。”對此，那些“無知和沒有教養”的青年公開對他表示不滿，極端民族主義者甚至罵他背叛了德意志。

在一次演講中，托馬斯·曼曾抨擊了“種族優越”，為此惹怒了在場的納粹黨徒，迫於他們的淫威，托馬斯·曼不得不從後門離開大廳。1923年，托馬斯·曼開始了流亡生活。起初，他在瑞士生活了五年，以後又移居美國。在美國期間，托馬斯·曼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着另外一種德國的面貌，在那裏他發揮着比在國內更大的作用。他曾是羅斯福總統的座上客，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3] 

1929年，托馬斯·曼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1] 

1930年大選，納粹一躍成為得票率奇高的黨派。托馬斯·曼一直不贊同這種煽動性的政治勢力，於1930年10月17日在柏林貝多芬廳發表了被稱為“德意志致詞”的講話，他質問是否“納粹理想所要求的那種低級的，純種的，思想單純的，腳後跟行軍中啪啪作響的，幼稚聽話的，激情盪漾的真誠；這種高度的全民族的單一化在一個成熟且經驗豐富的文化民族裏，如德意志民族，真的可以實現。”除了托馬斯·曼自己的作品不合納粹的胃口之外，他哥哥亨利希·曼的進步言論，他妻子的猶太血統以及他子女公開的同性戀身份都足以令納粹咬牙切齒。目睹理性知識分子日益受到排擠、迫害，目睹曾受良好教育的德國青年在大街上跟隨納粹焚燒書籍，作為德國貴族禮儀的典範，托馬斯·曼開始採用了謾罵的形式。在他的私人書信中，開始頻繁出現“白痴”、“流氓”、“令人厭惡的小丑”、“悲慘的可憐人”、“矇昧主義的痴呆”、“奴隸的劣根性”這些詞，他用足了全部帶有侮辱性的字眼，對納粹德國及其人民“開罵”了。他在通信中寫道：“德國人民要對所發生的事情負責。因為他們並不熱愛自由，相反認為自由是一種可以完全忽視的形式。儘管遇到殘酷的幻滅，在新的恐怖的制約下，他們甚至會比在共和國的環境中，還要感覺良好和幸福。”他把這種只有國家概念，沒有人的概念的現象看做是一個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敗。他甚至認為野蠻的德國已經不配稱作“國家”，而應當稱為“白痴野戰營地”。

1935年，他與愛因斯坦一起獲得了哈佛大學榮譽文學博士的頭銜。 ^[3] 

1936年，托馬斯·曼終於從私人書信轉向公開表達：“對人類、道德及審美的無數觀察讓我確信，現在的德國政權對德國和世界都不會有什麼好處。”同年，他被剝奪了德國國籍。同時，納粹還剝奪了托馬斯·曼於1919年被波恩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稱謂。他聲明不承認那個“佔據在德國土地上的滅絕人性的統治政權”，當時的德國“沒有思想，卻又反對思想，反對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東西，反對自由、真理和正義”。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撰文譴責法西斯對德國文化的歪曲和破壞，發表《理查德·瓦格納的苦難與偉大》的著名演講，而被迫流亡國外，於1938年移居美國，1941年托馬斯·曼舉家遷往PacificPalisades（在洛杉磯/加利福尼亞附近）。加入美國國籍一事一拖再拖，直到1944年，托馬斯·曼才取得了美國國籍。

雖然他的著作在德國被查禁，他的國籍和波恩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被剝奪，但他並沒有屈服，而是以著名的公開信表明了反法西斯的嚴正。流亡期間，他積極參加反法西斯鬥爭，並堅持創作，發表了長篇鉅著《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的前三部以及《綠蒂在魏瑪》（1939）等。他曾這樣描述自己的流亡：“這令人難以忍受。不過這更容易使我認識到在德國瀰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為我其實什麼都沒有損失。我在哪裏，哪裏就是德國。我帶着德意志文化。我與世界保持聯繫，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失敗者。"

戰後德國幾家報紙推薦托馬斯·曼當任第一位聯邦德國的總統，他拒絕了。戰後，托馬斯·曼始終不肯返回德國。多年之後，托馬斯·曼才願意跟他的德國同胞重新和好 ^[4]  。

