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鏡元

戴鏡元（1919—2008.4.3），福建永定人。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曾任共青團永定縣委書記、中央軍委二局研究員。參加了中央蘇區反“圍剿”和長征。後任中央軍委二局股長、處長、副局長。1939年出色地完成了偵察任務，獲毛澤東題詞嘉勉。1948年任中央軍委二局局長兼政委。在遼瀋、淮海、平津等戰役中，所部受中央軍委傳令嘉獎。建國後，歷任中央軍委技術部部長、中共中央機要局副局長、中共北京市東城區委書記兼區長、總參謀部三部部長。是中共七大、十一大代表、十二大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

1929年5月轉為中共黨員，任共青團永定縣委書記。

1931年12月調任共青團龍巖縣委書記，翌年春調任共青團連城縣委書記。1933年春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次年10月參加長征，任中央軍委某局黨支部書記。1935年2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隨李克農(中共代表團團長)、錢之光一起到洛川與張學良、王以哲進行會談。同年4月隨周恩來、李克農在延安與張學良再次舉行會談，仍負責機要工作。兩次會談，為後來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基礎。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中央軍委某局科長、處長、第一副局長、代局長，某局黨總支書記。1945年春，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央軍委某局局長兼政委、某局黨委書記。1949年4月出席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同年9月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央軍委某部副部長、中央軍委某部部長、中共中央機要局副局長、中央軍委總參謀部某部部長、中共總參三部委員會書記。當選為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著有《長征回憶》《從洛川會談到延安會談》《深切懷念敬愛的良師摯友克農同志》等回憶錄。

總參謀部某部原部長、副大軍區職離休幹部戴鏡元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8年4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王剛、劉淇等分別以不同方式對戴鏡元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對其親屬表示慰問。

戴鏡元同志遺體告別儀式，於2008年6月18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東禮堂舉行，與此同時，在戴鏡元同志的家鄉永定縣岐嶺鄉竹聯村，也將舉行弔唁儀式。

戴鏡元是福建省永定縣人，1928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歷任共青團福建省永定、龍巖、連城縣委書記，中革軍委二局黨支部書記、研究員、參謀、股長，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徵。抗日戰爭時期，他歷任軍委二局副科長、科長、處長、系主任、副局長等職，參加了平型關等戰役戰鬥的情報保障任務。解放戰爭時期，他歷任軍委二局代局長、局長兼政治委員，中央後委委員、軍委總情報部副部長、軍委技術部部長、中央機要局副局長，中共北京市東城區委書記處書記、區長等職，參加了中原突圍、進軍大別山、遼瀋、平津、淮海、渡江、進軍西南等戰役戰鬥的情報保障任務，為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貢獻。

戴鏡元同志對祖國和人民無限忠誠，對黨的事業無比熱愛，數十年來，他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我軍技偵情報事業的發展英勇奮鬥，忘我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建立了不朽業績。

戴鏡元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我軍技偵情報工作創始人之一、技偵情報戰線傑出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第七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一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中共中央保密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保密委員會副主任。 ^[1-2] 

新華網北京8月5日電(記者黎雲 )90歲的老紅軍戴鏡元一生傳奇：毛澤東主席曾為他題詞：“步步前進，就是步步勝利！”中央軍委將繳獲的阿部規秀的大衣獎勵給他……

在偵聽戰線戰鬥了一生的戴鏡元，從紅軍時期就一直在中央領導身邊工作。

“我們是帶着罈罈罐罐倉促出來的，一路上抬着笨重的充電機。”1934年10月，在中央軍委電台做譯電員的戴鏡元淚別中央蘇區。

當時中央軍委代號“紅星縱隊”，電台代號“第四分隊”，戴鏡元是支部書記。

長征中，電台承擔着通信聯絡和偵聽敵軍情報任務的重要作用，關係到紅軍的生死存亡，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特別關愛。

湘江之戰，部隊損失慘重。“紅星縱隊”急行軍5晝夜，仍然沒有擺脱追兵。下午2時多，電台分隊到了一個只有四五户人家的村子，戴鏡元和戰友們利用休息時間架起天線偵聽敵情。炊事員卻在一邊為做飯掉眼淚——部隊急行軍沒有補給，早就斷糧了。

誰也沒想到，毛主席的管理員提着三隻肥大的母雞，滿頭大汗地跑來：“主席給你們送雞來了。”

戴鏡元説：“我一聽，眼淚馬上就嘩嘩地下來了。”

1935年6月，隊伍快到達川西天全地區時，遭到6架敵機的輪番掃射，報務員雷永通的小腿被炸開一個銅錢大小的洞，鮮血直流。

毛主席當時就在不遠的地方，馬上把自己的擔架調了過來給雷永通。長征途中，紅軍行軍作戰情況和敵人一天的情報要到晚上才能收集彙總，所以毛主席常常在夜裏工作，中央特地為他準備了擔架，以便他在行軍中可以休息。

