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卡萊爾

為詹姆斯·卡萊爾的次子，也是他父親第二次結婚後生的長子。父親是石匠，後為小農場主，對加爾文主義的信仰深厚，其性格和生活方式對卡萊爾有着深刻、持久的影響。卡萊爾也同樣事母至孝，十分照顧他的8個兄弟姐妹，對家庭的濃烈的親情從未減退。

曾在埃克爾費亨的鄉村小學就讀。1805年進安嫩中學上學，明顯受到同學們的欺負，1809年入愛丁堡大學。他博覽羣書，但尚未有明確的學習方向。他父親希望他當牧師，但卡萊爾越來越對這個天職產生懷疑。

他有數學的天賦，1814年在安嫩擔任數學教師。1816年轉往克科底（Kirkcaldy）的另一所學校任教。當時蘇格蘭的牧師和神秘主義者歐文（Edward Irving）正在那所學校任教。卡萊爾十分敬佩和愛戴的人極少，但歐文就是其中之一。卡萊爾後來曾説過，“要不是歐文，我根本不知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怎麼一回事”。即使在歐文去倫敦（1822）後，他們仍保持着友誼，歐文去倫敦後成了有名的牧師。

之後幾年中，卡萊爾的生活很艱辛。教學工作並不適合他，於是他放棄了教學。1819年12月重返愛丁堡大學攻讀法律。在愛丁堡的3年慘淡歲月，他很孤獨，找不到明確的人生意義。最終他放棄了當牧師的打算。他做過一陣私人家教和新聞工作，貧困孤獨，內心常處於激烈的天人交戰狀態。

約1821年他經歷了一種轉變。幾年後，他把這個轉變寫成故事《衣裳哲學》（Sartor Resartus），該書醒目的特點是非常消極──整本書中表達了對魔鬼的深惡痛絕和沒有對上帝的愛。雖然人們可能懷疑他是否真的經歷過他在書中所描寫的那些情景，但暴力肯定是卡萊爾那種扭曲的、反抗的精神的特點。在這段貧乏的日子裏，他開始認真學習德語，十分讚賞德意志文學，尤其崇拜歌德。他曾於1824年翻譯出版了歌德的《威廉‧邁斯特的學徒訓練》。同時他在這段期間居無定所，先後在愛丁堡和鄧凱爾德（Dunkeld）等地擔任過幾次短期的私人家教。

1834年他一連謀求幾個職位都沒有成功，於是攜妻遷居倫敦切恩街（Cheyne Row），從事寫作。一年多的時間竟未賺得一分稿費，他害怕有朝一日會將所有的積蓄花光。但他不甘屈服，開始雄心勃勃地撰寫歷史著作《法國革命》。他寫出一部分後拿去給穆勒（J.S. Mill）看，不料穆勒不小心把手稿燒掉了，這是眾所周知的故事。之後卡萊爾寫信給穆勒，語氣很豁達，幾乎可以説是很歡快。以他當時雄心勃勃、非常需要有一份成功的文學事業、貧窮潦倒、白白浪費掉數個月的光陰，以及他那常常憂鬱、動輒發怒的性格來看，他能以這種語氣寫信給穆勒真是異乎尋常。看來，他似乎極易對一些瑣碎煩惱之事發怒，而對於重大的、可怕的考驗反而能承受。他之所以經常心情沮喪、憂鬱，部分原因是他認為個人不幸的遭遇還不足以與他悲劇性的人生觀相提並論；於是他在緊張的研究工作中尋求解脱。他選擇的題材似乎都明顯存在非凡的戲劇情景，而這些情景正是他自己生活中所缺乏的。這本論述法國革命的書也許是他最偉大的成就。那部分書稿被毀後，他如瘋似狂般地重新投入寫作。1837年初脱稿。出版後立即獲得人們真誠的讚揚，這本書獲得極大成功，此外，多方開始邀約他去演講，如此他經濟上的窘境也就迎刃而解。

