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驄

1933年，戴驄出生於蘇州。1950年，戴驄畢業於華東軍區外語大學俄語專業。

1949年，戴驄參加解放軍，歷任 解放軍華東防空司令部俄語譯員，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蘇聯語文學及亞非拉文學編輯，上海譯文出版社《外國文藝》雜誌編輯、編審。 ^[2] 

1956年，戴驄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戴驄加入中國作協。 ^[1] 

2020年2月7日7時，戴驄在上海去世，享年87歲。 ^[2] 

譯著《論文學的人民性》([蘇]奧澤洛夫著)、《靈感與技巧》([蘇]英貝爾著)、《新的潮流》([拉脱維亞]烏比特著)、《美納漢·曼德爾》([猶太]肖洛姆·阿萊漢姆著)、《阿赫瑪託娃詩選》[俄]、《蒲寧散文集》[俄]、《十月革命》([俄]諸詩人合著)、《世界觀與創作》([俄]赫拉普欽柯著)、《普加喬夫》([俄]希什科夫著)、《哈扎爾辭典》([塞爾維亞]米洛拉德·帕維奇著)、《金玫瑰》([蘇]帕烏斯托夫斯基著)、《日出之前》([蘇]左琴科著)、《克萊採奏鳴曲》([俄]列夫·托爾斯泰著)、《蒲寧文集》(5卷本，譯4卷)、《貴族之家》、《羅亭》([俄]屠格涅夫著)、《蒲寧散文精選》、《布爾加科夫文集》(主編4卷本)《紅色騎兵軍》（[蘇]伊薩克·巴別爾）《敖德薩故事》等。 ^[3] 

曾獲得俄羅斯政府“高爾基獎”。

1987年，新聞出版總署因其為出版事業作出貢獻授予榮譽證書。

2005年，中國翻譯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證書。 ^[1] 

譯著《敖德薩故事》面市

舊作《日出之前》將再版———

“人家都説您譯的蒲寧是最好的。”

“謬讚！謬讚！”

“有人説，僅憑您翻譯的‘巴別爾’，您就可躋身大翻譯家之列。”

“巴別爾？他的書，我都是在廚房間翻譯出來的。”

———這位曾把帕烏斯托夫斯基、蒲寧、阿赫瑪託娃、左琴科、巴別爾等重量級俄羅斯作家帶給中國讀者的人，就是年過七旬的翻譯家戴驄。 ^[4] 

我帶着敬重翻譯的，是左琴科。敬重，主要源自他的身世。

他青年時代曾患過精神憂鬱症，希望從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來尋找精神憂鬱症的根源。為此，他寫了《日出之前》，從童年時期開始回憶，從這裏面去尋找精神憂鬱症的根源，或者説探討。但心理問題的探討，總歸要牽扯到人生之大遇。他毫無掩飾地把心理活動也寫出來，儘管這些心理活動很正常也很純潔，但後來成為了他獲罪的理由之一。

這部小説遭批判以後，他的夫人説，他被嚇破了膽。一些好朋友一下子就成為敵人。前蘇聯那個時候吃飯要用糧票。他被前蘇聯作家協會開除後，就沒有飯吃了。妻子是他的女秘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也沒了。靠侄子一個人的“定量”過日子。

約到上世紀40年代，其他作家才提出恢復他作協會員的身份。重新入會以後，他的生活稍微安定了一些。有個英國大學生代表團訪蘇，提出要見阿赫瑪託娃和左琴科。阿赫瑪託娃來了，左琴科在前蘇聯作協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後也來了。

英國的代表團問及早先蘇政府關於他們批判的決議是否正確，阿赫瑪託娃説是正確的，便相安無事。左琴科説不，説不能同意這個決議，還説如果同意這個決議就不是蘇維埃人。一陣批鬥過後，他自己主動脱離了作家協會。

又過了些日子，一個出版人找到他，左琴科正幹着皮匠活兒，在那裏修鞋子。找他的人説要出版他的文集，左琴科説，什麼文集啊？誰寫過文集？然後就繼續做他的皮匠活。

我翻譯他的作品時，熱淚盈眶。為一個率真的人這樣的遭遇，更為他那份自己保存的完整的人格。

2005年歲末，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蒲寧文集》，蒲寧重要的詩歌、遊記及短篇小説一併收入，還有他一生所寫的四部中篇和唯一的長篇。“長篇《阿爾謝尼耶夫的青春年華》，也是在家裏的廚房間翻譯出來的。”戴驄告訴記者。這個老頭，緣何有在廚房翻譯的“癖好”呢？

“出版社分了我兩套房子，兩個外孫女佔領了我的卧室；老伴身體不好，兩度重病，死裏逃生，來了點打麻將的小愛好，把我另一個房間給佔了。”那套空着的房子，也來了“闖入者”。“她反客為主，佔了房子，還要遙控整個家庭怎麼運轉。”———“闖入者”是他的女兒，出國後回上海任外企駐華代表。