“我們哪能要主席的擔架，但主席命令我們收下。”戴鏡元回憶説，一直到雷永通可以騎牲口了，才把擔架送還毛主席。

戴鏡元説：“那時候真是苦啊，過草地的第三天晚上，我與幾位同事在傾盆大雨中戴着斗笠，把包袱墊塊小油布放在膝蓋上當桌子，一直偵聽到天亮。”

那個夜晚，戴鏡元凍得手腳發麻，毛筆也被凍住了。每寫一個字他都得把毛筆伸到嘴裏呵一口熱氣，手一哆嗦就捅到嘴上或臉上，弄得滿臉烏黑。

“整整7天7夜的草地生活，行軍的時候我們跟着走，停下來就架天線工作，完全是靠意志支撐着。”71年後，説起那段歷史，戴鏡元擺擺手，不願意多講。

1933年春，我調到中央軍委某局，從此就在毛主席、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副主席等身邊工作。當時毛主席正受排擠，已離開軍隊，在地方做政府工作。福建事變時，我們對蔣介石調兵的情況，瞭解得一清二楚，甚至哪個部隊什麼時候從哪裏經過都知道。可是李德、博古就是不讓打。劉伯承總參謀長看到這麼好的時機不讓打，還發了脾氣。但那是無濟於事的，後來，還被貶為五軍團參謀長。從這個時候我就想，看來機要工作只是一個工具，沒有英明的統帥來使用，恐怕很難發揮作用的。 ^[3] 

強渡湘江後的第二天，我們在山邊的一個小村子裏休息，突然看到毛主席的管理員手提三隻母雞，跑得滿頭是汗，邊跑邊喊：主席叫我給你們送雞來了！ ^[3]  原來，毛主席知道我們在這裏休息，特地叫管理員從後面追上來送雞。 ^[3] 

我們常常跟着毛主席、朱總司令、周恩來副主席住在一個村子裏，一起宿營。 ^[3]  我們一位報務員腿部炸傷了，毛主席知道後，馬上把自己的擔架讓給他。 ^[3]  報務員一直坐了幾個月，直到傷口基本痊癒，可以騎牲口行軍時，才把擔架送還毛主席。這位報務員叫雷永通，建國後在南京海軍政治學院工作。 ^[3]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壩召開攻打鼓新場的作戰會議，並擴大了幾個軍團長參加討論。

作戰計劃得到了許多人的積極響應。鼓新場雖是黔北重鎮，但先前的情報顯示，駐守鼓新場的是黔軍的“雙槍兵”，遠不是紅軍的對手。

然而毛澤東堅決不同意。通過分析電台破譯的敵軍情報，毛澤東已經敏鋭地感到蔣介石正在暗中向鼓新場一帶調兵遣將。

當日23時，會議還在進行，突然傳來敵軍聯絡的信號，正在值班的戴鏡元一下興奮了起來——敵人果然掌握了紅軍的動向，在打鼓新場佈下了口袋。

戴鏡元拿着情報就往毛澤東的住處跑。凌晨2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放棄進攻計劃。周恩來感慨地説：“如果我們貿然打鼓新場戰役，必然造成紅軍重大損失，後果不堪設想啊！”

“紅星縱隊”渡過金沙江後，在江畔的幾個石洞裏設立了渡江指揮部。前有大江擋道，後有追兵，唯一的渡江工具是6條勉強可用的木船，正確的情報將決定紅軍的生死存亡。

“我們與‘瞌睡蟲’作鬥爭，一刻不停地抄收情報，困了就輪換着到江邊用冷水洗頭。”戴鏡元説。

根據電台抄收的情報，毛主席準確地推算出了敵軍抵達金沙江畔的時間。中央紅軍2萬多人依靠6條木船，經過9天9夜，從容渡過了金沙江。

1935年5月10日，就在紅軍渡江後的第二天，國民黨部隊匆忙趕到，望江興嘆。後來5軍團排演了一出話劇《一隻破草鞋》，寫的是敵人到了金沙江沒追上紅軍，只撿到一隻破草鞋的故事。

“四渡赤水、二佔遵義、巧渡金沙江和強渡大渡河，我們都為中央提供了重要情報，毛主席讚譽我們是‘長征路上的燈籠’。”戴鏡元説。

跟電波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戴鏡元上世紀80年代從總參某部部長的崗位離休，在香山的寓所裏安度晚年。他家客廳的桌子上，擺着總參某部送他的離休禮物——一個工藝盤子，上面刻着16個字：“無形戰線、無名英雄、無私奉獻、無上光榮。”

戴鏡元（1919--2008），福建永定人。我軍第一代無線電偵聽人員。毛澤東主席曾為他題詞“步步前進，就是步步勝利！”中央軍委將擊斃的日寇中將、“名將之花”阿部規秀的大衣獎勵給他；朱德同志曾將斯大林送的望遠鏡轉送給他 ……這都是為了表彰他在情報戰線上作出的成績和貢獻。