按照他視歷史為“聖經”的理念來看，他把法國大革命看作是對王朝和貴族的愚蠢和自私的報應。為支持他這簡明易懂的理念，他引用了大量寶貴文獻；在描述人物性格時，不時有感人的技巧。下列引文具有行文複雜、措辭激烈、充滿厄運的散文的特點，文體時而口語，時而幽默，時而嚴肅：......一個威嚴的國民議會展開其序幕；以無窮無盡的衝突黑幕遮蔽之；奠基在搖晃而無底的地獄上；騷亂持續不斷。時間、永恆，還有空虛都圍繞在它周圍；它做它能做之事，和讓它做的事（第二部第三卷第三章）。雖然許多讀者都為書中的那些戲劇性情景所震撼，但是他們還是為卡萊爾那預言式的長篇説教和與當代情勢的關係感到困惑，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他在《憲章運動》（Chartism，1840）一書中強烈反對傳統的經濟理論，但是把激進－進步的和反動的成分奇怪地混雜在一起。隨着《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事蹟》（1841）的出版，開始流露出他對力量的崇拜，特別是當這種崇拜結合了堅信上帝所賦予的使命的理念時。他論述了英雄猶如神（北歐神話）、先知（穆罕默德）、詩人（但丁和莎士比亞）和教士（馬丁·路德和約翰·諾克斯）、文學家（塞繆爾·約翰遜和柏恩斯和盧梭）和帝王（克倫威爾和拿破崙），也許他在處理詩人題材時表現得最好。雖然可能會剛愎自用，但他從未受流行的觀點擺佈，特別是他對但丁的分析要比別人更為深刻。兩年後，他在《過去和現在》（Past and Present）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英雄觀。該書旨在“透視........一個多少有點遙遠的世紀........希望從而或許能為我們這憐的世紀作例證”。他把中世紀修道院院長智慧而強大的統治拿來和19世紀的軟弱與混亂狀態作對比，他聲稱讚同前者，儘管他曾拒絕過教條主義的基督教，並對天主教特別厭惡。

因此這是很自然的事：卡萊爾應該致力把克倫威爾吹捧為他理想中的英國最偉大的人物典範，也洋洋灑灑寫出了龐大的《奧利佛·克倫威爾書信演説集》（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1845年還推出《詳解》。接著又於1850年寫了一本重要的著作《現代短論》（Latter-Day Pamphlets），其性格中的粗暴一面在書中特別突出。如他在論述模範監獄的文章中，他想要説服大眾：那些最殘忍、最無用的人卻在19世紀新建的監獄中得到悉心照料。卡萊爾不會説謊，但他是個不可信賴的觀察者，因為他看到的永遠是他事先就決定自己該看到的。

1857年他開始研究另一個他崇拜的英雄腓特烈大帝。1858～1865年發表《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史》。1855年4月他寫過一封信給被流放的俄國革命家赫爾岑，信中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看出他當時的政治態度。他在信中説：“普選權不管怎樣改頭換面，我對它從來沒有抱過任何幻想，而現在（如果還有可能）只能説對它抱的幻想更少了。”他還提到“由議會雄辯、自由出版和按人頭計算主宰的十足無政府狀態（正如我猜想的那樣不幸）”（引自卡爾〔E.H. Carr〕的《浪漫流亡》一書）。

不幸的是，卡萊爾從不會尊重普通人。他與基督教發生爭吵的關鍵也許就在於此，而不是為了什麼對福音的真實性的歷史懷疑。基督教過分看重弱者和有罪之人。他那狂暴的性格是由兩部分組成的：嚴肅的加爾文主義者譴責罪惡的慾望，以及天生的神經質壞脾氣。他經常為此責備自己，卻始終未能改掉。

1865年他出任愛丁堡大學校長。1866年4月就職，他的就職演説本身並不十分出色，但他在演説中大力提倡道德，因而立即獲得成功。1866年的就職講演稿以《論書的選擇》為題發表。在愛丁堡取得這次成功後不久，他的夫人在倫敦突然去世，葬在哈丁頓。卡萊爾撰寫的墓誌銘存放在教堂內。之後他始終沒有擺脱夫人去世的悲哀情緒。他又活了15年，身心疲憊、無聊，幾乎成了隱居者。期間有幾次公眾事件獲得他大力支持：他積極為因嚴厲鎮壓1865年黑人暴動而被解職的牙買加總督埃爾（E.J. Eyre）辯護。卡萊爾讚揚他“拯救了西印度羣島，吊死了一個煽動鬧事的混血兒。如果讓我當法官，我就判那個鬧事的人絞刑。”

1870～1871年爆發普法戰爭，卡萊爾十分激動。他説“德國應該成為歐洲的總統”。但這種激動的時刻很快就煙消雲散。

晚年他極少寫作。1875年寫成《挪威早期帝王史》，1881年出版《回憶錄》。後又將其妻子的書信加以編輯，於1883年出版，書名為《卡萊爾夫人書信集》。雖然人們提出將他的遺體葬在西敏寺，但是最後還是按照他的遺願，把他葬在埃克爾費亨他父母的墳旁。