最後，戴驄“選擇了廚房間，就在廚房間的桌子上搞神聖的、我自以為神聖的文學翻譯事業”。他對記者如此描述自己的工作狀態：“一邊是孩子的吵鬧聲，一邊是我太太的麻將聲，在吵鬧聲和麻將聲的交響之下，我開始翻《敖德薩故事》。”

在他看來，“廚房間很親切的，這是我戰鬥過無數次的地方。廚房間很温暖，有熱水器、有煤氣灶。灶頭是很重要的。在俄文裏面，灶頭代表着家庭、代表着生活、代表着生產、代表着生命。要洗手很方便，喝茶，斜對面就是飲水機。一平米見方，這逼得我儘可能少地去找參考資料，也是發揮我潛力的辦法。我真擔心，別哪天把我從廚房間拉出去，我一本書也翻不出來。” ^[4] 

1933年，戴驄生於蘇州。其祖父早年曾留學日本，外祖父是蘇州最早的自由黨派創始人，他倆都是當地有名的書法家。父親是國民黨的高官，因工作需要常轉戰南北，中學時代的戴驄就接觸到俄羅斯文學。他原名戴際安，戴驄是筆名，取字“青驄馬”。“一種很普通、很平凡的馬，但它能吃苦耐勞。希望我在文學翻譯的路上也是這樣。”上世紀50年代，“讓我們搞文學翻譯，是領導對我們的賞識。他給你一個選題，你回家去翻吧，翻出來後拿一筆稿費。對於翻譯什麼，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利，除非你是已經非常有名的翻譯家。”

接着，“文革”的浩劫來了。此前，出版社的資料室是不對普通員工開放的。但在“文革”後期，資料室根本沒人管。整天閒雲野鶴、無所事事的戴驄，經常進去轉轉。“裏面有許多內部讀物、歐美報紙雜誌，乃至原版的當代外國文學書籍。”就在那兒，他“邂逅”了蒲寧。“我渾身為之一震。原來俄羅斯現代文學中，除了卓婭、舒拉、保爾、奧列格之外，還有我所未曾見到過的世界，還有我所未曾讀到過的把人作為人來描寫、細膩地觸及人性因而令人迴腸蕩氣的小説。”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戴驄説，自己的文學翻譯事業，這時候才真正開始。“作為一個外國文學編輯，他可以把他的知識和見解化為選題、化為出版物。”戴驄翻譯了蒲寧的短篇小説《中暑》和《從舊金山來的先生》，同時又譯介了長期被前蘇聯批判的愛國女詩人阿赫瑪託娃的詩歌。

戴驄説，他只“翻譯自己願意翻譯的作品”，只翻譯他“引為同類作家的作品”，並且盡力譯好。走過那一特殊歷史階段，他所認為的教訓就是，要研究和同情被人家損害的人。“翻譯左琴科、阿赫瑪託娃、蒲寧的東西，是反思的結果，試圖探討真正的人性是什麼。國人和前蘇聯人遺忘的角落、忽視的角落，甚至被蔑視的角落，我會去那裏看一看、找一找，看能否覓得值得被介紹的東西。” ^[4] 

天下大歸大，每人一隅，夠了

譯散文集，別人説這集子意義不大，他覺得在理，便放棄。

譯諷刺小説，完成一半，逢前蘇聯解體，意義不再如初，他就此罷筆。

出版社邀他翻普希金長詩，被拒絕。“要翻普希金，那我青年時代起就要好好學，品味他的精髓，再去找漢語詩的表現方式。可前面的工作我沒有做。拿本字典，就別人三種譯本，取長補短，就變戴驄的了？”

翻譯之餘，也寫寫雜文。別人勸他寫下去，再加上“譯後記”弄本集子。他沒幹。“兜售自己的作品？不好意思。”

出版社給他的稿費，他視作是給孩子們的冰棍錢。總有緣由，讓他放棄“冰棍錢”。但他無憾：“好不容易有了自己選擇的自由，一定要選擇自己喜歡的。”

改革開放前，工人一月工資30元，他幾個月譯一部書便可稿費上千。那個年代，他不懷念。“寧可不要經濟上的優越，也要翻譯上的自由。”

如今，雖被尊為翻譯大家，稿費最高也不過千字八十。“稿費標準，受多方面制約，恐怕不是我們單相思可以解決的。”他打趣説，“文學翻譯者是弱勢羣體，但能作為羣體存在就很好。怕就怕，前面那個‘弱’字還在，但‘勢’沒了。樂隊裏，吹嗩吶的人，誰不知道自己是跑龍套的，但他喜歡啊。”只要出版社肯出他翻譯的書，只要讀者願意看，他就滿足。

除了文學，戴驄也不知道自己還喜歡什麼。“我喜歡機械，但只會破壞，不會創造。”鐘不走了，只要他拆，忙活半天，零件準還是散的。

文學作品中，“幾十年如一日”的喜好，是《聊齋》。“每天睡覺前，都要和美麗的狐狸精見個面。”他戲言，妻子肯讓他每晚看《聊齋》，是因為自己給了妻子打麻將的空間。“天下大歸大，每人一隅，夠了。”

“人總是失去一些，得到一些。”戴驄説。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