抗日戰爭爆發時，戴鏡元只有20來歲，但已是我軍著名譯電員。他所在的中央軍委二局，多次成功破譯日軍情報。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荀壩召開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會議，並擴大了幾個軍團長參加討論。作戰計劃得到了許多人的積極響應，就毛澤東一個人堅決不同意。連日來，毛澤東通過分析電台破譯的敵軍情報，敏鋭地感到蔣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場一帶調兵遣將。

當晚11時，會議還在進行之中。電台中突然傳來敵軍聯絡的信號，正在值班的戴鏡元一下興奮了起來，截獲的情報正是國民黨滇、川、黔軍的行動情況。敵人果然掌握了紅軍的動向，在打鼓新場佈下了口袋。

周恩來感慨地説：“如果我們貿然發起打鼓新場戰役，必然造成紅軍重大損失，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啊！”

1939年11月，為報復八路軍的抗日行動，日軍對我晉察冀邊區進行清剿掃蕩，指揮官就是被日本新聞媒體誇耀為“山地戰專家”、“名將之花”的日軍中將阿部規秀。

“日軍的火力非常強，戰術也好，我們把敵人圍住了，但衝鋒幾次都拿不下來。”此時，戴鏡元在延安的八路軍總部，負責對敵人電報的偵聽和破譯工作。他敏感地發現，日軍在黃土嶺地區頻繁地發報和收報，立即組織人力偵聽日軍電訊。

“破譯出來以後，才知道原來有個日軍中將被圍住了，日本鬼子很着急。我馬上就通知了楊成武。”戴鏡元説。楊成武正指揮部隊擔負主攻任務，接到情報一看，這還了得，堅決不能鬆口，不惜代價非要啃下這塊硬骨頭。

八路軍剛剛繳獲的幾門小迫擊炮發揮了重要作用。幾發炮彈下來，阿部規秀命喪黃泉，成為抗日戰爭中，在中國戰場上被擊斃的日軍軍銜最高將領。

1941年初，當阿部規秀的軍呢大衣和指揮刀轉輾送到延安後，毛澤東看了非常高興，隨着派人把阿部規秀的軍大衣送到距離延安30多公里的安寨，作為獎品獎勵給軍委三局局長戴鏡元(福建永定人)，並説：“前方的英雄，離不開後方的無名英雄，就把這件大衣獎勵給戴鏡元同志吧!”以表彰戴鏡元在破譯日軍情報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楊成武部能相繼取得“雁宿崖”和“黃土嶺”戰鬥的勝利，這與戴鏡元的情報部所提供的準確情報是有極大關係的。 ^[8] 

抗日戰爭初期，國共兩黨實行統一戰線、共同抗日。戴鏡元截獲了一份日本的密碼電報，併成功進行了部分破譯。其結果讓人大吃一驚，這份被部分破譯的電報顯示，日本正在密謀一項重大軍事行動――偷襲美國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海軍基地珍珠港。

中共中央立即將情報通報給國民政府。“聽説蔣介石對此很重視，馬上組織了國民黨的幾家情報機關，連夜對電報進行破譯。”戴鏡元説，很快，破譯結果就迅速地反饋給美國政府。

但這個重要的情報並沒有引起美國軍事當局的重視。“他們根本不相信中國能搞到這樣的情報。”戴鏡元説。

不過，另外一份同樣是被戴鏡元和中央軍委二局截獲的情報，使美國人嚐到了甜頭。1943年4月13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為鼓舞日軍士氣，決定到肖特蘭地區巡視，並於當晚發出電報：“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於4月18日親自巡視巴拉爾島、肖特蘭島……因天氣不佳則順延一天。”

這份電報被中共中央軍委二局截獲後，同樣通告國民政府，並通知了美國軍方。

這一回，美國軍方不敢怠慢，根據中方提供的情報內容，立即做好戰鬥準備，山本五十六當場斃命。“日本人一度迷惑不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戴鏡元回憶，事後，美國軍方也採取了許多迷惑手段，使日本人相信山本座機被打掉，是偶然碰上的，而不是因為情報的泄露。

在戴鏡元的一生中，周恩來是他最為尊敬的師長和領導者之一。從紅軍時期開始，周恩來同志就一直負責情報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進攻延安，中央機關只留下精幹人員在陝北堅持活動，其餘人員被分散和隱蔽起來。周恩來把戴鏡元叫到延安，當面指示他帶隊跟隨中央前委行動，顯示了中央對他的高度信賴。

1975年，鄧小平接見戴鏡元時，稱讚他解放戰爭時期情報工作做得好，對敵人情況瞭解得很清楚，情報非常及時、準確，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記者讓他談談，都有哪些事情，戴鏡元不肯説。記者告訴他説，如今很多事情已經解密，戴鏡元卻説：“解密了，也不能從我嘴裏説出去。” ^[4]