1826年10月17日，他和珍·威爾斯（Jane Welsh）結婚。她非常聰明，楚楚動人，但有點喜怒無常。她父親在哈丁頓（Haddington）行醫，家境富裕。珍曾是歐文的學生，在婚前他們已相識5年。他們曾經猶豫過，也曾為錢困擾過，這些在他們來往的信件中都有記載。有趣的是，平時傲慢的卡萊爾在戀愛期間對他未來的妻子寫信時常用的竟是軟弱、懇求的語氣；婚後卻是個專橫跋扈、難以相處、動輒發怒的丈夫。儘管他們十分相愛，但婚姻卻是充滿吵架和誤解。卡萊爾的摯友都認為卡萊爾是性無能。

婚後初期，卡萊爾夫婦大部分都住在鄧弗里斯（Dumfriesshire）郡的克雷根普托克（Craigenputtock）。卡萊爾為《愛丁堡評論》撰稿，並寫作《衣裳哲學》。此書出版後大獲成功，但起初找出版商卻是非常困難。此書文筆辛辣、幽默，把自傳和德意志哲學奇妙地混雜在一起。其主題是：人類最深刻信念的各種理智形式已經死亡，必須尋找適應時代的新形式；但這種新的宗教體系的知識內涵是很難懂的。作者曾説“要用新的神話、新的媒介和衣服來具體表達宗教的神靈”，但他從未能清楚説出這該是什麼樣的“新衣”。

英國曆史學家和散文作家，主要著作有《法國革命》（3卷；1837）、《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事蹟》（1841）和《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史》（6卷；1858～1865）。

他的人生態度：我們沒有能力去阻止已經發生的事情，但我們卻有能力去改變已經發生的事情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接受已經發生的，改變可以改變的。

《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業績》（On Heroes and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等。

托馬斯·卡萊爾的經典語錄

1.思想是人類行為之本，感情是人類思想的起源；而決定人類身軀和存在的乃是人類無形的精神世界。

2.世界上最神秘的莫過於時間，那個無始無終、無聲無息和永不停止的東西，叫做時間。它像包容一切的無際海潮，人們和整個宇宙好似漂泊海潮上的薄霧，像幽靈那般時隱時現。

3.一個人首要責任是征服恐懼。人們必須擺脱恐懼，否則一事無成。一個人不把恐懼踩在腳下，那麼，他的行為就是奴性的，不真實的，而且是華而不實的；他的思想是虛偽的，他所思所想也如同奴隸和懦夫……總之，要無所畏懼，一個人戰勝畏懼的程度將決定他是怎樣一個人。

4.歡笑是以真誠和憂傷作為基礎的，正像彩虹要以兇猛的暴風雨作為基礎一樣。

5.我所説的宗教信仰，是指一個人實際上信仰一個事物（這種信仰甚至不必向自己起誓許願則已足夠，更不必向他人表白）；是指一個人實際上銘記心靈深處的事物；而且能確切瞭解他與這個神秘世界的至關重要的關係以及他在這個世界中的本分和命運。這對他來説，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首要的事情，而且創造性地決定其他一切事物。

6.苦難只是一個體驗性的話題。它通常只對穿越苦難長廊的人，才講出自己最深層的涵義。凡穿越苦難而又獲取其涵義的人，差不多都已經具有了在苦難中使生命獲得昇華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他們可以用恬淡的微笑和平安的心靈，來抵制、甚至嘲笑和譏諷苦難世界對他們的威脅。然而，獲取這種能力的人，並不一定是那些聲名顯赫的思想家或哲人，他們常常是那種泥土般質樸的人。

7.科學已經為我們作出了許多解釋，但它還是淺薄的知識，因為它掩蓋了偉大、深沉、神聖而不可知的無限領域，這個領域人們永遠不能滲透，任何科學對此也顯得非常膚淺。

8.雄辯是銀，沉默是金。

9.《過去與現在》：使一個人悲慘的不是死，是活得可憐，而不知為什麼；是工作得筋骨痠痛而無所得；是辛酸，疲憊，卻又孤立無援，被冷冰冰的普遍的自由放任主義緊緊裹在中間；是整個一生都在慢慢死去，被禁閉在一種不聞不動，無邊的不正義之中。

10.可以説服世界的人，可以統治世界。

11.生命不止，奮鬥不息。

12.書籍——當代真正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