五十年代，邁卡錫主義開始在美國肆虐。而二戰後的德國分裂為東西兩個。托馬斯·曼最終選擇於1952年返回瑞士定居。他一直在瑞士客居，但經常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進行訪問，在那裏朗讀他的作品。這期間，他的作品範圍更進一步擴大。 ^[3]  1955年7月20日托馬斯．曼被確診患了血栓。治療沒能起到效果。托馬斯．曼於8月12日由於動脈硬化症在蘇黎世的醫院逝世，享年80歲。 ^[5] 

《佛羅倫薩》（Fiorenza）

從長篇小説處女作，到中篇佳作《死於威尼斯》，直至後期集大成之作《魔山》、《約瑟夫和他的兄弟》以及《浮士德博士》，死亡和疾病都是托馬斯·曼小説經常出現的主題。托馬斯·曼對於此類結局的傾向性，除了世紀之交的頹廢派文學的時代大背景外，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深受叔本華以批判理性、宣揚悲觀主義的特點的哲學體系影響。曼曾把叔本華與尼采和瓦格納一併比喻為照亮自己思想的三顆明星，在其隨筆《叔本華》中，托馬斯·曼也坦言：“初讀叔本華作品，那醍醐灌頂的興奮只有少年時初識愛情、初嘗性愛的快感能比較”。叔本華作為唯意志主義哲學的始祖，把康德哲學體系中的物自體闡釋為“意志”，而意志“本質上沒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它是一個無盡的追求”，意志的本質就是不可抑制的衝動和盲目的慾望，因此也是人生一切痛苦的根源。叔本華認為只有在死亡中才存在對意志的否定，或者當完全沉浸在藝術欣賞、藝術陶醉中，可以得到短暫的平靜和解脱。因此，托馬斯·曼筆下的療養院，作為生命意志和意志否定，即生命和疾病（半死亡）之間的灰色混沌地帶；同時也常常蔓延着藝術的氛圍，遁入其間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如進入黑洞般無法再返回曾經的世界。 ^[6] 

從創作傾向上看，早年《布登勃洛克一家》無疑屬於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家自己也説過：“英國、俄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傑出的小説家、瓦格納史詩式的舞台歌劇、福樓拜以及龔果爾兄弟的卓越技巧，對他的創作有積極的影響。托馬斯·曼謙遜地把自己的成功歸之於他的時代。 ^[7] 

托馬斯·曼以後接續寫成的幾部小説，進一步鞏固了作者的國際聲望。特別是《魔山》一書，曾被許多人讚譽為傑作。它是托馬斯·曼在完成《布登勃洛克一家》二十五年後寫成的。他在《魔山》一書裏大量的人物對話中，運用了他所積累的豐富知識。通過這種方式，作家生動地刻畫出二十世紀人們思想意識上的緊張對立狀態。文學評論家馬賽爾·萊西·拉尼茨基對此書作了這樣的評價：“《魔山》一書應歸於德國精神和德國藝術那些為數不多的高峯的行列，這種説法曾經盛傳全世界。是的，在經歷了種種的曲徑旁途之後，這種認識最終總算也來到了作者的故鄉。”這些“迂迴曲折”是當時統抬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所造成的。 ^[3]  《魔山》嘲笑了當時一般民主主義者的高談闊論，諷刺了馬志尼門徒空泛的政治詭辯。憑着藝術家的敏感，作家對日趨猖撅的法西斯主義作了公開揭露。 ^[7]  結果德國禁止出版托馬斯·曼的書籍，威脅作家的安全，因為他在許多演講和文章中，表現出一定的政治傾向性。 ^[3]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是托馬斯·曼創作的豐收期。作家的晚年可以説是幸福的。他一直保有清晰的頭腦、無窮無盡的想象力、對語言的敏感和觀察生活的睿智。這期間，托馬斯·曼寫了關於老年歌德的小説《綠蒂在魏瑪》從這部詩趣盎然的小説中，讀者重新認識了“有時是偉大的，有時是渺小的”歌德。托馬斯·曼以十年時間，完成了四部曲《約瑟夫和他的兄弟們》。這部宏篇鉅著取材於《舊約》關於約瑟夫的傳説。小説借用希伯來傳説痛撻了法西斯主義。1947年，托馬斯·曼完成了他的後期傑作《浮士德博士》，這部饒富哲理的小説，對資產階級文化作了全面的分析與批判。 ^[7] 

托馬斯·曼是一個魔術師—一位運用語言的藝術家。正如作家瓦爾特·延斯所説，這位語言藝術家最為令人信服地證實了這樣一句話：“對於一位天才作家來説，即使是最複雜的事物，也能運用語言的手段，幾乎毫不費力地加以文學再現。”托馬斯·曼常使用一些冷漠的、經過推敲的、表達填密的、不帶感情色彩的語句，這些語句還藴含一種使人難以覺察的略寓諷刺的意味。托馬斯·曼把這樣一種諷刺的手法運用到現代小説中來，這對於那些至今最具有代表性的現代小説作者來説，也不窗是一種典範。這種諷刺手法的運用，在托馬斯·曼的最後一部著作《騙子菲利克斯·克魯，爾的自白》中，尤為鮮明易見;同樣，在他的借喻性小説《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一書中，也是如此。托馬斯·曼曾用這樣一句話，對他作品中諷刺手法的運用作過解釋:“發自內心深處的笑，是世上最美的享受。”作家弗裏德利希·托爾貝克因此認為，托馬斯·曼亦是德國文學所造就出的最偉大的幽默作家之一。 ^[3] 

至於托馬斯·曼小説中的各種人物形象，《布登勃洛克一家》中的那些不尋常的，令人起敬的市民，《魔山》中的那些博學多識、侃侃而談的療養院住客，四卷長篇小説《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中的那個神秘的預言者與頑童；《騙子菲利克斯·克魯爾的自白》中的那個幼稚狂妄的流浪漢；《浮士德博士》中的那位浮士德式的多情善感的作曲家阿德里安·萊弗金，他們之所以如此栩栩如生地展現在讀者的面前，迄今仍為世界文學寶庫的一部分，這不能不歸功於托馬斯·曼的準確而又精細的觀察能力。這期間，托馬斯·曼筆下所塑造的那些人物，已為四十個國家的讀者所熟悉。托馬斯·曼1912年寫成的中篇小説《在威尼斯之死》搬上銀幕之後，也引起了國際上的注視。 ^[3] 

《布登勃洛克一家》又譯作《布登勃洛克家族》。1901年，托馬斯·曼的第一部小説《布登勃洛克一家》出版了。小説一經發行馬上就在讀者和文學評論界引起了積極的反響和共鳴。小説《布登勃洛克一家》是托馬斯·曼創作的有極大影響的作品之一。28年後，就是由於這本書的創作，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了托馬斯·曼諾貝爾文學獎。

托馬斯·曼為人爭取和平與民主的事集獻出了自已光輝的一生。他以六十多年如一日的勤勞創作，豐富了德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寶庫。他不但是卓越的天才作家，而且是和一切黑暗勢力作不倦爭鬥的人道主義者和百折不撩的和平戰士。 ^[8] 

1975年，德國某電台訪問多位作家，徵詢他們對托馬斯·曼的意見，回覆多數是否定性的。一位女作家説，托馬斯·曼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等重大事件，但他將這些經歷乾乾淨淨地排除在了作品之外。這種説法，很讓人覺得不可思議。誠然，托馬斯·曼的小説作品沒直接寫到世界大戰，但是——不知道這位女作家是無知還是無視——你能説《馬里奧和魔術師》、《綠蒂在魏瑪》不是對大戰期間德國社會政治領域雲譎波詭的反映嗎？小説之外，托馬斯·曼的文論作品對法西斯主義的直接批判還少嗎？莫非這些作品，就不算作品？此一問題，美國批評家雷納·韋勒克有一個不錯的總結：“托馬斯·曼可以充當反映文學批評與政治動亂互為依存現象的一位代表人物。” ^[9] 

托馬斯·曼去世50週年，德國總統科勒主持儀式紀念會，隆重紀念《魔山》的作者、偉大的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去世50週年。

紀念郵票(4張)

據報道，紀念儀式在托馬斯·曼的家鄉呂貝克市聖瑪麗教堂舉行，約有800位來賓出席。科勒在致辭中説：“在托馬斯·曼的作品中，可以瞭解德國文化的眾多精義，亦可看到，無論今日，還是過去，通向邪惡與毀滅的道路總是敞開着的。”

在作家誕辰100週年之際，學者探討了為何托馬斯·曼沒有弟子的問題。文學家彼得·帕斯（Peter Putz）撰文《托馬斯·曼對於當代德國文學的影響》一針見血地指出：托馬斯·曼的影響“不在於傳習而是對立”。由於無人可以跟他平起平坐，所以只能是反對他。文學評論家馬塞爾·拉尼奇（Marcel Reich-Ranicki）總結説：“不少作家稱，沒人對他們來説要比《魔山》的作者更無關緊要了－－但他們又憤怒又大概也很妒嫉，是用着顫抖的聲音這樣説的。”

托馬斯·曼堅決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一切法西斯化，不管是他的祖國的，或是任何共它國家的。他痛恨美國的法西斯化，也反對美帝國主義者舉備反蘇戰爭。亨利希·曼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流亡時所作的回憶錄《觀察一個時代》中，以“我的兄弟”為標題這樣一段話：“當我的兄弟前往美國的時候，他直截了當地説：’我到哪裏，哪裏就有德國文化。”，這句活表面上好像有點誇大，但實際上就是表示這位作家對美國法西斯文化的視蔑和痛恨。他認為真正代表德國文化的，不是德國的那一幫法西斯暴徒，而是像他自己一樣的追求進步的作家們。 ^[8] 

托馬斯·曼始終是為爭取世界和平和德國統一而努力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半期，他替對英、美兩國不迅速避開第二戰場一點力加譴責。戰後，他又以實際行動，投身於世界人民保護和平的鬥爭。他以尖貌有力的言辭發表文章和演説，號召大家爭取德國統一和捍衞世界和平。他也在斯德哥爾摩禁用原子彈的宣言上籤了名。在這個的時代中，無論發生什麼重大的事件，這位老作家總是挺身而出，發出巨大的正義呼聲。為了響應世界和平理事會的號召，他以八十歲的高齡再度回到祖國，參加席勒逝世一百五十週年紀念大會。民主德國作家和人民對他表示熱烈的歡迎，一致把他當作和平和統一德國的旗幟。德團作家協會主席約翰尼斯·具希爾在歡迎會上説，托馬斯·曼這次訪問對連通東德與西德的文化，對德國的統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8] 

托馬斯·曼還曾專門著文，對審美主義展開批判。在《從我們的體驗看尼采哲學》中，他認為尼采哲學的核心是他從叔本華那裏繼承下來的審美主義：“尼采始終是叔本華的弟子，即使在他否定了這位大師以後很久依然如此。”他繼承了叔本華的下列名言：“生活唯有作為表象，純粹加以直觀，通過藝術再現，才是一生有意義的戲劇。”即是説，生活唯有作為審美現象才有存在的理由。”“尼采是思想史上最不折不扣、最無可救藥的唯美主義者。”值得指出的是，在托馬斯·曼看來，向以天才和特異著稱的尼采的審美主義哲學其實帶有極大的普遍性，“歐洲精神用以反叛資產階級時代全部道德的第一個形式就是唯美主義”。但審美主義並不足以完成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審美世界觀對我們義不容辭要解決的問題一籌莫展。”在托馬斯·曼看來，人們恰恰應該摒棄“十足的唯美主義”，轉而追求真理、自由、正義等“普普通通的概念和理想”。面對近代以來聲勢浩大的審美主義思潮，托馬斯·曼堪稱最早的批判者。其後，無論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啓蒙辯證法》中通過《奧德修紀》中塞壬的故事對審美主義的悖論性後果所做的揭示，抑或昆德拉在《生活在別處》中對詩人雅羅米爾的批判，都可以在托馬斯·曼這裏找到精神的源頭。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